論卦,分析,探討,易之秘密.(不占,志在論易,)

九州龍吟

五行学说认为宇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物质构成的，宇宙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包括人在内)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太上化道度世仙经》中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乃造化万物，配合阴阳，为万物之精华者也。”

第二节 五行的特性

　　《尚书·洪范》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木，具有生发，条达的特性。火，具有炎热，向上的特性。土，具有长养、化育的特性。金，具有清静、收杀的特性。水，具有寒冷、向下的特性。

　　先天五行顺序：金、水、木、火、土，概取自河图。

　　后天五行顺序：金、木、水、火、土，概取自洛书。

第三节 五行的生克

　　五行学说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又促进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规律。相生，含有互相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相克，含有互相制约、克制和抑制的意思。

　　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五行生克图：


五行生克图

　　相生相克，象阴阳一样，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中的平衡与协调。没有相生就没有相克，没有相克，就没有相生，这种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反相成，互相为用的关系推动和维持事物的正常生长、发展和变化。“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而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类经图翼》）

第四节 亢乘与反侮

　　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失常，则事物的协调性便遭到了破坏，从而出现反常的变化现象，在自然界则表现为自然灾害，在人体则表现为疾病。

　　五行之间的反常现象，主要是“亢乘”和“反侮”。

　　亢乘，物盛极为亢太过。凡事物亢极则乘。乘，乘虚侵袭，强而欺弱，相克太过。

　　反侮，五行中并不只存在着顺克，有时也会出现逆克，如旺克衰，强克弱的现象。如：土旺木衰，木受土克；木旺金衰，金受木克；水衰火旺，水受火克；土衰水旺，土受水克；金旺火衰，火受金克，这种逆克，叫反克也称反侮。反侮，反过来欺侮。

第五节 五天五方五色五帝

　　古时把天划为东西南北中五天。
　　东方天，木炁所主，色青，属青龙位，司春，由青帝所管。
　　南方天，火炁所主，色赤，属朱雀位，司夏，由炎帝所管。
　　西方天，金炁所主，色白，属白虎位，司秋，由金帝所管。
　　北方天，水炁所主，色黑紫，属玄武位，司冬，由黑帝所管。
　　中央天，土炁所主，色黄，司四季，由黄帝所管。



第六节 五行物象归类

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五色 白   青   黑   赤   黄
五位 西   东   北   南   中
五时 秋   春   冬   夏   长夏
五气 燥   风   寒   热   湿
五味 辛   酸   咸   苦   甘
五脏 肺   肝   肾   心   脾
五贼 怒   喜   哀   乐   欲
五德 义   仁   智   礼   信
五窍 鼻   目   耳   舌   口
五志 魄   魂   志   神   意
五养 臭   色   声   味   饮食
五欲 欲臭 欲色 欲声 欲味 欲饮食
五音 商   角   羽   徵   宫
五声 哭   呼   呻   笑   歌
五液 涕   泪   唾   汗   涎
五元 元情 元性 元精 元神 元信
五物 鬼魄 游魂 浊精 识神 妄意
五牲 犬   鸡   豕   羊   牛
五星 太白 岁星 辰星 荧惑 镇星
河图 四九 三八 一六 二七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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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汉武帝以前用天干地支纪年； 从汉武帝到清末，用皇帝年号加天干地支纪年； 民国初期用民国诞生时间来纪年兼或使用公元纪年， 民国以后广泛采用公元纪年。

一、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亦称“天干”。
   甲、丙、戊、庚、壬，为阳天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天干。

   十天干由来起源于太阳系的十大星体。它们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的顺序也蕴含着万物从萌芽到成长，到兴旺，到衰退，到消失的全过程，这十个字的原本含义是：“甲”就是“铠甲”，指万物冲破其“甲”而突出的意思；“乙”就是“轧”，指万物伸长的意思；“丙”就是“炳”指万物茂盛的意思；“丁”为“壮”，指达到“壮丁”的时候；“戊”为“茂”字，指事物繁茂的意思；“己”为“起”字，指万物奋然而起；“庚”为“更”字，指万物更新的意思；“辛”为“新”字，为万物一新的意思；“壬”为“妊”字，为万物被养育的意思；“癸”为“揆”字，万物萌芽的意思。

   十天干化合：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戊癸合化火。天干的合化如同自然界中的事物遇到另一种事物后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可以用化学反应来做个比喻，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了水。

   十天干相冲：甲戊相冲，乙己相冲，丙庚相冲，丁辛相冲，戊壬相冲，己癸相冲，庚甲相冲，辛乙相冲，壬丙相冲，癸丁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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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中、酉、戌、亥，为十二地支，亦称“地支”。
   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

    十二地支。《尔雅·释天》中讲， “岁阴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月。同样十二地支的顺序也蕴含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子”就是“孽”，表示万物繁茂的意思；“丑”就是“纽”，是用绳子捆住的意思；“寅”就是“演”，指万物开始生长的意思；“卯”就是“茂”，指万物茂盛的意思；“辰”就是“震”，指万物震动生长的意思；“巳”就是“已”，指万物已成的意思；“午”就是“仵”，指万物已过极盛之时，又是阴阳相交的时候；“未”就是“味”，是万物已成有滋味； “申”就是“身”，是万物初具形体的意思；“酉”就是“鲍”，指万物十分成熟的意思；“戌”就是“灭”，指万物消灭归土；“亥”就是“核”，指万物成种子的意思。

    十二地支配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二地支二合局：子丑合化土，寅亥合化木，卯戌合化火，辰酉合化金，巳申合化水，午未合化土

    十二地支三合局：申子辰合化水局，亥卯未合化木局，寅午戌合化火局，巳酉丑合化金局

    十二地支三会局：寅卯辰会木局，巳午未会火局，申酉戌会金局，亥子丑会水局

    十二地支相冲：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

    十二地支相害：子未相害，丑午相害，寅巳相害，卯辰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十二地支相刑：子卯相刑为无礼之刑，寅巳申为恃势之刑，丑未戌为无恩之刑，辰午酉亥为自刑

    十二地支暗藏：子宫癸，丑宫己癸辛，寅宫甲丙戊，卯宫乙，辰宫戊乙癸，巳宫丙戊庚，午宫丁己，未宫己丁乙，申宫庚壬戊，酉宫辛，戌宫戊辛丁，亥宫壬甲

    天干地支配五行方位：甲乙寅卯东方木，丙丁巳午南方火，戊己中央土，辰戌丑未四库土，庚辛申酉西方金，壬癸亥子北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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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干：乙、丁、己、辛、癸
阳天干：甲、丙、戊、庚、壬
阳地支：子、寅、辰、午、申、戌
阴地支：丑、卯、巳、未、酉、亥

五行与干支
天干金：庚、辛 地支金：申、酉
天干木：甲、乙 地支木：寅、卯
天干水：壬、癸 地支水：子、亥
天干火：丙、丁 地支火：巳、午
天干土：戊、己 地支土：丑、辰、未、戌

地支与时间(小时)对照表
23 ─ 1点 子时
1 ─ 3点 丑时
3 ─ 5 点 寅时
5 ─ 7点 卯时
7 ─ 9 点 辰时
9 ─ 11点 巳时
11 ─ 13点 午时
13 ─15点 未时
1 5─ 17点 申时
17 ─19点 酉时
19─ 21点 戌时
21─ 23点 亥时

12生肖与地支对应歌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和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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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土革，木石金。与丝竹，乃八音。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元曾。乃九族，而之伦。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彀梁。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王，称三王。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堕。逞干戈，尚游说。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兴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义之，国乃改。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于金，皆称帝。太祖兴，国大明。

　　号洪武，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十六世，至崇祯。阉乱后，寇内讧。

　　闯逆变，神器终。清顺治，据神京。至十传，宣统逊。举总统，共和成。

　　复汉土，民国兴。

　　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昔仲尼，师项□。古圣贤，尚勤学。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缀。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若梁□，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

　　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蔡文姬，能辨琴。谢道□，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人遗子，金满嬴。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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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从很大的文化方面来说，中国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南方的文化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四川就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是介于南方和北方文化中间的一个系统，既有北方的厚重，又兼有南方思想的飘逸。孔孟的思想厚重深刻，老庄的思想灵动潇洒，即使佛教在中国传播两千年的时间里，乃至禅宗，也有地域方面的特色。以前有这样的说法，“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就中国的禅宗而言，四川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出现了马祖道一、圭峰宗密、德山宣鉴、圆悟克勤等一批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世界禅宗史上，都非常有影响的优秀人物。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易在蜀”，真正《易经》的根源、重心、秘密往往是在巴山蜀水之间。我们现在说的《周易》，源于陕西，后来的“汉易”主要是在河南一带。讲周易的正统好象与四川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真正去看有关《易经》的经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汉之间的杨雄，很有名的辞赋家，他写了一部《太玄经》，这是他自己搞的一种“易经”，至今很少有人看得懂。《易经》的六爻，用六条杠来表示，而他的太玄，是用四条杠来表示，这在易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大家知道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有“周易”。“归藏”易基本上没有流行的，市面不知道，只是史书上记载了那么一笔；“连山”易也只是史书上记载了一笔；但是，实际上在四川还保留有“归藏”易。南北朝的时候，北周武帝“灭佛”前，有一个四川的和尚（后来成为了道士），名字叫做卫元嵩，成都附近的人。他写了一部经叫做《元苞经》，《易经》六十四卦中首卦是乾，但是在《元苞经》里面首卦是坤，以坤为首卦，“荒、莽、莫、默，隐彰坤德”，在中国道教派的易学系统里，这是另辟蹊径的一个门派，不是官方易，是民间的，属于道教里面的易，很深刻的。现在知道“归藏”易的人很少，知道《元苞经》的人就更少，不过四川中医学院有一批教授， “医易同源”嘛，正在努力地研究《元苞经》的密意，想把它和人体科学、中国的中医医学结合起来，研究一番。当然，宋以来的官方易是程朱“易”，二程的易学来源还是四川，他们叔父（还是父亲程珦？）在四川广汉当县令的时候，他们两兄弟十五六岁，大概是现在中学生的年纪，在街上见了一个卖簸箕的篾翁，做竹器的，另外还遇到一个挑粪的老头子，粪叟，大概地指点了他们一下，使他们在青年的时候对《易经》就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们对《易经》的发挥就成为了明清以来的官方易学。当然在四川还有“苏氏易”，苏老泉、苏东坡、苏辙三夫子对易的理解，当然这个易学当然在官易之外。因为在北宋后期党争厉害，苏东坡两兄弟被打入另册，直到南宋初期还没有平反，所以“苏氏易”一直被埋没在“程朱易”的光辉之外，而不得张扬，所以世间知道“苏氏易”的不多。但是如果有雅兴看苏东坡的“易”，包括他们父子兄弟的“易”，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程朱理学”里所没有的一些精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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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我简单从禅和易角度对四川的人文给大家做了一点简单的介绍，更不说司马相如、李太白、苏东坡等等文化的渊源，因为我生长在成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是人文环境很好。有那么一种学风存在，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跟很多老先生打交道，跟很多老和尚打交道，确实是很舒服。那个时候，我当知青，一无所有，虽然我刚开始是红卫兵，但是不闹革命，是个不闹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当了知青，到田里去干活我也是偷懒的，为什么？一下乡的时候，就遇到海灯法师，那时候他在四川威望还是很高，人们不怎么知道他的佛学，只知道他的一指禅闻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灯法师那儿不愿意学武术，那个时候年轻，也就二十岁，心高气傲，匪气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学了武术的话，可能要到外面提劲打把、惹是生非，那不安全，既然见了这么一位大禅师，就应该向他学佛法。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只教武术，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绍给本光法师。本光法师何许人也？他也是北大的历史系的，大概1925年到了北大，他本来家学渊源，他父亲是川北的学督，相当于川北教育局的局长。他家学渊源很深厚，年轻的时候到北大读书，也受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洗礼，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参加共产党。二七年张柏林把李大钊杀害，他也是被通缉的对象，当时由四川同乡会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这样他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和尚。本光法师二八年在天童寺受戒，然后回到北京，在柏林佛学院读书，在那里他和遍能和尚是同学（遍能和尚是四川乐山乌尤寺的长老），而且也是同年，都是1906年生的。北京佛学院毕业之后，本光法师又去了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本光法师也很奇特，他从宁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时候，有一个很奇特的因缘遇合，在浙江萧山，他遇到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的先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孙中山的战友。



　　那个老太太是方山易学的传人，方山易是什么呢？学佛的人都知道唐代的李长者，《新华严经论》的作者，写四十卷《新华严经论》，把华严经和《易经》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用《易经》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来阐述华严经，弄的很好。到明朝的时候李贽（《焚书》的作者）在《新华严经论》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简编成了一册《华严合论》，大概只有两三卷，那真是非常的精道。



　　那个时候，我在江油有海灯法师，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师，于是根本就不闹革命，也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乎天天跟在这几个老和尚身天，亲近他们。尽管大家都没有钱，那个时候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时间，像我们现在，如果要亲近哪一个老和尚，比如你到一诚老和尚那儿去，能有跟他一起待五分钟时间吗？能够泡两个小时吗？本焕老和尚、佛源老和尚、净慧老和尚那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老一代的长老们，哪有时间陪你？第一，他们年龄大了；第二他们的徒弟太多，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接受徒众们的参请，没有时间和精力，现在谁能和这些老和尚泡上三天三夜，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即使你供养个一千万，他们也未必有时间来陪你，为什么呢？这些长老们年龄都大了，身体都不好，要他们陪着你聊上三天三夜，哪有这么好的事呀？没那么好的事。我们那个时候接触这些老和尚的时候，海灯法师是六十来岁，本光法师也是六十来岁，他们都是在精力最旺最盛的时候，我们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没有票子，但有的是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他们也愿意把他们所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的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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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灯法师那儿，我不学武术，学了一些指导禅修的理念，这几十年很受用。本光法师是我学佛的启蒙法师，“读大学”的老师也是他，“研究生导师”也是他，因为他九一年才圆寂嘛，从六九年到九一年亲近他二十多年。我认识贾老是在七四年，但真正亲近他是从八三年开始，一直到九五年贾老圆寂，算是我的“博导”，也是二十多年。我记得我跟本光法师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讲佛法，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老同志在这儿嘛，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年轻人肯定记不住了，我们老先生们应该记得住，文化大革命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那个时候大家都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打开第一则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1969年我皈依本光法师的时候，他就有这么“胆大包天”，就敢篡改毛主席语录，在皈依中说：领导我们学修的核心力量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指导我们修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般若经》、《华严经》、《易经》三巨典。那个时候如果消息传出去还有脑袋吗？那肯定没有脑袋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老和尚，老一辈的有这样的胆识，敢于这样教化，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入木三分，他的教法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入骨入髓呀。在那个时候，严格来说没有什么妄想，升官？哪有官升呀？当官的都被打倒了，都成走资派了，造反派横行，哪有当官的？第二点，关于发财，那个时候都是穷社会主义，“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也没有发财的机会，根本就没有妄想可打；那个时候也谈不上谈恋爱，一无所有，穷的叮当响，去谈恋爱的胆子也没有，也没有这个资本，人也丑，身上穿的也烂，又不知道讲卫生，跟头陀一样，我还有一些以前的照片，怒发冲冠似的，那头发又长又脏，毡窝子一样的。



　　在四川还有一些学易的，如肖光远、李耳余这个系统下来的“易”；刚才我讲的《元苞经》，王云舍老先生传承的就是道家冲虚派的这个易经门派；“来氏易”，来瞿唐来知德的，这儿书店都应该有卖的。这些都是四川的，我都有所耳闻。我跟本光法师接触二十多年，感受很深，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唯识学的大义、般若中观的精义、华严的体系、禅宗的修持、禅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师都一一做了交代，涉及到渐修、如来禅乃至于祖师禅。



　　本光法师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说，儒家、先秦诸子、孔孟老庄荀这些都要学，法家的韩非、商鞅这些也要学，《史记》、《汉书》、《三国志》这些要学，资治通鉴这些要学，唐诗宋词要学，金瓶梅、红楼梦要看，乃至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也应该学，马克思、斯大林的要学，特别是斯大林的，为什么学斯大林的呢？因为斯大林的东西有极高的斗争艺术。毛泽东思想更要学，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当代中国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但这个不是学林彪，老先生当时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他说你们别犯傻，去学老三篇，什么《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这些不要看，你们要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等这样一类的文章，这些是大智慧的文章。



　　正因为如此，当年这些善知识特别是本光法师给我奠定了综合的国学基础，孔、孟、老、庄、禅、整个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学。因为本光法师毕竟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跟梁漱溟先生的关系很好。他一生最推崇两位，一位是章太炎先生，一位是太虚大师，这两位被本光法师认为是他的根本依止师。正是因为这种渊源，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对哲学史学都很留意，对文章之道也很留意，所以后来我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尽管无书可看，当时在监狱里一呆就是八年，好在有这样的基础，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个僻静处，细嚼慢咽地反刍一样，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们受到的教育、获得的一些知识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的体会。这八年监狱的生活相当于闭关八年，没有妄想可打，到那里就是死心塌地去干这个事。如果不玩这个的话就有可能得精神病，不是精神亢奋就是精神颓废，好在那个时候跟这些老先生学易经、学佛学、学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论。

九州龍吟

当年在本光法师那儿打了一卦，是“大过”卦，大过的卦辞说：栋挠，利有攸往。“大过”象辞是：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独立不惧”，一个人呆着，别怕，什么都不怕。“遁世无闷”，隐遁在山林里面，不管你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也好，把你放在一个无人之处，但是心胸无闷，《易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遁世无闷”，乾卦的初九爻“初九，潜龙勿用”里面也是“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遁世无闷”是我们作为下层处于困境的时候，安守本分的一个绝招。如果我们处于困境、逆境的时候，不能固守本份，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阶级斗争激烈得时候，“地富反坏右”只要安于“地富反坏右”的位，一三五拿板凳学习政治、改造思想，二四六拿扫帚到街上去扫大街，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赎自己在旧社会犯下的“滔天罪行”，只要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敢于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很吉利的，共产党会给出路，还是有一碗饭吃的。如果你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地主，那你完了，天天专你的政，天天批、天天斗。这个叫做守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监狱里面，尽管可以说是最阴暗的绝境，但是一样有生机，一样有朝气，充满了活力，一点没有怨言，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怨言。从二十六到三十三岁这八年在监狱里坐了八年牢，我没有一点怨恨之心，现在做梦梦到那个地方，甚至觉得很美，那时候在“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劳改队里面，的确很好玩，雪山草地，草原牧场，青山绿水的，现在那里成为摄影家的天堂。



如果这里有川西高原旅游指南的话，可以看到新都桥农场，这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虫草一分钱一支，现在想买一支虫草多少钱？可能翻了千倍不止，十块钱可能还不能买到一支。不过，那个时候，一个月总收入才两块钱，吃喝拉撒睡一个月三十天只有这么两块钱，你想天天吃虫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劳动改造，什么叫 “舍我我所有，除掉一切贪”，什么叫“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才算是有所体会。当年我们做知青的时候在海灯法师那里说：“法师，您给我们讲金刚经、讲坛经吧？”海灯法师当时说：“你们，还不行，还没有那个份儿。让你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你现在当知青，从来不下地干活，怕苦怕累，怕脏怕臭，哪能相应？你们是处处生心。”结果后来到了监狱里面、到了劳改农场里面，那真正的是与毡粑打成一片、与高原打成一片、与牛粪打成一片。在上肥料的时候，我背一个大背篼，监狱里一起在猪圈里干活的同伴拿一个大洋铲，那个时候冬天里猪粪和人粪尿都会全部结冰，需要先用铁镐敲碎，然后用铲子放进背篼。那个大背篼差不多八十公分的口径，我那时候很瘦小，才一百零几斤，用洋铲把冰冻的粪土放到背篼里面后，整个脖子里面、头发里面、脸上、裤腰带上全是猪粪，开始的时候是粪冰，粪冰化了就成为粪水。就这样一背一背地把粪冰粪水背到田里面去，完全与粪便打成一片，没有嗔恨心，没有厌恶心，一点分别心都没有，真的是不可思议。现在如果要谁到厕所里面下去滚一圈，可能谁都不愿意，给一万块钱很多人也不愿意，也不敢下去，那个时候我们就下去。饮食方面也没有分别心，内地的人根本吃不惯那儿的糌粑，如果有酥油还好些，但是在高原糌粑和酥油算是高级食品，老乡都没有酥油，更何况犯人呢，更没有酥油啦。吃的就是大萝卜、大白菜，还有洋萝卜，是一种甜菜，用来喂牛羊的一种高原变种甜菜，一年四季就是这些，有时会有一点土豆。秋天还好一点，有一点新鲜的蔬菜，冬天、春天、夏天基本上是吃干菜。那时生活很苦，在饮食上打不了什么妄想，只有受之。用《中庸》里孔夫子的话来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就这样，自己的心性无形之中得到了料理，这个可不是书本上所说，天天打坐、天天念经、天天观想等所能达到的收获，境界完全不一样。南怀瑾先生的一个师弟李自申先生，也是维摩精舍的，前年坐化去世的，早上起来喝了口茶，那时是冬天，他穿了件大衣，坐在沙发上，打了一个盹，七点钟左右，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没动静，当时，他有几个学生在那儿，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叫道：“老师，吃饭啦。”结果没有反应，一摇他的身子，身子软软的，仔细一看，才知道老人家已经走了。我后来很感慨，就写了一篇《忆维摩精舍诸老宿》，介绍除了南怀瑾先生之外的维摩精舍诸师兄弟是怎么走的，可以说都很精彩，这篇文章网上可以找到，大家可以去看看。李绪恢先生是南怀瑾的师兄，是当年四川省高等文官考试的榜眼、第二名，隆莲法师那次是状元，隆莲法师大家应该知道吧？李绪恢先生后来在民国时期的四川省政府里面当秘书，又当过遂宁县的县长，在《维摩精舍丛书》里面有他的介绍，袁焕仙老夫子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不过，到了解放后，这个老先生没有办法了，也成为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还是只有“一三五拿板凳、二四六拿扫帚”的份。好在他的医术很好，经常给人家看病，拿现在的话说叫做无证行医，他的医术很好，是四川火神派的。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请他调理脾胃，当时刚从高原上下来，在监狱里呆了八年，脾胃不是很好。他手到病除，药很灵，人也很慈悲，最初看病就是两毛钱一张处方，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一张处方就是一块钱。给一块钱，他给你看病，非常仔细，一天看三五个病人有三五块钱，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富裕了。你想想那个时候每个月有一百多块钱，那的确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是很牛的，他老人家大概是九二年走的，晚上十一点钟还在给病人看病，来了一两个病重的病人。到了第二天早上，老太太叫他，当时他还伺候老太太，每天三顿饭都是他亲自做，买蜂窝煤、烧火做饭等都是他做，八十六七的人，每天还是继续伺候老太太，伺候他的子女们，那天早上老太太发脾气了，都九点了，怎么还不起床做饭，我肚子饿了，叫了几声没有人应。后来他女儿过去看，说到：“哎呀，老爸都走了。”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是安然睡化，没有给家里人带来一丝麻烦，给亲人没有一点拖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走。

九州龍吟

熟悉维摩精舍的人都知道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袁焕仙老先生手下，“一棒三大士”，通禅、通宽、杨光岱。杨光岱在灵岩打七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什么都不知道，正好撞上了。当时袁焕仙他们在都江堰的的灵岩寺打禅七，杨光岱连什么是“打禅七”也不知道，只是听说这里比较好，他们都去沾沾法喜。有一天他去小便，那个时候没有抽水马桶，在寺庙里面住，还是要跑到外面厕所去。突然，有一条狗扑过来，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就那么一下，他明心见性。当时袁焕仙老先生打了一个禅七，就有三个开悟的，真是了不起。我见到杨光乃老师，乃至后来他亲近他，感觉他也是非常了不起。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差不多七八十岁了，我见过的，只有两个人的眼神是内视的，一个是虚云老和尚，一个是杨光岱老先生。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的禅修的确视令人赞叹。他后来得了肝癌，别人得了肝癌会痛得死去活来，但是他没有一点痛苦相，眼睛和面目表情永远是安详的，一派祥和，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赤贫状态，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钱供养，但还是想方设法地给他找一点好药，弄一点人参补一补之类的，但是现在想来也没有用，他也不吃。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你跟他打交道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基本上不去医院，走的时候也很安详。



前不久，李更生老先生也走了，九十七岁，去年年底走的。中风半年，半身瘫痪，左半边瘫了，但是思维非常敏捷，辩才无碍，显密圆通，他在西藏呆过多年，五十年代随解放军入藏，当医生，在平叛的时候腿上挨了炮火。五十年代后期他退休回家，作为“荣誉军人”退养在家，吃国家的养老金，伤残军人嘛。几十年学修如一，这种精神非常令人感叹。



不止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他们“享受”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是在书斋里面、不是在富贵乡里“说法”。所以，这样的体验，对于法的体验，对于烦恼的体验，对于如何转烦恼成菩提的体验，就很实在，就很深刻。我见了那么多老先生，包括现在的佛源老和尚、净慧老和尚、一诚老和尚等，他们这些没有一个神神怪怪的，，都是以正知正见示人。我们说学佛的人学什么，就是八正道。佛在世的时候，就谈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们想一想，我们平常学习佛法时，是不是真正思考过八正道的教法，很多人追求怪异，追求神秘，哪里有神秘主义，就觉得哪里很好玩。我一辈子不喜欢神秘主义，当时在高原上跟我一块儿劳动的，都是活佛喇嘛，一百多号活佛喇嘛，吃喝拉撒睡好多年，没有看到谁有什么神秘的，都是平常人，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现出了“本来面目”。大家以“本份”相见，真正的“本份”相见，这也是破除迷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破除迷信，这算是真正收到了效果。毛老人家的无上钳锤，的确是使很多的修行人得益。所以当年文化大革命拆庙子的时候，把出家人赶出庙门，很多居士在本光法师面前哭，也有些出家人去哭，“哎呀，怎么办啦？佛像也打了，庙也封了，不许住了，袈裟也不许穿了，怎么办啦？”在本光法师面前痛苦流涕，本光法师说：“你们犯傻呀，你们愚痴啊，这个就叫无常，这个就叫般若，这个就是佛法，有什么哭的？没有什么可哭的。你们要从这里边看到无常，从无常里面体会到般若，再继续提升到智慧，你们要有应酬这样的能力，有承担这样的力量，这样，你们的修持就算有火候了。”听到老法师这样开示，很多居士似懂非懂的，但是我在一旁听到就很受用。我所亲近的这一批善知识，他们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把他们的学、把他们的修、把他们的养，毫不保留地教给了我，使我自己在学修的这么四十年的过程当中，没有去犯傻，基本上没有走什么弯路。后来在贾老那儿，贾老是以本份示人，纯粹的禅宗。与本光法师“法术”很多不一样，贾老那儿就是一味禅宗，“只此一味，别无他法”，而且在向上提持盯得很紧。再加上维摩精舍的另外几位老菩萨，李自申、杨光岱、李绪恢、李更生，当然还有很多(,都对我帮助很大)。现在因为南先生在外面名气很大，所以到成都来追维摩精舍得人很多,非常火，但是他们都来晚了，很多老一批的人他们见不上了。所以现在到成都寻访维摩精舍故事的人，基本上是找不着了,除了一位，就是袁焕仙先生的女儿,袁淑平老师还在,但也是一个快九十的老太太了，中风在床上，未必会接待谁了。所以现在要寻访维摩精舍的故事，只有我还能够知道一些，叫王绍藩来说, 他也说不出个什么，因为他跟成都这一批人不熟悉，也不认识，很多老先生和他没有什么来往，他也说不清楚。

九州龍吟

我学佛的这么四十年，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当时因为毛泽东六八年底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我们立刻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奋不顾身地到农村里面去了，正是这个因缘，让我跟海灯法师有这个佛缘，真是要感谢毛老人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贾老在文殊院四川省佛教协会内讲《六祖坛经》，当时我是总招待、总接待、总侍者，招呼应酬全是我的事。每次开讲的时候，用个偏三轮，是自行车加一个斗做成的，我在商店里面当搬运工的，蹬三轮车的技术很高，但是不能把公家的三轮车拿出去用，自己就在自行车上加一个斗，把贾老从家里载到文殊院里去讲课，课讲完后又把贾老送回去，就这样干了两年。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当时，四川省佛教协会要修《四川省佛教志》，贾老推荐了我，一共两三位人，因为我是一个快手，高峰的时候我用笔一天写一万多字也不累，可以收早工。本光法师给我们讲《易经》、讲《华严经》的时候，我是完全用笔记下来的，他老人家用口讲，语速不是很快，比我现在说话的节奏稍慢一点，贾老说话比我现在的节奏快一点，本光法师讲课，我们作笔录，那个时候做到了一字不差、一字不错地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贾老的录音也是我给他整理的，很完整地整理下来了。



我跟这些老先生的交往和学习，有一个体会，他们没有“怪力乱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逆境之中，他们拿什么来养自己的身心性命？全是老祖宗、祖师爷留下的那些心法，佛家的、儒家的、道家的那些心法，来滋养自己这么几十年艰难的日子。在他们身上，没有现在所谓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这个供养、那个供养的，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供养呀？他们只是偷偷地、悄悄地，在茶馆里面、在公园里面、或者躲在家里面，说上几句话，或者写一段文字，悄悄地让我们看了，然后说：“赶快背下来，背完后就烧掉。”仿佛搞地下秘密工作一样。如果这些老先生活到现在，那个个都是“法王”、个个都是“超级金刚上师”了，要受无量供养。但是他们全是在困苦之中度过了中年和晚年，正是这种环境下，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言教、他们地身教就给了我很深的启示。所以我的这么几十年，也从来不说怪力乱神，一说怪力乱神我就要跳出来的。当年我第一个跳出来揭露四川某“大师”，因此这位“大师”还说要派杀手来杀我，他可是“超级大师”了，海外一些法王是他“册封”的。他是我们四川一个大骗子，比我还小几岁，吹牛吹得脸不红心不跳的，不过现在成了国家的通缉对象。很多吹牛的、吹有神通的，基本上是骗人的，我多年来在四川都是以揭穿宗教界的骗术闻名，我不买那些帐，堂堂正正的，正正规规的。有人问我，佛法大还是王法大？我从来都说王法最大，我们不能离开王法，所以净慧老和尚也经常强调，佛教和世间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尊重王法、顺从王法。这是老佛爷的戒律里面规定了的，并没有说当王法和佛法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抛弃王法，要坚持佛法。不，这个就恰恰犯糊涂了，我们要尊重王法和顺从王法。本光法师在给我们授皈依的时候说：“顺随世间正法，与时俱进，有一定的职业养活自己和家人，不做高官厚禄之想。”在六九年他就说要顺随世间正法，与时俱进。什么正法？他老人家说，“历史上孔孟是正法，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正法，你就不能与之抗衡，你就必须服从它，如果不服从它，就会给自己带来灾害、祸害、麻烦。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一句‘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注意，“当今皇上”！你不能与“当今皇上”对抗，与“当今皇上”对抗你不是自讨苦吃嘛？而且还惹社会动荡不安，众生跟着受苦，那不好。所以真正学修佛法的人是最强调和谐社会的，最讲和谐的。咱们北京城故宫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个殿，以前是最高的政府机构、最高的权利机关，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突出 “和”字。

　　《易经》乾卦里面有“保合太和乃利贞”，故宫三殿名称的来源是《易经》里面的乾卦。所以要讲个“和”字，当年袁老太爷给南怀瑾先生写有一封信《示通禅》，现在的版本是《示南怀瑾》，南先生当时在峨眉山的大坪寺当和尚，因为他看到南先生对待周围的人很严厉，老夫子来告诫他，“律人严，众必减”，如果要求周围的人过于严格的话，你的眷属就会减少；“律己严，过必远”，对自己要求要严，要求自己要严，要求别人要宽。“律己严，过必远；律人严，众必减。”我就顺着袁老太爷这一句话作了一个下联：“与心和，神自全”，自己要养和气、养喜神，自己要和自己的心灵打成一片，“与心和”，自己与自己的心和谐；“与境和，事自圆”，要与环境打成一片，与环境和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自然会圆满。所以，“与心和，神自全；与境和，事自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要注意这点，佛者，觉也、觉悟嘛。佛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并不是说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最有意味的事就是释迦牟尼的老爸净饭王要去世了，想他的儿子，希望他能回来看自己，如果以我们通常的想法，老佛爷的爹病了，老佛爷要回去，给加持一下，灌一下顶，吹一口气，他爹肯定没有病了，发发功，他还可以继续活一千年。我们平常学佛人是不是这么想的？释迦牟尼亲自去看他爹了，无上的菩提道还不给他灌下去，他爹还不要活一万岁呀？实际上，释迦牟尼回到父亲身边，跟他爹说：“诸行无常呀，有漏皆苦呀，你还是安心去吧。”他老人家说的还是“三法印”，没有什么神叨叨的，给你灌顶，给你加持，你就能活一万年的，吹一口气、发一点功等等，没有这些，那些都是糊弄人的。现在我们学佛人的头脑一定要清醒，拒绝别人的忽悠，特别要拒绝佛法里面种种莫名其妙的忽悠。除了“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其他没什么了，还有什么神奇的呀？这些是照妖镜，正法邪法就在这些方面来看，如果离开了这些那就不是正法，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心明眼亮。以前我基本上是跟老头子们打交道，老头子们都可以作为我的父辈，甚至比我父辈还要高上半辈，那些老先生很多都是一九零几年的，然后有一九一几年的，南怀瑾先生是一九一七、一八年的，我最早接触的那一批人大都是一九零零、一九零六、一九零七、一九零八这些年代出生的人，当然也有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人。我爹是二十年代的人，我是四十年代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跟我接触的全是年轻人，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颠过来了。我也喜欢和年轻人玩，小的时候跟老头子们玩使自己成熟一点，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知识、智慧尽早地接受过来，现在跟年轻人玩，享受一点年轻人的朝气，使我别那么老，这个也是互通共享。

九州龍吟

总之学佛要得正知正见，这个正知正见就是“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很简单，要自信、自悟。我觉得一部《金刚经》、一部《坛经》对于学佛来说已经够了，当然，还想丰富一点，看看《法华经》,看看《华严经》这些也不错，有雅兴再看看《瑜伽师地论》也很好。参禅的人把《五灯会元》和《指月录》细细地去参。



　　所以，我在讲信心铭的时候，就提到要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上去，以唐宋祖师为师。因为毕竟经过了一百多年佛教的断代，严格来说，明清到现在这两三百年，中国汉地佛教极其衰微，“师家乏人”啊。只是到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乃至顺治年间，才有“明末四大高僧”。清代初期的那一批，如玉琳国师等，到了雍正皇帝，称之为邪知邪见，不承认他们。满清皇帝大封“呼图克图”，提高了藏蒙喇嘛的地位，汉地僧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当时达赖班禅的地位相当于藩王的级别，这些喇嘛的地位比蒙古王公的地位还要高，库仑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也是一样的，毕竟在内蒙古只有一个章嘉活佛，在外蒙古只有是一个库仑活佛，但是王公数以百计，你想想谁的地位高？汉族的僧人算什么呢？更算不得什么了。封了一个玉琳通琇禅师，汉人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玉琳是国师，很得意。（注：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另外，还有木陈道忞，也是顺治皇帝封的，皇帝接见了他，封了一个禅师，就被认为是国师。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一巴掌全给打倒，说他们统统没有见道，并对江南的禅僧们说：“你们这一批人到北京城来，朕要与你们‘本份’相见，如果能说得过我，我就承认你们，如果说不过我，就要重新学，别在外面招摇蒙混。”雍正皇帝这一招太利害了，汉地僧人谁会上北京去找皇帝理论禅法呀？雍正皇帝的这一道圣旨，把整个汉地丛林的威风一巴掌就压下去了。雍正皇帝编过《御选语录》，写过他破参的自我介绍，他是在章嘉活佛加持下开悟的，因此真正地尝到了顿悟的滋味，不然，差点被汉地的僧人所忽悠了。雍正皇帝这样一道圣旨，这个汉地的佛教就完了，两相比较，一高一低，喇嘛们的身份高了，汉僧的身份低下去了，这一低就是二百多年。就是一个县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更何况皇帝呢。唐宋的时候都有很多例子，黄龙慧南多了不起呀，一代禅宗祖师，在庐山他住持的庙被火烧了，当地县官一样地把他抓到监狱里关起来，要治他的失职罪。黄龙禅师在监狱里面绝食，关了几个月，弄了一身病，骨瘦如柴。他的徒弟真净克文这些，到处去托关系，到京城里去托关系，后来才把他放出来。黄龙慧南是骨瘦如柴，真净克文抱着师傅哭，甚至还在菩萨面前祷告：“减我十年寿，让我师傅多活十年。”黄龙慧南禅师从监狱里出来后，却骂他们，你们犯傻，你们愚痴呀，坐牢是很自然的，我的庙里失火了，官府追究我的责任、治我的罪理所当然，尽管火不是我放的，但我是方丈，当然我是有责任的，你们哭什么？你们哭就是愚痴。



　　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不少，祖师大师坐监狱。大家知道，紫柏尊者在万历年间被锦衣卫投在监狱里面，北京城里，最后活活被打死，这个明末四大高僧中的顶尖人物呀。憨山大师更不得了，但也一样被流放，剥去袈裟，流放雷州，到雷州半岛一流放就是十多年。你说你神通，你有什么神通？他们为什么不现神通？在王法面前没有神通，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学禅宗的人最佩服圆悟克勤的徒弟大慧宗杲，但是大慧宗杲在出家人里面是主战派，反对秦桧的投降主义，一样地被秦桧剥去袈裟，流放到衡阳，后来继续流放到梅州。大慧宗杲多了不起的人物呀，可以说在南宋时期没有人超得过他，是最优秀的禅师、最有骨气的禅师，在大藏经里面，《大正藏》、《续藏》，他的语录有四十卷，还有很详细的年谱。我们细细去看这些历代祖师，的确可以使我们破除很多迷。

　　总之，我们要正信佛法，不要迷信佛法。还要注意佛法与世间的和谐、与王法的和谐、与自己身心的和谐，所以学佛应该学到这个份儿上，会比较踏实、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如果离开了这些，那就不适，所以《华严经》的十玄门，佛土与秽土融通、诸佛与众生交彻、显密不二、一多不二、过去未来不二、贫穷富贵不二、生死不二、烦恼菩提不二，都可以在此得到极好的发挥，开我们的眼界。当时我曾想写一部佛教里面的相对论、庄子里边的相对论，现在眼睛不太好，也不想动心，也不想去操心，这些题目就留给年轻一点、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来做，如果这里有年轻人想写类似论文的话，我愿意给他们一些思路和指导，看看佛教里面的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什么同，有什么异，包括庄子里面的相对论。



　　很多人搞中国哲学史说，庄子讲的叫机械相对论，哪里有什么机械？真正的相对论，当之无愧的相对论，但是这个相对论是褒义的，不是贬义的，不是那种简单的哲学范畴里面里面的。当然，佛教谈不二，现在又在谈相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学修上把它打开，把它提升，如果能明心见性更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能让我们在世间的思维修上的智慧有大的提升，以别于常人，否则你学佛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那就体现不出来，当然学佛不仅仅十学知识，学文化，主要要落实在修行上。



　　什么叫做修行？就是对自己的身语意三业有所规范、有所优化，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这个就很好了，我认为这样的学佛就很不错了。我四十年学佛其实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就是平常心，平常人，做平常事。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说这么多。

九州龍吟

摘要：在易学史上，郭璞素被目为方士术者流，而摒弃于易学家队伍之外。殊不知，郭璞正是通过其易占活动，为发展中国易学尤其是易象数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了给郭璞正名，本文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结合郭璞寒微的身世和坎坷的际遇，指出易占是郭璞参政议政、实现济世志的中介，占卜活动成了其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远非一般方士术者所能比。一是结合《晋书》本传及郭璞著作，对郭璞的易学渊源作一番深入的考证。笔者认为，从大的范围来说，郭璞承袭了古易《归藏》、《连山》以及《周易》，《归藏》亦赖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得以保存若干材料；从小的范围来说，郭璞祖尚汉孟喜、焦延寿、京房易象数学，兼习费直易义理学，直承魏管辂种种术数法，俨然成为晋代一名擅长术数的易象数学大师。

    在中国文化史上，郭璞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不仅为发展游仙诗、山水赋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为发展训诂学、神话学立下汗马功劳。故他在学术界素有诗人、辞赋家、语言学家、神话学家之桂冠。但，自古至今却无人目之为易学家，“正统”的易学家把他打人方士术者流，对其显赫的易学成就更不屑一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晋代易学史原生态运动的认识和把握。鉴此，笔者在钻研郭璞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史乘，考察郭璞的易占活动，辨别其易学渊源，发掘其易学思想，弄清其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庶几有助于对中国易学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限于篇幅，本文只就郭璞的易学渊源作一番考证。至于郭璞的易学思想，笔者将另撰文介绍。
    在考察郭璞易学渊源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郭璞的生平际遇，弄清易占活动在郭璞政治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公元276年，即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卒于公元324年，即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享年49岁。郭璞出身寒门庶族，其父郭瑗在西晋时初任尚书都令史。据段熙仲考证，在刘宋朝令史官不过七品，禄不及四百石，位在郎下。令史有如后代的书吏，在官府中担任抄写、起草文件之类的冗务。而两晋社会承袭了曹魏九晶官人法，取士用人注重门阀，“上品无寒门，下晶无庶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在政治、经济以至文化方面确保了高级士族世代不易之特权。贫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寒门与世族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两晋历代统治者谁都不想去填平它。这就注定了郭璞一辈子不可能获得高官显职。故他虽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到江南投奔东晋新王朝，但因他不属于南渡的诸大士族(王、谢、桓、庾等)之列，故始终不得朝廷重用[1]。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件事，是晋明帝司马绍在东宫时(即当太子时)，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郭璞亦以才华卓异见重，埒于温、庾，为时人所赞誉。可是司马绍当上皇帝后，温、庾二人都被擢升，先后执掌朝政，而郭璞却被冷落一旁，屈居下僚。司马绍何以不重用郭璞呢? 《晋书》作者以为这是郭璞自身的原因：“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晋书》本传)，从古到今都有人持这种看法。但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郭璞的行为失检点。众所周知，魏末两晋社会玄风大炽，所谓名士文人，大都反对儒家的传统和礼教，一味追求任诞旷放的生活。使
在达官贵人中，亦不乏此种人。其放荡狂妄的程度，与郭璞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仕途[2]。这说明，行为放荡不羁，乃晋代上层社会的——种时尚，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纵容和默认。因而《晋书》作者所称郭璞的“嗜酒好色”，也决非是其仕途偃蹇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乃是东晋皇帝重门阀，重出身。东晋王朝是草创于江左的新政权，面临着权力的再分配。南北诸大土族都觊觎着为数不多的显要官职，这就产生了“僧多粥少”的问题。晋元帝、晋明帝尚且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以致叛乱迭起，哪里会想到出身于寒门庶族的郭璞呢?
    此外，郭璞之所以终其生无法跻身于重臣之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统治者眼中，他乃一介方术之士，属社会末流，不能登高堂殿宇，否则有损朝廷声誉[3]”。故终其生不过是军阀王敦府下的一名幕僚。这跟汉武帝把大学问家东方朔视为插科打诨、消愁解闷的俳优，何其相似乃尔!
    上述这些情况，决定了郭璞在仕途上不可能飞黄腾达。这对自幼接受儒家经典教养、素有济世大志的郭璞来说，不啻是沉重的打击。他痛苦愤懑，却又无可奈何。晋元帝是他的相知、同龄人；晋明帝与他有布衣之好；先后执政的王导、温峤、庾亮，又是他的老上司、挚友。碍于情面，他没有勇气同这伙统治者直接抗争(即使抗争了，也是无济于事，因为统治者要维护的是门阀制度，而不是私人交情)，只好默默忍受着朝廷对他的这种“冷处理”。这是何等难堪的境遇啊!
    尽管如此，郭璞仍不改初衷。他在《客傲》里坦称：“吾不能几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表示自己不能步庄周、老莱子、严君平、梅福、梁鸿、焦先、阮籍等先贤之后尘，避世隐居，而甘愿厮守在低微的职位上，“寂然”玩弄“员策与智骨”[4]，即从事占卜活动。对郭璞来说，占卜是他议政参政、实现济世志的主要中介。郭璞对东晋王朝弊政的诸多批评及其匡正的措施，大都是借其占卜的结果堂而皇之地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占卜活动是郭璞政治生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郭璞政治生涯中，因其占筮“灵验”为执政者赏识而谋得一个低微的官职，也因他借占卜结果竭力阻谏王敦叛逆而惹来杀身之祸)。故《晋书》本传关于郭璞占卜活动的记载占了大部分的篇幅，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古今诸多学者颇轻视史传中有关占卜活动的记载，往往大加鞭挞。或以为它们有乖史实，或斥之荒唐迷信，故罕有人能深入剖析它们，因而亦无从认识其蕴藏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晋书·郭璞传》来说，如果忽略了有关郭璞占卜活动的记载，可供我们研究郭璞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的材料又能有多少呢?故我们要想真正认识郭璞其人，就不能不研究其占卜活动。

九州龍吟

至于郭璞占卜的理论渊源，《晋书》本传是这样说的： (璞)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5] 可见郭璞的启蒙老师郭公，是位精于卜筮的术数大师；郭璞占卜的启蒙读本，是《青囊中书》。《青囊中书》郭璞在世时已焚于火，没有流传下来，故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晋书》本传上下文内容来看，它当是一部以阐述占卜之术为主，兼及天文、五行、堪舆术的术数学专著。它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郭公本人，是书当是他研读占卜理论的心得与总结自己及他人占卜经验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故郭公视为至宝，轻易不授人。而郭璞从郭公那里得到《青囊中书》后，亦秘不授人(可能是找不到合适的传人)，故他的不肖门人赵载才有窃书之举。由于《青囊中书》的失传，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郭璞占卜理论的渊源，但从郭璞的占卜活动及其著作中，仍可窥见一二。 (一)从大的范围来说，郭璞的占卜之术源于易学，这是确定无疑的。古之易书有三种，《周礼，春官·宗伯》云：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日《连山》，二曰《归藏》，三日《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6] 这三种易书，郭璞似都兼而习之，尤其是后二种(《归藏》、《周易》)可谓烂熟于心。这对于今天的易学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连山》、《归藏》这两种易书已亡佚)，就是与郭璞同时代的东晋易学家，恐亦罕有人兼治三易。但对生性信古好奇的郭璞来说，兼治三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由于《连山》、《归藏》的失传，我们已无从窥见其原貌(现存古三坟书虽收有《连山》、《归藏》，但系后人伪托。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连山》、《归藏》，亦真伪莫辨)，但郭璞钻研过《归藏》一书，并在自己著作中多次加以引用，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且看： 1．《尔雅·释畜·羊属》：“夏羊，牡输。”郭璞注：“黑羝也。《归藏》曰：‘两壶两输’。”[7] 2．《山海经》第二《西山经》：“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郭璞注：“此亦神名，名之为钟山之子耳，其类皆见《归藏·启筮》。《启筮》曰： ‘丽山之子，青羽人面马身。’亦似此状也。”[8] 3．《山海经》第六《海外南经》：“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日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郭璞注：“(《归藏》)《启筮》曰：‘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9] 4．《山海经》第七《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僻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佩玉璜。在大运山北。”郭璞注：“《归藏·郑母经》曰： ‘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明启亦仙也。”[10] 5．《山海经》第九《海外东经》：“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璞注：“庄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离骚》所谓‘羿焉毕日?鸟焉落羽’者也。《归藏·郑母经》云：‘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11] 6．《山海经》第十五《大荒南经》：“有女子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郭璞注：“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归藏》)《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畅谷。’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其后世遂为此国。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场谷、虞渊也，所谓世不失职耳。”[12] 7．《山海经》第十六《大荒西经》：“有禹攻共工国山。”郭璞注：“言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归藏》)《启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发’也。” [13] 8．《山海经》第十六《大荒西经》：“开(即夏后启，汉人避景帝刘启讳改)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郭璞注：“皆天帝乐名也。开登天而窃以下用之也。《开筮》(即《归藏·启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谓《九歌》。’又曰：‘不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义具见于《归藏》。”[14] 9．《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璞注：“自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开筮》(即《归藏·启筮》) 曰：‘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汉元帝时，临淮、徐县地踊长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类也。”[15] 以上九条，乃笔者从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中摘录出来的。郭璞在注释《尔雅》、《山海经》的过程中，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古易《归藏》中的诸多材料，不仅疏通了文意，而且丰富了其内涵，从而提高了这两种书的学术价值(郭璞《尔雅注》后来成了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之一种，郭璞《山海经注》亦成了后世学者研读的蓝本，并被明《正统道藏》列为道教经典)。郭璞对《归藏》如此之熟悉，足见其平素对《归藏》用功之深。而古易《归藏》对郭璞易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亦就可想而知了。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郭璞在注释《尔雅》、《山海经》中引用了《归藏》的若干材料，才使得后人得以窥见古易《归藏》原貌之一二。不难设想，女口果不是郭璞为我们保存了《归藏》的些许材料，我们至今仍不知古易《归藏》为何物。仅此一点，郭璞对易学发展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了。至于古易《连山》，郭璞在《客傲》一文中提及：“徒费思于钻味，摹《洞林》乎《连山》”，意谓徒费心思钻研卜筮之术，摹仿古易《连山》而作《洞林》(《洞林》亦称《易洞林》记载郭璞生平筮验六十余事。是书已佚，今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本)。这是郭璞借客人之口以自嘲的话。我们据此或许可以说，郭璞研读过古易《连山》，《洞林》一书正是在《连山》的易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遗憾的是，《连山》今已亡佚，我们无从拿它与《洞林》比照，因而也就无从知道《洞林》所蕴含的《连山》易学思想。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连山》在郭璞《客傲》文中作为易学的泛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郭璞《客傲》一文中，“连山”一词并非实指古易《连山》，它仅仅是出于修辞上的需要，即为了与下文的“洞林”对仗而临时被派上用场的。而在三易之中，郭璞用力之最勤的，莫过于《周易》。从史传及《洞林》所载的郭璞占卜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郭璞基本上是以《周易》为其占卜之术。郭璞不止一次直接引用《周易》卦爻辞来阐释占卜结果。如，晋元帝司马睿为晋王时，命郭璞占筮，遇《豫》之《睽》，郭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者也。[16] 这里的“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就是《周易》的《豫卦》的《象传》辞。又如，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正二月间，郭璞“辄依岁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济》”[17]，也引用《周易》的《解卦》的《象传》辞“君子以赦过宥罪”，以及《既济卦》的《象传》辞“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来劝谏晋元帝审时度势，减省刑罚，体恤百姓。 (二)从《周易》这个小范围来说，郭璞祖尚孟喜、焦延寿、京房乃至管辂易学，兼习费直易学。

九州龍吟

《晋书》本传称： (璞)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18] 《新林》、《卜韵》二书，今已亡佚，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它们既是“抄京、费诸家要最”而成，可见郭璞对《周易》各派学说是兼收并蓄，并不存门户之见。这在魏晋时期是难能可贵的。众所周知，自汉始，迄魏晋，由于《周易》学师承不同，一易兼有数家，各家门户林立，各种学说蜂出。京、费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二家易说。京，指京房；费，指费直。关于费直，《汉书，儒林传》云：费直，字长翁，东莱(治所在今山东掖县)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治所在今山东单县) 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19] 这是说，费直虽擅长卜筮，但“述而不作”，无章句，只以《易传》文意疏通《周易》经文，不加任何发挥。从这个角度说费直治《易》颇似孔子，亦可谓承继汉初解《易》传统，即注重义理，不讲阴阳灾变和卦气说。费直传《易》，授琅邪王璜，为费氏学。费氏学为后来义理学派的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魏晋时期盛行的王弼易学，正是继承、发展了费氏学注重义理的传统）。郭璞之所以秉习费氏学，笔者以为有一条情感上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费．氏学“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 (《隋书·经籍志》)，与郭璞“好古文奇字”的嗜好一拍即合，故他甘愿在费氏学上下功夫。当然，这并非表明郭璞全盘承继了费氏学，相反地，对其不讲卦气说和阴阳灾变的治《易》原则还唱起了反调。但他对费氏复古的学风、注重义理的解《易》传统(包括费氏学的继承者王弼以老庄解《易》的治学门径)，还是认同的，并在自己的著作和易占实践中加以贯彻，这是必须肯定的(限于篇幅，这里不予展开，将在另文阐述)。当然，它并非居主导地位。与费氏学对立的，是京氏学。京氏学的创始人为京房。关于京房，《汉书·京房传》云：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治所在今河南清丰西南)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20] 《汉书·儒林传》亦云：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同傥）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杀。……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21] 这里阐述了京房的师承关系，以及京氏治易的特点。京房受易焦延寿，焦延寿云从孟喜问易(孟喜徒弟不承认延寿易即孟氏学，后人亦多持此议。笔者以为，延寿易当脱胎于孟氏学，其理由详见拙文《焦延寿易学渊源考》，《周易研究》1996年第1期)。从孟氏学发展到京氏学，特别是京房创立了纳甲、世应、飞伏诸新学说，标志着汉易象数学的最终形成。孟喜、焦延寿、京房师徒三人，共同揭开了中国易学史的新篇章。由于孟京学派首倡以象数、阴阳灾变说、卦气说、五行说、纳甲说诸新学说来阐释《周易》经传文，这就大大丰富了六十四卦的卦义和内容，同时使占筮之术更加灵活多样，更便于比附人事之吉凶，更能圆滑地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因而显得更实用、更“灵验”。孟京学比起费氏学，更能赢得世人的信任。故它不仅为当时统治者和以占卜为业者所青睐，而且为汉后以术数谈《易》者所宗，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绵衍了一二千年。对京房其人，郭璞可谓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这是因为二者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京、郭同怀济世志，都热衷政治；亦皆嗜好易占，都把占卜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且不惜为之丧身陨命。正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缘故，郭璞视京氏易为至宝，孜孜以学，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占卜活动中去，获得了巨大成功(关于郭璞如何运用京房象数学占卜，笔者将在另文中介绍)。《晋书》作者赞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房)、管(辂)于前图，轶梓、灶于遐篆。[22] 谓郭璞占术之高明，“虽京、管不能过也”，殆非溢美之辞。这里提到的管辂，也是郭璞心仪的一位易学大师。《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载： (管辂)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簧上诸生疾病死亡贫富丧衰，初无差错，莫不惊怪，谓之神人也(《管辂传》注引《辂别传》)。[23] 显然，管辂也是属于京氏易象数派。《三国志》本传所载管辂的占卜活动，皆用京房的纳甲、五行、六亲之术，故世人比之京房，誉为“一代之奇”。不过，他与京房相比，术数家的意味更浓，理论家的色彩却减褪了。管辂治《易》，往往撇开《周易》卦爻辞，只在卦爻象和阴阳之数上下功夫。在管辂看来，有了象，可以推知事物的运数；有了数，亦可揭示出事物的形象，且化为卦象。根据一定信息所进行的象数转换即是推演事物气运之术。《三国志》本传本传及裴松之注所引《辂别传》，记载了管辂诸多据象以演数的成功占例。但是，管辂过分夸大了数的作用，以为明阴阳之数，就能理解生死、出入、隐显的互相转化[24]，这就抹煞了生死的根本界限，离开了一定条件去谈论感应的问题，从而宣扬了有神论，把《周易》象数学引到了神秘主义的邪路上去。[25] 由于管辂治《易》重术数，侈谈鬼神，故《三国志》把他打入《方伎传》，后世亦多不以易学家目之。至于管辂易说对郭璞的影响，应该说比京房更为直接，这是因为：第一，郭璞的生活年代与管辂相去不远，管辂卒于公元256年，距郭璞生年(公元286年)仅隔三十年；且郭璞老家河东闻喜与管辂老家平原(在今山东) 仅一省之隔，对被世人比之西汉京房、誉为“一代之奇”的管辂的事迹，当是耳熟能详，故不能不受到其易说的影响。第二，虽然郭璞比管辂有更强烈的从政欲望、更大胆地批评弊政的举措，但二人在处世方面仍有相似之处。《三国志》本传称管辂为人“无威仪而嗜酒，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26]，《晋书》本传称郭璞“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这就表明二人皆性轻易，放荡不羁，游戏人生。相似的习性，有可能导致学业上的相仿。故郭璞治《易》，不随时俗，一条重要原因是欲追随管辂这位与己性格相似的象数学先贤。第三，郭璞治《易》，必须秉承和发展管辂易，方有出路，这是时势使之然。众所周知，易学发展到了魏晋时代，以王弼为代表的专阐玄学的义理学，已取代以京房为代表的象数学，而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为了挽救象数学，就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改造”才能得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其作用，管辂奋臂而起，带头在易占中倡用诸多方术。《三国志》本传称管辂“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就是说管辂运用了多种奇异的方术，来显示象数学的“神威”。后人因之视管辂为术数家，而不承认他为易学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后汉书·方术传》云：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予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27] 这就表明管辂所擅长的风角、占筮、相学、仰观等术数之法，大都出于易之象数学，只不过在管辂之前世人罕用之，故为“正统”的易象数学家所鄙。不可讳，管辂在实施这些术数之法中，亦塞进了“私货”——有神论，从而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同样出于挽救象数学的历史使命，郭璞不仅全盘承继了管辂的种种术数之法，而且还有所发明、创造，大大丰富了易象数学的内涵，为易象数学的传播、发展拓宽了场所。正因为郭璞的占术是在管辂占术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二者有极多的相似之处，故世人遂并称为“管郭之术”。必须指出的是，郭璞的术数之法中往往揉进了诸多道家道教的法术(如符篆、堪舆术)，迷信的色彩更浓厚，故道教中人也尊郭璞为道教占筮大师，葛洪甚至把郭璞列入了《神仙传》。

九州龍吟

《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抑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即是演绎《易》的易理，也是创造汉字的原理。

1、汉字的结构
汉字的结构是“外圆内方”。这法于古人的“天圆地方”的理念。“○”是“[”的简化形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图形。“○”的周长与直径相比是一个常量（π= 3.14159……），“π”是物质世界“变易”中的“不易”，可谓“万变不离其中”。“○”是在线条长度固定时，可以占据的最大“宇宙空间”。可见，汉字的“外圆内方”结构是“完美”和“节省”的构造方式。

2、“五”之说
“五→二乂”字，《说文解字》说“五，五行也，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可见，“五”字乃指“天地阴阳相交，音同‘戊午’。戊，为天干第五；午，也指五月”。在著名的《河图》、《洛书》中，“五”安排在图的中间，也有“阴阳相交”之意。“天”是最大的“阳象”，“地”是最大的“阴象”，“天地造化五行”。“五行”是古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即：金、木、水、火、土。

3、五种基本笔画
笔画指构成楷书汉字字形的最小连笔单位。所有笔画归纳为五种标准的结构，即：横（一）、竖（丨）、撇（丿）、捺（丶）、折（乙）。

4、汉字起源和演变
汉字的演变过程，可以简略归纳为五个阶段：声、形、象、数、理。

⑴ “声”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在遥远漫长的太古时代，人类从本能的“哭声、笑声……”或模仿大自然的“鸟鸣、虫叫、兽吼、风声、雷声、雨声……” 中逐渐分化出具有一定意义、代表一定事物的“声音”，这就是语音的进化。例如：“ma、ba”用于代表“妈、爸”可能是从哭声“啊……”中分化出来。语音进化到现代，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汉语中大约有4×400＝1600种声音。语音的分化必定有其自身一定的规律，从现代语言中可以分辩出一些线索。例如：

“鹅、鸡、鸭、猫……”等家禽和家畜可能是依据其叫声而定其名的。

“哈、喔、嘘、哎唷……”等声音是直接表示人类在不同情绪下的自然发声。

“五→午”、“苗→渺”、“木→冒”……音相通，意相联。

【原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

⑵ “形”是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必要的。在远古时代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种族延续问题。在与大自然和猛兽毒蛇等的斗争过程中，有时需要用 “形”或“画”来表示事物。例如：远出狩猎，为了不至于迷失道路，可能在岩石上或树干上做一些标记。人类在狩猎时，也注意观察野兽的足迹，以辨别出野兽的特性。另外，人类也可能出于对神秘大自然的崇拜或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在岩洞壁上，画上“日、月、人、山、木、屮、动物、祖先……”等图象。

《说文解字》说，“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的脚印，明白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开始创造文字。”

【原文】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 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

“审（審）→宀番→宀釆田”，“番”谓田中野兽的脚印。“釆”辨别也，象兽指爪。“审”，悉也。

【原文】釆，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兽足谓之番，从釆、田，象其掌。审，悉也，知审谛也，从宀、从釆。悉，详尽也，从心、从釆。释，解也，从釆。釆取其分别物也。

由“图画”经过一个简化过程，取事物的主要特征，开始了“文字”的进化过程。拼音文字是由原始图象向表示声音的字母方向发展，以语音作为主体。汉字由原始图象向“象、数、理”方向发展，用不同的图象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意思。

⑶ “象”是创造汉字和《易》说理预事的主要方法。“日、月”等属于象形文字，是造字的基本部件。这些基本部件相互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创造出更多的字。基本部件和字还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组合，产生用于表示各种事物、各种意念的诸多文字。

【原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如：“明→日月”、“易→日勿→日月”，“旦→日一”（下边的“一”表示“地”，与“0”卦三阳爻象“天、人、地”相通），“显→日业”（“业”，表示地上有茂密的树木，“日”已上树梢，太明“显”了）。

这些字还可以组成更多的字。如：“盟→明皿”、“踢→ 易”、“湿→氵显”、“但→亻旦”……。

造字和易理在这里完全相通，即所谓的“取象生理”的模糊思维和“阴阳互动”的二分原理。

⑷ “数”概念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首先掌握的概念可能是“无”和“有”。没水喝会渴，没东西吃就会饿。“有→ 月”字中“ ”表示手，“月”表示肉。“有”字原意“手下有肉”，有肉吃就不会挨饿。“有”进一步分化形成“一、二、三、多”等数的概念。

“数”向易符方向演变，逐渐从文字中分离，形成八卦，并在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形成《易经》（《连山》、《归藏》、《周易》）。例如：奇数（一、三、五、七、九）和偶数（二、四、六、八、十）是两组不同性质的数。若奇数属阳，偶数则属阴。在《河图》和《洛书》中以“黑、白”或“实心、空心”分别表示。《易》中用“阳爻、阴爻”（、）表示。数字“一、二、三”中若按《易》之思维，将“一”视为阳爻“”，“二”即为“”，“三”即为“0”。按阳爻重叠之原理，将阴爻也重叠，即为“、、7”。若再将“、”符号组合，即产生所有的易符。

研究“数”的加减乘除为算术。研究“数”的“象”，并且以“象”说“理”，这是演绎《易经》了。汉字中，字根重叠现象比比皆是，这是“数理”在造字中的具体表现。例如：

唱→口昌→ckv（“唱”，从口、昌声）

哭→吅犬→kv（“哭”，从吅、狱省声）

噪→口喿→口品木→zkv／zkvm（“喿→品木”，表示树上有许多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叫，“品”三口，评头品足。）

嚣→页→xvy（“嚣”，从、从页。页，首也）

土→十一→ti（《说文解字》中，土→二丨，从二，二为阴数，象地。模糊元码中按直观分为“十一”，与“士→十一”相同。）

【原文】二，地之数也，从偶。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坏→土不→ht（坏，一说瓦未烧，毁也。）

【原文】坏，丘再成者也。一曰：瓦未烧，从土、不声。

圭（gūi）→土土→gtt（圭，瑞玉也，上圆下方。）

【原文】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

垚（yáo）→土圭→ytv／ttt（元码字典）（垚，土高也。如：堯→垚兀，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

【原文】垚，高也，从三土。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又如：金→鑫，木→林→森，水→淼，火→炎→焱，又→双，人→从→众，乂→爻……。通常，字根相重表示“多”，三重表示“众”。

⑸ “理”是“象、数”的扩展。汉字外延的演变主要是通过“理”来扩大的，即相“象”的事物，“理”也相通。例如：“明”本意是明亮，延伸出“眼睛看得清楚、心里明白、事情变得明显……”等。

上述汉字演变的五个阶段“音、形、象、数、理”，本质上也是创造汉字的五种基本方法。兹举一例说明：

“猫→犭苗→犭艹田”字，“犭、屮、田”都属于象形，猫叫声 “miǎo”，所以，“猫”声定为“māo”，造字时声部用“苗”字表示。“苗→艹田”，音通“渺”，意为“田中渺小之草”。猫可能是在神农氏农业耕种时期，才被人驯养用于对付损害农作物和粮食的老鼠的。定十二生肖可能要早于这个时期，这也许是猫没被收录的原因。汉字造字时，若两个重叠表示多。“艹→屮屮”表示草多，这是汉字造字中“数”的概念。“苗”本意小苗，“苗”字也延伸为“可培育的人才”，盖小孩、小苗相象，理则相通。这样，“苗”字外延就扩大了，这是，“理”的例子。从“猫”字的解剖中，可以看到“声、形、象、数、理”五种基本造字方法，并能看到汉字演变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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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区别八卦与宗教的关系

     1、 八 卦

    人们总是把八卦和封建迷信放在一起去看。这并不正确。所谓“迷”，就是科学没有解开的才是迷。被科学解开了的就不再是迷。事实证明，所谓科学的某些学科领域也是有阶段性的。八卦以宇宙物质为基本要素，未分时浑沌，分开讲阴阳，阴阳就是一分为二：上、下；大、小；粗、细；黑、白；方、圆；长、短；刚、柔；来、去；左、右；男、女；雄、雌；胖、瘦；白天、晚上；太阳、月亮……；而唯物辩证法哲学观点讲两分法，要求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问题。

八卦以“乾”为天，为阳,数为“1”；

以“坤”为地，为阴，数为“0”。

《易.糸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段论述就包含着二的累乘方这样一个数学的乘式，用算式表示出来就是：

   2，2的二次方，2的三次方，2的四次方，2的五次方，2的六次方……2的n次方

  （2，4，8，16，32，64，128，256，512，1024计算机内存……）这就是数的二进位，也就是二进位制数学。这种二进位制数学，《周易》是通过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包含着从二的一次方直到多次方这样一个程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计算数学的发展，人们将中国八卦阳爻的符号用“1”来表示，阴爻的符号用“0”来表示，八卦的符号就成为：

坤卦：000；

艮卦：001：

坎卦：010：

巽卦：011：

震卦：100；

离卦：101；

兑卦：110；

乾卦：111。

   这就是现代的二进制计数法。也就是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符号。八卦再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划分其属性。                                                     

    乾卦表示天，坤卦表示地，震卦表示木，巽卦表示风，坎卦表示水，离卦表示火，艮卦表示山，兑卦表示泽来比拟自然界的几种基本元素。

   《易》原有三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合称三《易》，都是古代被用来占卜的书藉。《连山》是夏朝的占卜书，《归藏》是商朝的，二书皆已亡佚。今天人们所说的《易》，通常都是指《周易》。汉代独尊儒术，一些儒者把《易》列为儒家经典，尊为五经之首，从此人们便称《易》为《易经》。

    传说《易》是太昊伏羲所作，最初只有乾、坤、艮、兑、震、巽、离、坎八卦。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始祖包牺氏（即伏羲氏）称王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比照鸟兽之文与地上物事的对应关系，近取人类的特点，远仿天下万物，创造出阴阳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它以“—”象阳，以“- -”象阴，作八卦“观象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将大千世界尽襄于八卦之中。后人根据《易》传记载加以演绎，如王嘉《拾遗记》说伏羲“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殷纣王时，西伯候姬昌（周文王）因犯颜谏殷纣王被囚羑里，于是有了司马迁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将伏羲八卦演而成为六十四卦，明朝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一回“羑里城囚西伯候”，就是据《史记》的记载大加演义而成的，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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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姬昌上马，自觉酒后失言，忙令家将：“速离此间，恐后有变”。众皆催动，迤逦而行，姬伯在马上自思：“吾演数中，羑里七年灾屯，为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间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来”。正迟疑间，只见一骑如飞赶来，及到面前，乃是晁田也。晁田大呼曰：“姬伯！天子有旨，请回！”姬伯回答曰： “晁将军，我已知道了。”姬伯乃对众家将曰：“吾今灾至难逃，你们速回，我七载后自然平安归国，着伯邑考上顺母命，下和弟兄，不可更西岐规矩。再无他说。你们去罢！”众人洒泪回西岐去了。姬昌同晁田回朝歌来。有诗曰：十里长亭饯酒卮，只因直语欠委蛇，若非天数羁羑里，焉得姬候赞伏羲。”

   原来，文王善演天数，酒后失言，说了一番“国家气数黯然，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终，今天子所为如此，是速其败”的话，被费仲，尤浑二人告发，纣王大怒，欲斩姬昌，姬昌辩解说：“先天神农，伏羲演成八卦，定人事之吉凶休咎，非臣故捏。臣不过椐数而言，岂敢妄议是非。”又得诸大臣力保，纣王才免去姬昌死罪，主他推演一下朝中吉凶，准验则赦。姬昌占了一课，说次日太庙有火灾，次日果然应验。纣王于是免其死罪。囚之于羑里。姬昌随在午门望阙谢恩，同押送官往羑里来，当地军民父老牵羊担酒，拥道跪迎。父老们说，羑里今得圣人一顾，万物生光，欢声杂地，鼓乐惊天，迎进城郭。押送官叹道：‘圣人心同日月，普照四方。今日观百姓迎接姬伯，非伯之罪可知’。姬昌一到羑里，教化大行，军民乐业，闲居无事，把伏羲八卦反复推明，变成六十四卦，中分三百八十四爻象，守分安居。后人有诗赞曰：“七载艰难羑里城，卦爻一一变分明，玄机渗透先天秘，万居流传大圣名。”   

    诸如此类的传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所以，说到《易》的创始者，包括那些治学严谨的学者都相信是伏羲氏画出了《河图》，《洛书》，相信司马迁的“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

    有关《易经》的早期文献记载，都是把它作为占卜之术，左传就有大量的八卦出现，这个时期八卦多用来占卜军国大事，并且都是由国家专设的卜官执掌，如果遇有有关国家，社会，君臣的重要事情，就先由卜官占验吉凶休咎，然后再行定夺。汉武帝独尊儒术，一些儒生就把这部古代占卜之书奉为儒家经典，用儒家的观点给予了新的阐释。然而许多人并不把它当成儒家经典看，而是从中参祥预测国家兴衰，社会治乱，人事吉凶等方面。由于它过于艰涩深奥，得其要领者不多。宋代异僧慈上座认为《易》有三术：上者不可言，中者犹足了死生，证心地，下者知象数休咎（见宋王锃《默记》传下）。所谓上者，就是预测国家兴衰，社会治乱之术。在国家兴衰，社会治乱未发生之前就作出预测，都会被当权者以“妖言惑众”干扰政治治罪，因此称“上者不可言”，中、下之术则是预测人事休咎的。几千年来相沿而下。

    春秋时期，诸候征伐，婚嫁之前必须先卜卦是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晋交恶，秦伯晋候战于韩原，交战之前，秦伯令卜官徒父卜此战吉凶，答曰：“吉”。涉河而战，晋候大败。秦伯又问卜，徒父回答说：“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盅，曰：千乘皆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盅，必其君也。盅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两汉时期是儒家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彻底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时期堪与儒家鼎立的法家和道家，此时虽然还没有偃旗息鼓，但其声势已远不如从前了。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主张。从根本上消除了将《易经》用于占卜的可能。所以，两汉时期，人们很少用八卦来占卜，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土，东汉未年，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日趋盛行，一直居统治地位的儒学受到了冲击，《易经》从神圣的殿堂上跌落下来，成为儒家评点时事，预测人生、占卜吉凶的把玩之物。三国名仕管辂，就是因为他能用八卦卜人吉凶而闻名于世。管辂字公明，三国魏平原人，少时喜观天文，长大成人后精通八卦，《三国志.魏书.管辂传》和无名氏的《管辂别传》都记述了管辂占卜的故事。从他为安平太守王基占卜的故事，就能窥见管辂把玩八卦的熟练程度：王基家中因为经常出现怪事，心中疑惑，就请管辂占卦，管辂占了一卦，对王基说：“从你所得的卦象来看，你家出了三件怪事，一是有一奴婢生了一子，一出生就会走路，走到灶中而死；二是床上有一条大蛇，口中衔着笔，待人出来看时就不见了；三是有乌鸦飞入家中与燕争斗，结果燕死乌鸦飞了”。王基听后大惊，十分佩服地说：“先生算得很准，请言吉凶”。管辂说，这不是什么凶兆，而是魑魅魍魉在作怪，儿生便走，不是他自已走，而是火神宋无忌把他送到灶中去的；大蛇衔笔是老书佐；乌与燕斗，是老铃下，自古邪不压正，这些东西时间长了而成了精怪，但并无伤害人之意，请太守释疑”。后来果然再没有什么事情。王基官至安南督军时，管辂家乡的人知道了这件事，问管辂：“当初你为王太守论精怪，说什么‘老书佐是蛇，老铃下是乌’。老书佐，老铃下原本是人，为何变化成这些微渐之物？不知你所说的是见于爻象，还是独出心裁？”管辂回答说：“如果不是这样，何必要违背爻象而独出心裁呢？”管辂用八卦占卜吉凶，所有都是神仙精怪，不算正统的儒生，所以陈寿撰写《三国志》把他列入《方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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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占卜术的发展时期，用八卦占卜的方法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术士们把《易》卦的内容浓缩成易记易背的韵文或诗歌，刻在竹签上，然后根据求卜者抽得的签来占卜吉凶祸福。这个方法最早见于晋代卜者郭璞。晋元帝时，扬州别驾顾球求郭璞占卜吉凶，原来他有一个姐姐，十岁时生了一种怪病，到了五十多岁，病仍未见好，郭璞为他占了一卦，得“大过之升”签，签诗这样写道：“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扬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破重累婴妖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已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既已占得顾球姐姐之病咎在先人，顾球便细谈家事，知其家里先人砍树时砍死一条大蛇，此后其姐一病不起。

   《易》卦经历魏晋时期的转变后，其形式基本固定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签。有关八卦的传说盛行。晋时，汝阴鸿寿亭民隗氏精通八卦，临死前写数语于木板上，说：“吾亡后，当大荒，虽尔，而慎莫卖宅也。到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板往责之，勿负言也。”写毕交给其妻，嘱遵遗言。隗氏死后，果然出现大灾荒，其妻贫困无奈，数次想卖掉房子，都因其夫遗言而未卖。第五年春，真有龚姓使者来到鸿寿亭，隗妻想起丈夫说过的话，拿着木板向姓龚的讨债。姓龚的拿起木板看了半天，莫明其妙，对隗妻说：“我这一生从未向人借过钱，你这是从何说起！”隗妻说：“我丈夫临死前留遗言在木板上，让我向你讨还以往的债，妾不敢妄言”。龚沉思良久，忽然顿悟，原来这位姓龚的使者也精通八卦，他当时卜得一卦，抵掌叹道：“妙哉魏生！含明隐迹而莫辩之闻，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就对隗妻说：“不是我欠你们的金子，而是你丈夫自已有金，知亡后暂时受穷，故藏金以待太平，因此没有告诉家人，害怕金钱用光仍然穷困。你丈夫算出我会算八卦，故将其意写在木板上，你家有金五百斤装在青色罂内，上盖铜板，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处。”隗妻回家，按其所说挖掘，果然得金五百斤（见《搜神记》传三）。这是个贫者得金的故事。

    八卦在唐朝时代十分流行，它用来预测国家大事，社会兴衰，以及占卜命运，吉凶祸福。不过，在当时，国家大事还不一定有个人吉凶重要，所以大部分人都习中、下术。因为中，下术可以和人们的生死、吉凶、寿夭贵贱、穷达发生联系。也不会受政治牵连。

    到了宋代，习卦的人就更多了。北宋大文豪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个。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十月五日，被贬为琼州别驾的苏轼思念远方的弟弟苏辙，不得音讯，就自已算起卦来，希望从卦象中参悟一点有关苏辙的消息《东坡志林》传三“记筮卦”记载了这件事。

    南宋大诗人陆游笔下的晁以道是一个嗜《易》成癖的人，《老学奄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晁以道在明州经营一个船场，每天天一亮就身戴整齐，焚香卜卦，有事无事都要这样，风雨无阻。有一天，有客人来访，说话间外面下起了小雨，晁以道对客人说：“我今天占了一卦，从卦中看，有折足之象，不过不是我，此卦应在来访者身上，你一定要留心才是。”后来客人告辞，因路滑而摔倒，几乎摔断胫骨，治疗一个多月才好。

    八卦的产生既与中华民族的始祖太昊联糸在了一起，又与周文王周公旦和孔子发生着关系，幸运地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厄。汉代把八卦更是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官方尊崇的显学和玄学。正统文化不仅奉《易经》为至宝，而且还很有风度地容纳了《易》术。《易经》不仅仅是一部占卜的书，不仅仅是一部儒家经典，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它以阴阳二爻组成六十四种卦象，而每种卦象里那丰富而又深奥的含义，反映了上古人们对天文、地理、人伦、纲常、社会、历史的认识。透露出古人的哲学观念和历史文化观念，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试图破译由阴阳二爻组成的各种卦象的语义密码和文化内涵。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易经》那深遂精奥的文化观念以及包涵的思想、理论等还尚未能窥其堂奥。要深入地了解《易经》，就必须要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从占卜之书和儒家经典的框框里跳出来，以新的角度，用新的文化观念去重新审视。发明电子计算机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曾说，六十四卦是上古人们的数学。

    八卦不仅影响着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而且以它独特神秘的魅力，传播并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整个欧美大陆，至今，仍被一些民族奉为神明，有的国家还将八卦图案高高地供奉在他们自已国家的国旗上。据大量资料记载，在3200年前古希腊的出土陶器上就有中国《河图》图案，在陶器底部还有用中国古代文字写的铭文“连山八卦图，中国的历教，在遥远的东方”。另外，美国易经考古学会在亚历桑那州出土的7000年前的印地安人的彩钵上，发现七个表意符号，与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复卦相吻合，表示着万物剥复相循，否极泰来，不可终尽，以及至极则返的四季轮回现象。学者推测，早在7000年前，中国半坡氏族的一支即已辗转移居美国。而在现代文明中，美国发射的专门用来探索外太空系的“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宇宙飞船，在录制的各种声音、图像编码里，其中有一个图像就是中国的八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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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用阴阳两爻代表事物运动变化的两种势力和这些观点，对历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进步思想家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易经八卦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以及唯天命的神秘保守性又成为历代唯心主义思想家的重要理论根据。八卦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八卦不讲鬼神。只在易经里面有七处提到“鬼”，比如“高宗伐鬼方”，这里的鬼是指西方，太阳下山的时候，鸟归林，人入睡，是人类及各种动物可以交媾，进行房事活动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糸着的，一切事物都在运动中，变化着，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而八卦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是：宇宙最初是浑然一体的元气，它一分为二地凝结成天地这种物质实体，有天体这种物质实体就有物质运动规律，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就是阴阳矛盾对立统一。有天地之后就有四时，由于天地四时之运行，又形成了八种基本物质并各以其特性和功能互相交错相反相成，产生了无限的变化，万物由此生成。一张桌子，没有公榫和母榫相榫成不了桌子；一朵花瓣没有蜜蜂授粉就永远不能孕育出果子。由此可以看出，从哲学理论上讲，八卦是一种朴素的辩证观点。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八卦与其他宗教是有区别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