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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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多少老婆

洪秀全究竟有多少妻妾？这个数目大体是清楚的。

大约在他开始准备起义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妻妾，金田起义之初被俘的李进富，和第二年（1852年）在永安城外被俘的洪大全（焦亮）都说他有“三十六个女人”；1853年2月2日，洪秀全在武昌阅马厂“选妃”，“得十余龄殊色女子六十人”，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29日洪秀全自水西门进城，他的妻妾随他一起进入后改建为天朝宫殿的两江总督署，这些女人中的绝大多数再没能从这里走出来。

据洪天贵福在1864年洪秀全死后的供称，他有“八十八个母后”，刨去云山雾罩的“天妻”，应为87人。

前面提到洪秀全在进南京城之前就有总计约95-96个“女人”，他死时只有87-88个，应是有去世的。当时的公私记载并无在定都天京后“天王选妃”的纪录，却有杨秀清等人每年聘娶“王娘”的记载，和洪秀全赏赐“王娘”四名给寿州地方军阀苗沛霖的纪录，由此可推断，天京时期的洪秀全也应“增补”过后宫，但规模和影响并不大。

洪秀全是个非常注重自我隐私保护的人，1852年底，太平军还在进军南京的路上，当时还在船上安家的洪秀全就匆匆颁发《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宣布“后宫姓名、位次永不准臣称及谈及”、“后宫面永不准臣下见”、“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进城后又画地为牢，“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所有后妃外人“总称娘娘”。正因如此，时人和后人对洪秀全后妃的编制、称号一头雾水，一些好事者胡编乱造，说他有“王后”，还有什么嫔娘、爱娘、嬉娘、宠娘、娱娘、元女、妖女等等，都是没什么根据的。

不过“外人”不许说，他洪秀全自己是可以说的。1857年他出版了《天父诗》500首，里面提到了不少后宫名号，可以理出大致脉络来。

洪秀全的后妃中，最尊贵的当然是并不存在的正月宫和实际上的正妻“又正月宫”赖氏，再往下是被他称为“宫中最贵”的“两十宫”，“两十宫”之下应该是“副月宫”和“又副月宫”。有趣的是，《天父诗》里提到“副月宫”的诗句全是讽刺、挖苦、训斥、威胁，几乎没半句好话，真不知这样一位“王娘”，他是怎么给找了来的。

在“月宫”之下有“统教”、“提教”、“通御”、“正看”、“副看”，她们既是妻妾，又是洪秀全的秘书、助理、钟点工，每天分班轮值，管理洪秀全的工作、生活琐事。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洪秀全或洪天贵福，都没提到有“宫女”存在，只是各项记载都说，在天朝宫殿的“外城”和“内城”之间，居住着大量天朝女官，但这些女官既不是后妃，也不是宫女，她们大多数是天国高官和诸王的家属，负责沟通内廷和外朝，这些人中许多是已婚妇女，在天王府属“上班”性质。

洪秀全和后妃的关系

几乎所有记载都称洪秀全脾气暴躁，喜怒无常，连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和后妃们的关系也相当紧张。

早在金田时代，他就时常和新娶来的妻妾们发生冲突，以至于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假托天父天兄下凡，以“云中雪飞”（砍头）的极刑，威胁“众小婶”不得“嫌弃怠慢”洪秀全。癸好三年（185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朝见洪秀全，杨秀清劝洪秀全善待“娘娘”，希望其不要对“触怒天王”的“娘娘”用“靴头击踢”，以免怀孕的“娘娘”因此流产；也不要对怀孕“娘娘”杖责，即使要打也应等到分娩之后，洪秀全对此并未反驳，显然杨秀清并非对空虚言，“靴踢”、“杖责”都是常有的事。《天父诗》是1857年出版的，其中谈到对“娘娘”的处罚有“三年不发新衣”、罚饿、关黑屋子、杖责、砍手足、“煲糯米”（点天灯活活烧死）、砍头等等，《天父诗》中多次提到“爷爷怒养杀三人”，显然至少在1857年之前，就有3位“娘娘”被洪秀全处死。

然而憎恶是相互的，洪秀全对妻妾们如此，女人们自然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他还没当天王之时，那些被找来服侍“洪先生”的女孩子就对他“嫌弃怠慢”，以至于要惊动“天父天兄”，在筹备起义的百忙之中，协助处理洪秀全的家庭和谐问题。

等到了天京，进了天王府，“嫌弃怠慢”是不能也不敢了，但权威可以压迫别人不敢反抗，却无法迫使别人心情愉悦。在《天父诗》中，洪秀全不厌其烦地劝说、告诫乃至央求自己的女人们，要“面情欢悦”，对他实行微笑服务，甚至用酷刑相威胁，而从这类诗句的出镜频率看，其“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显然并不理想——他难道真的不明白，心情不欢悦，面情如何欢悦得起来？

荒淫或道学？

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方和民间记载中，有许多关于杨秀清、韦昌辉，甚至李秀成等人“好色”的记载，但惟独“首逆”洪秀全的“荒淫”却很少有人渲染，有好事者炮制过洪仁王干的所谓“宫体诗”——“尔们姊妹休执拗，朕来欢尔是要好；挨打受骂休埋怨，打是欢情骂是俏”已被证明是赝品，而吴家祯“男伶不及女伶多”的诗句也只是“不合理想象”：洪秀全憎恶戏剧，曾下令全国禁绝，甚至将戏剧演员列入可以处死的“生妖”十九种之一，尽管后期地方上实际已经弛禁，但在洪秀全目光所能及的天王府内，是既没有男伶、也没有女伶的。

事实上由于前面所述及的“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洪秀全就算有“宫廷丑事”，也丝毫不可能为外界所知，所有关于他“荒淫”的纪录，都源于他多达87-88位的妻妾。

从《天父诗》和洪天贵福的纪录可以得知，洪秀全即使在内廷也正襟危坐，要求自己的女人们端庄、严肃、不苟言笑却又要“面情欢悦”（真够难的），甚至还规定了许多“个人习惯守则”，如“看主（洪秀全）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拨扇扯被离一尺，扶王捧手身先行”，等等，照这样的守则去做，估计是决计“性感”不来的。

史料记载，洪秀全有5个儿子、6个女儿，其中洪天贵福和他的两个姐姐是当天王之前在老家生的，其余86个妻妾在13年里只为他生了8个孩子，“效率”在帝王中只能说很一般，由此可见，说洪秀全“耽于女色”，至少证据并不充足。

和其对手清廷比，“88个女人”的确多了些，咸丰皇帝被讥“好色”，后妃不过20多人，后妃最多的清廷皇帝康熙、乾隆，也只和洪秀全的编制差不多。

但前面提到，天王府里似乎没有宫女，“88个女人”既是办事员，又是服务员，考虑到历代帝王宫殿里没名没份的宫女，同样随时可能履行“侍寝”义务，洪秀全的“荒淫”也不能说很过分。

封建帝王的多妻制是历史的产物，洪秀全沿袭这一点，只能说他并不如某些人所言，是个“先进的中国人”。战国时的齐桓公曾经对管仲问道，寡人不幸好田（喜欢打猎），又好色，能不能成就霸业？管仲答道，只要人才用得好，正经工作不耽搁，这些生活小节无伤大雅。事实上许多有作为的帝王，如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等，后妃数量都十分庞大，却并不影响其历史作为。就当时的时代标准而言，洪秀全的问题不在于有很多女人，或他和这些女人干了什么事，而在于他没有把一个国君该做的国家大事做好。

他的女人们都做什么

既然洪秀全似乎并不十分好色，那么，他要这么些女人作甚？

首先是显示帝王的做派。太平天国什么都讲究级别，从每天分配多少斤肉，到给官员配多少个助手，都是根据级别、而非实际需要来配给的。作为天国真正的主人，老婆自然也要最多，在洪秀全、甚至他的臣僚们看来，老婆可以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编制不足，否则何以体现“上帝次子，耶稣亲弟”的堂皇地位？

当然，这些女人并不是没有用的。

《天父下凡诏书2》中，杨秀清说“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都是“娘娘”和女官们亲力亲为，而业主代表兼总监理，就是洪秀全自己，杨秀清说他“御目常注，督其操作”。史载天王府周长7华里，其中有两道城墙，一道护城河，九重宫殿，两个花园，直到天国覆灭都未竣工，“娘娘”们之操劳，可想而知。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最重点保护对象”，而天朝宫殿则是重点之重点，护城河以内的内城墙，完全由女人把守，这些“娘娘”们不但要爱红妆，还必须爱武装。

由于洪秀全严禁任何男性进入天王府第二道门“圣天门”以内，因此宫廷内部庞大的土木工程，就只能交给女人们去完成（洪秀全不设太监），当时在天京的文人曾记载称，洪秀全内廷的宫殿屋顶，是请外面工匠造好框架，抬到宫城两道城墙间的空地，再由女官抬进“禁区”，由女人们继续施工完成的。史载天王府曾发生大火，将刚刚建成的许多宫殿烧成一片废墟，旋即又花了大半年重建，而负责建设的除了女官，就是洪秀全的“娘娘”们。

甚至洪秀全死后也由“娘娘”埋葬。甲子十四年（1864年）四月十九日，洪秀全在湘军长期围城后病逝，其尸体用黄绸包裹，埋在“宫内前御林苑山上”，因“男人免入”，动手埋葬他的同样是“娘娘”们。六月初六日天京陷落，洪秀全的尸体被湘军掘出戮尸焚毁，而曾国藩之所以能找到深埋的尸体，正是由于捉住了负责埋葬的“娘娘”——湖南道州籍的黄氏。

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对于洪秀全而言，众多的“娘娘”似乎主要并非满足其生理欲望，而更多是作为一种“必需品”，用于炫耀王权威仪，和为他操办各种杂役——其中有些本该让男人去办，但洪秀全显然对“外人”并不放心。

而从他对“娘娘”们苛刻、甚至粗暴的态度看，他甚至有些将之视作“低值易耗品”——反正他的治下有的是女人，“娘娘”资源并不算缺乏。

女人们的归宿

洪秀全死于天京陷落前夕，他的儿子在颠沛流离几个月后死于南昌，那么，女人们的归宿又如何？

现存曾国藩等人连篇累牍的奏报中，并没有处置洪秀全女眷的任何记载，但洪天贵福的供词里明白写着“并未带一名女眷出城”，且直言赖莲英也在城中未能逃脱。按照清代惩处“叛逆”的惯例，“首逆”眷属都要极刑处死，捻军首领张乐行的妻妾马氏、杜氏就都未能幸免（也有说杜氏被私放了的，但官方文件载明是判了死刑），洪秀全的“娘娘”们如果被捕，应该都难逃一死，然而清方文件中竟毫无头绪。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目睹天王府里尸横遍地，投河、上吊的女子随处可见，想来大多数“娘娘”的归宿，不外如此。

亲手埋葬洪秀全、并供出埋藏地点的黄氏被曾国藩报为“伪宫婢”，归入“胁从”行列，其命运不见记载，按律最多是“给功臣为奴”，而湖南人谭嗣同根据父老口碑，说“子女玉帛，扫数皆入湘军”，想来那些幸存的“娘娘”们，免不了成为这些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之所以没有“处置逆属”的记载，想来是湘军官兵为保住这些活的“战利品”而故意瞒报其“娘娘”身份，以免鸡飞蛋打一无所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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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真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么?

在中国，谈到皇帝们的婚姻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有人从“一夫多妻”制推论出每个皇帝都有数不清的妻妾，换言之，至少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侨报》对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结论。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系杜撰
　　三宫，其意本来是指古代诸侯夫人的宫，《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有“甸粟而纳之三宫”的记载，范宁注曰：“三宫，三夫人也。”杨士勋疏曰：“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故知三宫是三夫人宫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宫”指的是诸侯夫人(顶多是个王后)，而不是皇帝的妻子。
　　“六院”疑是从“六宫”演义而来。
　　“六宫”，本义是指古代皇后的寝宫，后来代指皇后或皇帝的其他妻子。《周礼·天官·内宰》中有“以阴礼教六宫”的记载。郑玄解释，皇后寝宫有六，其中一正寝，五燕寝，合起来即六宫。唐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汉书·马皇后纪》：“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这两个“六宫”都是用的引申义。



光绪皇帝的嫔妃饱受网友的挖苦，认为长得不漂亮。
　　“七十二嫔妃”来历不详，或许是从“三”的倍数而来，或许纯是言成数以表其多。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显然是个杜撰的说法。那么，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
　　《二十五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后妃传”之前都会有一段大同小异的概述：
　　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袝，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袝，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司服又次之。《昏议》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金史·后妃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皇帝的妻子其正式的称呼应当是：“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别的叫法，如：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婕妤、才人、美人、昭仪、姪娥、八子、充依、良人、采女、淑妃、淑媛、贵人、常在、答应、女史等。
　　皇帝的妻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隋书·后妃传》中记载，在隋代“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是为世妇；宝林二十四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是为女御，总一百二十，以叙于宴寝” 。
　　从以上资料可明显看出，皇帝的妻子不能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称之。
　　成吉思汗妻子最多
　　皇帝的妻子，是一个外围可宽可窄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是宫里的女子(皇帝本人的亲生母亲及女儿除外)都有可能是皇帝的妻子，但若是如此划分，则嫌太过宽泛。事实上皇宫里百分之九十的女子是不能得到皇帝垂青的，唐诗、宋词中有许多关于宫中怨女的描写。所谓“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所谓“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苏逢)”，真是举不胜举。
　　因此，这些在皇帝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女人并非全算皇帝的妻子。
　　有人专门对正史所载皇帝的妻子(包括“妾”)做过统计，结果发现，富有四海的皇帝们既有一夫多妻的，也有一夫一妻的。
　　本处所说的“一夫一妻”是指在官修正史中除了“一妻”以外再没有别的妻子的。
　　这里面有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皇帝们真的是一夫一妻，如五代十国时南吴的让帝杨溥。此人虽然名为皇帝，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囚徒，举个例来说，他常常挨打，被其手下的大臣说揍就揍，这种囚徒似的皇帝根本不敢娶几个老婆。再如元朝的宁宗皇帝懿璘质班，他死时只有七岁，其妻答里也特迷失与他同年，小小年纪有一个老婆可能都形同虚设，根本不可能多“配备”更多的妻子。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皇帝本来一夫多妻，但由于正史中只留下众多美人中的一个人的芳名，后人无从知晓。
　　一夫多妻者中的“多”字上限在44个，创此“中国纪录”者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最少者不过2人。
　　不同的朝代“多”的情况也各不相同。
　　在明代以前(包括明代)，各个大的帝国诸任皇帝中总是“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并存，惟有清代12任皇帝全部一夫多妻。
　　过去人们常说“多妻多子多福”，且不说妻子一多，难免会有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之事发生，而且多妻也未必多子。如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有妻7人，却没给他产下一个子嗣，到了最后，还得从族人秀王赵子称那里过继来一个义子继承皇位，这个义子就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赵伯琮。明熹宗朱由校有妻4人，也没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留给他的弟弟朱由检(崇祯)。清穆宗载淳(同治)有妻5人，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帝位只好由其堂弟兼表弟载湉(光绪)继承。
　　有人开玩笑说，因为是周公定的周礼，而不是“周婆”定的周礼，所以，一夫多妻似乎成了一件亘古不变的常理。但并非所有的正宫皇后(皇帝的正妻)都能对此容忍，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隋文帝杨坚的正牌妻子独孤皇后，她与丈夫结婚时就逼丈夫表态“誓无异生之子”。杨坚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花”心大起，临幸了一个复姓尉迟的宫女，独孤氏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将尉迟氏处决，保住了丈夫与她一夫一妻的局面。但她一去世，隋文帝就又册立了好几个妻子。
　　检阅古今史籍(正史)，从未发现有哪一位皇帝曾经有过“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以前的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中，常常把隋炀帝杨广和金朝第四任皇帝完颜亮“提”出来示众，说他们如何如何地荒淫，有成千上万的妻妾。这种夸大其辞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无知和误解，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创作者们所带有的一种灰色的欣赏心理。（摘自《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颠覆历史》）
　　中国历朝开国皇帝娶妻多少
　　秦始皇无记载。
　　西汉高祖刘邦有妻5人，她们是：高皇后吕雉、戚夫人、赵夫人、管夫人、孝文太后薄氏；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妻2人，她们是光武皇后郭圣通、光烈皇后阴丽华。
　　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有妻2人，她们是：文昭皇后甄洛、文德皇后郭女王；蜀昭烈帝刘备有妻3人，她们是：昭烈皇后甘氏、穆皇后吴苋、孙夫人；东吴大帝孙权有妻7人，她们是：夫人谢氏、夫人徐氏、皇后潘氏、皇后朱氏、大懿皇后王氏、敬怀皇后王氏、夫人袁氏。
　　西晋武帝司马炎有妻6人；东晋元帝司马睿有妻3人。
　　南北朝时期：
　　南朝宋武帝刘裕有妻3人；南齐高帝为一夫一妻；梁武帝萧衍有妻子3人；陈武帝陈霸先有妻2人。
　　北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有妻3人；文宣帝高洋有妻3人；北周孝闵帝为一夫一妻。
　　隋文帝杨坚有妻3人。
　　唐高祖李渊为一夫一妻。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太祖朱温有妻3人；后唐庄宗李存勖有妻4人；后晋高祖石敬塘为一夫一妻；后汉高祖刘知远为一夫一妻；后周太祖郭威有妻4人。
　　北宋太祖赵匡胤一夫三妻；南宋高宗赵构有妻7人。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一夫一妻。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妻5人。
　　元太祖铁木真有妻44人。
　　明太祖朱元璋有妻4位。
　　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妻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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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铜牌成新证据，郑和船队不止一次到过美国

资料图：2009年8月28日，山东滨州，中海太阳岛上的郑和青铜雕像。 中新社发 梁宝海 摄

　　中新网11月30日电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一封电子邮件、一通电话，以及一枚黄铜圆牌，激发李兆良追踪郑和船队是否曾到过美国之谜。经过三年多的探索，他日前向美洲郑和学会会员表示，“郑和船队没有来过美国是不可能的，而且来过不只一次。”他的说法是研究郑和历史上的新发现，令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华人感到振奋。
　　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李兆良为生化博士，因醉心中华文化及历史，退休后担起东西文化的桥梁，以网站推介中华文化及历史。这次到华盛顿探望女儿，经友人介绍应邀到美洲郑和学会谈他近年来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心得，会员们听后认为他的发现很重要。
　　与《1421：中国发现世界》作者Gavin Menzies熟识的李兆良认为，该著作内容很多是附会。至于怎会一头栽入郑和研究，他归因于一封主题为“这是什么？”的电子邮件。
　　他说，一张贴在网站上的黄铜圆牌，将他与拥有这块铜牌的主人牵上线，那人在北卡罗来纳州靠近艾许维尔的小镇深山里，以金属探测器找到这枚埋在土下四呎深的“宣德金牌”，因为对象不起眼，便随意将之搁置抽屉经年。
　　与李兆良通过电话后，对方决定将铜牌寄给他鉴定，并提出愿意以上限150元出售，若协助鉴定的李兆良愿意购买，还可打折。因缘际会，这块被洋人视同“破铜烂铁”的铜牌，便成了李兆良的宝物，也开启他追寻这块铜牌“身世之谜”的不归路。
　　李兆良以春秋以降及明、清等中国历代的冶金术为佐证，以及研读古书，证明自己手中这枚直径7公分黄铜圆牌货真价实，当初说服他的关键是圆牌中央凸铸“大明宣德委锡”中的“委”字，说明其来历；后来又发现，古文“锡”与“赐”通，更证实他的猜测。
　　李兆良表示，发现这枚“宣德金牌”的地点离海岸有250哩，他循线追踪印地安人与英国人，乃至美国独立战争在当地的历史变迁。他并指北卡有条河名叫“Santee”，与“山地”同音，而客家人在古时称“山地”。这些蛛丝马迹，让李兆良不愿放弃联想，继续探索。
　　除铜牌之外，李兆良在追踪过程发现利玛窦在中国所绘的地图，藏着许多人所不知，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关联的暗码。他从利玛窦地图中找出解开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谜团，并已将研究论文寄至国际郑和学会明年7月5至7日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李兆良说，一般历史或考古学家都仅研究其专业范畴，他因可遍览中英文群书，在研究郑和时更能旁征博引；同时他也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精神，彻底地探索相关问题。
　　李兆良说，他的发现对华人世界来说尤其重要，因而计划明年开始“闭关”写作，把近几年对郑和的研究写成学术性论文，再以故事串连出版。他目前正在寻找有兴趣的出版商合作，希望不久后能将之公诸于世。 (于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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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后依然贪恋女色 宋徽宗在金国生六子八女(图) 凤凰网

书画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赵佶一生有两多，其一，多才艺；其二，多子女。在艺术领域，不论是吟诗作赋，填词作曲，还是笔墨丹青，鞠场竞技，宋徽宗堪称一流；在生育方面，宋徽宗也以多子多女，在中国古代帝王生育史上独领风骚。据《宋史》记载，北宋灭亡之前，“徽宗三十一子”（《宗室传》，“三十四女”（《公主传》）。单凭这份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宋徽宗已经毫无悬念地坐稳了历代皇帝中孩子数量最多的头把交椅。

其实，宋徽宗被俘之前，还生有一子，即赵相，只不过《宋史·宗室传》失于记载。据《宋会要·后妃》记载，“（宣和）七年八月四日，诏:'婕妤王氏隆诞，亲属可依下项推恩……'”，这个孩子即三十二皇子赵相，后封为韩国公。对于赵相，《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也有记载，“韩国公相三岁，即小皇子”，也就是“靖康之难”中被俘的宋徽宗幼子。由此可知，靖康之难前，宋徽宗生有三十二子，三十四女。

《靖康稗史笺证》，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对汴京沦陷、金兵北归记述非常详细，因内容非常耻辱，故正史多无法记载。该书包括:《开封府状》（宋人无名氏）、《青宫译语》（金人王成棣）、《呻吟语》（宋人无名氏）、《宋俘记》（金人无名氏）等七部分，由不同作者根据亲身见闻，逐日记录而成，各种资料相互验证，参考价值颇高，是探究宋徽宗被俘前后生子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宋徽宗生孩子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好色。《宋史》评价他“轻佻”，算是留了面子。据《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记载:宋徽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能够一次裁减六千宫嫔，估计宋徽宗在位时后宫人数不下万人。身为皇帝、太上皇，宋徽宗不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理政和御敌上，而是醉心于创作，纵情于床第，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覆亡。

入金后，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受尽侮辱，疲于辗转，最后在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落脚。期间，虽然条件差了些，空间小了些，但宋徽宗周围的女人却不少。据《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记载，宋徽宗被俘时，有封号的妃嫔和女官有一百四十三人，无名号的宫女多达五百零四人。这些妃嫔，分几个批次被押运到了金国，除去中途死亡和被金人霸占的之外，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宋徽宗的身边。

《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称，宋徽宗“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别有子女五人，具六年春生，非昏德胤”。也就是说，宋徽宗被俘后，他的女人们共生了十九个孩子，其中“六子八女”是宋徽宗的骨血，而“别有子女五人（大都被殇）”则是金人的种。《宋俘记》是金人所著，在涉及宋徽宗颜面方面，未免毫无顾忌，但这更提升了它的可信度。如此算来，宋徽宗被俘前后，生三十八子，四十二女，共计八十个孩子。

那么，这八十个孩子的命运如何呢？先说皇子，北宋灭亡前，三十二个皇子中有七人夭逝，剩下的二十三个皇子（不含赵构），连同后来出生的赵极、赵柱、赵檀等六个皇子，与宋徽宗、宋钦宗一起做了亡国奴；至于四十二位公主，除“恭福帝姬生才周，金人不知，故不行”（《宋史·公主传》）得以幸免外，其余的要么夭折，要么死于颠沛，要么成为金人的战利品，供人奴役或淫乐，最后均不知所终。破巢之下，焉有完卵？！

不过，话说回来，宋徽宗父子、赵氏宗室以及那数千名被俘官员所掌握的高度文明，最终却为野蛮的女真族打上了永久的汉文化烙印。据《皇朝通志·满洲八旗姓》载，女真后裔中的“伊尔根觉罗”姓，其汉姓即为“赵”。《黑龙江志稿·氏族》也称:“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也就是说，后来，满清的某些望族，不排除是北宋皇室后裔的可能。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生育能力最强、生孩子最多的宋徽宗，所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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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功过：“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大统一

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七八百年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

拿破仑：我不如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七八百年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
成功者的典范——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千年风云第一人》（巴拉吉尼玛等编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的作者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敬重成吉思汗，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民族的骄傲，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在该书引言《成吉思汗创下了十二个世界之最》中，他们认为成吉思汗“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
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成吉思汗》一书中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故而他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亦且为世界古今不见俦匹盖世之雄也”。
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是空前绝后的。”
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亚历山大马其顿斯基，其英名也可以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但“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高官都是因为奢望帝王宝座而互相争斗，亚历山大的儿子遭到了逃亡的命运”。
与之相反，“成吉思汗的儿子，没有受到任何继其父汗之位的影响，君临西起亚美尼亚东至朝鲜，南自西藏北至伏尔加的广阔领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支配了世界的一半（确切些说是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为此，他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皇帝”。
伊儿汗国的重臣、伊朗著名史学家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
甚至拿破仑本人也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蒙古和中国；前三部分由汗分别统治；最后一部分作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
麦克阿瑟：他的成功使史上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
孙中山先生说：“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朝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
毛泽东同志将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为“一代天骄”，将他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
东方战神——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组建了一支当时天下无敌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他非常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的部队运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虽然他毁灭一切，残酷无情，野蛮凶猛，但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种种不变的要求”。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3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帝国，印度之北部，韩国半岛，中央亚西亚之全域，俄罗斯帝国之大半，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1万6千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12万，小林高四郎说20万），在很短时间内（1207年到1227年共20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6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
有人曾经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
信仰自由——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
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
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经商与战争——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残杀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此“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
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韩国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
我国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说：“成吉思汗在开始西征起，便……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完善的驿站系统，使“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
成吉思汗改变了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
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
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怪乎有的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东西文化交流促成。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所以，我把成吉思汗的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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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虽然有一幅被称为最早的世界地图，是明朝船队所绘制的
可是漏洞太多，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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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源于西方的货币战争

市场放任的政策造成粮食危机而国家又救灾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失位”。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

——王夫之

明朝“市场化”的问题

白银依赖进口是明清两代最为突出的问题。

其实，白银一旦不再是交换的媒介，成为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波动的商品，它就脱离了货币的性质，成为积累和掠夺财富的工具，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货币一旦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炒卖，货币供应的不稳定，虽然会使得炒家们利用其得利，但也会使得定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金融问题，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为什么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如果纠缠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里，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监钩心斗角的鸡零狗碎中，就势必看不到500年历史的基本脉络，那样，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与靠议论皇帝家事治天下的“道学家”们没有什么不同了。

当然，白银的进口和外向型的经济，确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社会学家黄宗智有一个观察，以此来反驳历史上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我们要了解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怎样，其实从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穿棉衣了，——这就说明了当时棉花和棉布生产的市场化，如何导致了棉布价格的下降。

其实，与当前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明代市场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出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但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资源的竞争，必然要造成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中、西(班牙)两大帝国间围绕着菲律宾问题的对抗。随着中国商人把贸易据点建立在马尼拉，甚至随着大帆船贸易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商人与西班牙商人的纠纷日益扩大，其实，西班牙人在16世纪后期占领菲律宾的吕宋的时候，当时在吕宋定居的闽浙中国人已经有好几万人了。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闽商阎应龙等人，向朝廷汇报说吕宋机易山有金银矿，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明朝廷当时正在国内四处开发金银矿，闻讯遂即命福建地方抓紧办理，福建于是派员往吕宋勘察，中国的探矿之举引起西班牙当局妒忌，两方争执遂起，华侨卷入其中。次年，冲突激化，有2500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门和广州。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当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第二个问题：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最终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但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粮食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1640年，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换取货币，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由于要用银两来完国家赋税和地租，以及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当银粮比价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而国家又救助不力，那么粮贵钱贱的巨大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明代实行的租、役、贡一律交银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开中法以来，力图用货币来支配、调动一切资源的政策的延续，明中期只不过是将货币确定为银而已。但是，对于明王朝来说，银是通过出口资源和商品而换来的进口商品，既然作为货币的银本身也是“商品”，银的开采生产自然也要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大致说来，当着白银进口初期，在银短缺的情况下，银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许多倍，不但进口、运输白银是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且银贵物贱，拥有银的商人当然是很威风的；但是，随着银的大量开采、进口和转运，银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银本身的价值越来越接近其本身，这时开采、出口和转运白银就越来越无利可图，而且银一多，物贵银贱的现象就出现了，物的价格自然会被白银市场人为抬高了，这个时候，甚至连拥有和转运银的商人也觉得吃亏了。而上述两面之外，最坏的一种可能性是：先是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造成银价下跌，于是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白银开采和白银供应量逐步下降，随后白银供应量减少又导致白银缺乏、市场交易不畅——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从国际上看，白银开采变得无利可图了，由于白银的开采量减少，而出口量更大幅度减少，从而造成白银缺乏，而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上看，则是白银抬高了物价，物资腾贵，于是：既缺少白银，同时又物价腾贵的危机动荡时代就到来了。

明朝末年，王夫之(船山)等人其实已很痛切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恶果是“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最终是“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最终必然导致粮食危机，结果是既缺钱又缺粮，农商两不利。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

盐政开中之法，其名甚美，综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远，非通计理财之*也。商之不可为农，犹农之不可以为商也。商其农，徒窳其农而贫之于商。农其商，徒困其商而要不可为农。开中者，将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怀土重迁者，商且悬重利以购之，则贪者舍先畴以趋远利，而中土之腴田芜矣。不则徒使商豢游惰之农，而出不能稗其入也。抑天下果有有余之农可募邪，则胡不官募之，而必假于商乎？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故行之未百年而叶淇得以挠之，商乃宁输数倍之金以丐免遥耕之苦，必然之势也。耕犹食也，莫之劝而自勤者也。强人以耕，殆犹夫强人以食，与不噎而哕者几何哉？此开中之不能久也。

弘治时代，“开中法”已由“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商人从此也不再承担粮食转运的任务。这样，原本依靠商人转运粮食的体制也瓦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商人因运粮无利而不为，乐得“纳银开中”换取盐引，而这就是将运粮交由商人的恶果，这也就是当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危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弊”。这也就是说，明代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而国家失位造成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却加剧了农业危机。——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种桑、织布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深刻问题。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正好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并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其兴也白银，亡也白银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的30-40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而这一刻终于在1630年到来时，布罗代尔这样说：“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

通货紧缩导源于美洲的货币生产过剩。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亚当·斯密对这场危机这样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结果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流入量也在减少，实际上，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各种危机集体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困”，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再力图“有为”，却已经是完全无回天之力了。

事实上，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一样，在面对白银货币化时，都已经深刻注意到了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他们敏锐的论述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指出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明朝的衰亡，与将货币委之于白银进口最有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这些论述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实际上，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只是对于各国打击的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进口国，必然会受到最为沉重的打击。大明王朝将国内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依赖于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固然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银荒”，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却忽视了白银依赖对于国家财政造成的潜在危机，而一旦货币危机爆发，这个时候再试图“废银”，妄图摆脱白银进口而重建国家主导的信用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时的局面，已经是任何贤君明主均无法力挽狂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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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皇太子”：袁世凯大公子的凄凉结局


袁世凯（图）的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喊打声中黯然离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遁迹。

　　袁世凯之死，给庞大的袁氏家族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衰落，袁克定，这位年轻时过惯钟鸣鼎食日子的袁大公子最后竟至经济窘迫之地步。晚年的袁克定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关于袁克定的记忆碎片，现在也成了关于这位曾醉心于帝制的“皇太子”难得一见的宝贵记录。

　　口述：张传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乾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里面一副倜傥的形象，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1941年，父亲在上海被绑架，母亲怕我出事，让我跟着孙连仲（注：著名抗日将领，后任河北省主席）一家去了西安。母亲将父亲救出后，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人在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跟随父亲一起躲避在西安的还有一些京剧名角，比如钱宝森、王福山等，他们都是原来在清宫里唱戏的伶人的后代。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弓弦胡同一号，这个有15亩花园的院子原来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1946年，父亲听说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为了不让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落入外国人手里，毅然卖掉了他很喜欢的这座老宅，又变卖了母亲的一些首饰，才买回了《游春图》。我们一家于是就从城里的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现在北大西门对着的那个院子叫蔚秀园，穿过蔚秀园就是承泽园。在父亲买下承泽园之前，它的主人是庆亲王奕。承泽园很大，大大小小30多间房子，里面有假山、有人工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很是雅致幽静。父亲生性散淡，但对朋友是有求必应。他的朋友大多是和他谈论琴棋诗画的同道中人，我记得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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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皇太子”

　　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很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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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陵墓寻获 枭雄真貌将揭晓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下午四时五十六分
       
                       
（北京28日综合电）一代枭雄、汉魏武王曹操之墓在何处之谜，近日告破。河南省考古人员在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大墓，经过权威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考证，证实这是曹操的墓穴。考古人员不但在墓中发现不少文物，同时发现多具头盖骨，专家监定，这些骸骨属60多岁男性，与曹操终年吻合。专家下一步将尝试用高科技，试图重建这名三国枭雄的真面目。
曾多次被盗
《三国志》记载，曹操在建安25年（公元220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在洛阳因急病去世，终年66岁，于当年2月21日下葬。1700多年后，曹操的墓穴已消失在河南的田野上，毫无痕迹。曹操墓穴所在何处，一直众说纷纭：72疑冢、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谜团重重。
河南省文物局周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公布这项重大考古成果。称曹操大墓位于河南省安丰乡西高穴村南面，平面呈甲字形，占地约740平方米，墓室位于地下16米，由39米长墓道、前后室和4个侧室组成。在墓室墙壁多处有破洞，考古人员称大墓之前曾多次被盗，不但墓内的文物被盗，很多历史遗迹亦被破坏。
考古人员从去年12月开始对这座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超过200件陪葬品，包括铜带钩、铁甲、铁剑、石枕、刻名石牌等，部份更用金、银、铜、云母等珍贵材质制成。其中有八件陪葬品，被考古人员认为能直接证明大墓的墓主就是曹操。
石牌证曹操陵墓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介绍，认定依据主要有6方面：首先，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25年（公元220年）病逝于洛阳，并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的《遗令》称“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       

                                相关照片
                                               
                                ■ 屹立在河南省许昌的巨型曹操石像。（互联网）               
                                               
                                ■ 曹操墓穴的巨型墓门。               
                                               
                                ■ 从中出土的刻铭“魏武王”石牌。专家表示，该石牌对确认墓主人身份起到关键作用。（中新社照片）                
                                               
                                ■ 曹操高陵出土的玉、玛瑙装饰品。（中新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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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始末 并非孙中山让位

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3月10日下午3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照为他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他身着 的仍为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左前第一人是孙宝琦；孙右后方是荫昌；前右二是陆徵祥；荫昌之右为梁士饴。  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辛亥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两信未复，九月十一日，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279）九月十九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对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页81-82）
刘、蔡过江，袁世凯伸出橄榄枝
袁世凯接到黎、黄信后，九月二十日，派刘承恩、蔡廷幹（袁的副官，海军正参领，他是黎元洪的学友及黎在北洋水师时的同僚）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
就在这几天，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浙江、福建相继独立，黎元洪通电各省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湖北民军士气大振，主战派占了上风。九月二十一日，刘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请见黎元洪。迫于主战派的压力，黎元洪劝袁世凯倒戈北伐，克复京师:
“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摸清了黎元洪的态度，第二天离开武昌。黎元洪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亲笔信，洋洋洒洒一千二百余字，作为对刘、蔡谈话的补充，交刘向袁复命。
清廷连发上谕催袁世凯回京组织内阁，九月二十三日，袁进京赴任。审时度势，他深知民军士气正盛，此时求和，尚缺筹码，惟有攻克汉阳，方能折杀民军锐气，把黎元洪逼上谈判桌来，也向朝廷和北洋军中的主战派有所交代。袁到京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来拜谒，表达了有意调停武汉战事、促成袁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的愿望。十月初七（11月27日），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电:“今署理汉口总领事电称如下:清军攻克汉阳，革军退避武昌，军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现预备承认立宪政府，并因此事已发寄公文。”
清军大获全胜，冯国璋准备乘胜渡江，再取武昌。武昌起义元勋中的主战派见民军不敌北洋军，北伐无取胜的希望，更恐武昌失守，丢掉独立各省盟主的地位，遂同意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接受袁提出的停战条款。
十月初十（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过江，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来到武汉，因武昌陷于清军炮火之下，乃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会场，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英国驻汉总领事表示，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可开议。为使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议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袁世凯、黎元洪达成停战协议:从十月十三日早八时至十月十六日早八时（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战三天。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与清军的第一次停战，以后又签署了五次协议，将停战期一直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图为出席典礼的证件“庆祝券”。 图片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十月十七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辛亥革命》，卷八，页200）袁世凯发内阁咨文，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同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织议和代表团，并颁发照会，钤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
黎元洪主张南北议和在武昌举行，借以主导议和进程，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后，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受同盟会方面的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十月十七日议决“各省代表于十八日同船发赴南京”，他们把议和地点改在了南京。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会晤黎元洪，才知伍廷芳不愿来武昌，要他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尔典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十月二十三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
据在汉口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的江苏代表雷奋说:“……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凡参与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卫本人，虽为中山心腹，亦视此为收拾时局，合理解决之最好方案。当时协议之条件有三:（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先是独立各省，对内对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电邀各省，派遣代表赴鄂会议。……各代表抵汉口之次日，已由北京公使电致汉口英领事，转告各代表，提出三项条件，谓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并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之意见，均可行。”（《辛亥革命史料》，页282-283）
伍、唐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
伍廷芳首先表达了南方对于议和的基本原则: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唐绍仪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达之办法而已。”
会谈气氛良好，伍廷芳对唐绍仪的表态很满意，他说:“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总之，君既赞成共和，则我等所求者息事后之和平办法而已。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但就实现“和平解决”的途径，伍、唐均语焉不详，争论一番之后，唐绍仪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摺，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军队必如此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唐绍仪的主张合情合理，伍廷芳未表反对，他说:“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现在即可以表决。”唐绍仪不同意，他认为，独立各省的代表皆为都督所派，而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来沪代表并非官派，只具个人资格，无合法代表权，不能将现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等同于将来的国民会议。这样，各省代表的资格、人数，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会议地点及开会时间，就成了伍、唐以后几次谈判的焦点。
伍、唐第一次会议，即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议题上达成共识，出乎中外意料。原来，伍廷芳虽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幕后操盘手却是张謇、赵凤昌，他们与袁世凯、唐绍仪在议和的关键问题上早有默契。
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实业界领袖，袁世凯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隐居的袁世凯，他俩对如何应对将来时局的变化交换了意见，袁向张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果然信守诺言，主要表现在:一、攻克汉阳后，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反将主张急攻武昌的冯国璋从前线调离，派主和派将领段祺瑞统率清军；二、当张勋在南京被江浙联军围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三、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临行前他嘱咐唐: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果然先见张謇，请示机宜。（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81-182）
赵凤昌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常州人，曾是跟随张之洞多年的亲信幕僚，参与机密，言听计从，后被张派到上海办洋务，结交了许多南方士绅，他和张謇友情深厚，与伍廷芳、唐绍仪也是旧交。唐绍仪很信赖赵凤昌，在和议过程中，他天天都与赵通电话。北方代表团成员张国淦回忆:“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在同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阳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谈。在议场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汪兆铭）与本人（魏自称）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辛亥革命史料》，页292）-分页-->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的袁世凯，身穿的尚是清朝陆军将官服。
这时，清军中的主和派将领揣摩袁世凯的心机，知其无意做曾国藩，他们见黄兴已取代黎元洪即将成为南方临时政府的首脑，便开辟第二渠道，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字少游，江苏人，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潜赴上海，谋求与黄兴谈判。参与其事者有黄兴的亲信、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诒。洪承点是顾忠琛的学生，朱葆诚是廖宇春的学生，二人共事于联军先锋队，廖、夏到沪，经朱葆诚介绍先认识了洪承点，又经洪承点介绍认识了顾忠琛，顾忠琛则告以黄兴。黄兴指示顾忠琛和廖宇春会谈，探其来意。于是，顾忠琛乃约廖宇春、夏清诒密会于文明书局二楼经理室。
就在伍廷芳、唐绍仪举行第二次会议的那天（12月20日），顾忠琛手持黄兴的委任书（“兹委任顾忠琛君与廖宇春君商订一切。十一月初一。黄兴。”《黄兴集》，页98）再赴文明书局与廖宇春会谈，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卷八，页103）
黄兴明知黎元洪委任的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正在上海与唐绍仪谈判，又遣顾忠琛与廖宇春签订密约，悖理违法，实属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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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国民会议胎死腹中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袁世凯领衔率内阁十大臣上奏摺，代奏唐绍仪近电，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接奏，即开御前会议，载涛、毓朗反对，奕劻主张允唐绍仪所请，隆裕太后乃下懿旨:“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盖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辛亥革命》卷八，页155）第二天，伍、唐举行第三次会议，伍廷芳提出了修订后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条款，首项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做民国首任总统，同盟会方面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孙中山恰在此时回国，黄兴、陈其美等人考虑孙革命一生，眼看满清将倒，应给予其民国首任总统的职位，以示尊荣。“总理回沪后，黄克强、陈英士两先生朝夕不离。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遯初（宋教仁）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71-72）十二月初八，黄兴、宋教仁等人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之事。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伍、唐（这是南北议和期间伍、唐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签署协议，其第四条为:“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当即致电袁世凯解释情由:“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袁世凯认为南方太无诚意，1912年1月1日致电唐绍仪，说他12月30、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政府不能承认。唐绍仪当即电请辞职。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议和代表，并电告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嗣后应商之事，直接与伍廷芳电商。
孙中山抢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成立政府，意在逼迫袁世凯将他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加推翻满清后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筹码。他的目的达到了，袁世凯不得不与他打交道。唐绍仪辞职后，南北议和中断了几天，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后，又继续开议。“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和“南方如何兑现承诺”已成最后的议题，前者伍、唐已基本谈妥，后者成了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通过汪精卫转给孙中山一电，提出三个条件，头一条即是:“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1月14日，孙中山在复电中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第二天，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请他转达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20，页23）
孙氏斗法，一波三折；袁氏妥协，议和成功
就在孙中山信誓旦旦之际，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更加深了袁世凯对孙的不信任。
1月16日，袁世凯退朝回家，行至东华门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遭炸弹袭击，炸死卫士六人、平民二人，袁未受伤。刺客当场被捕，自认属于北方革命党。该党总部设在天津，虽属同盟会的分支，但组织独立，自行其是，他们反对南北议和，主张以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当时，清帝退位之说久传于外，而又迟迟不能实现，他们以为是袁世凯从中作梗，因此设计炸袁。
1月18日，孙中山忽然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其中第二条:“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第三条:“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中山电邀伍、唐“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拒不赴宁。从1月18日至21日，孙向伍连发五电，修改所拟的“要约”，并向黎元洪通报:“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罕见地将“要约”公诸报端，以最后通牒之势向袁摊牌。袁世凯以孙提出的条件与以前协商的内容不符，拒绝接受，他认为:清帝退位后，倘各国未能即时承认中华民国，斯时北方诸省清帝统治权既已消灭，南方临时政府事实上又不能统一，中国便成无政府之状态，何以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非要为议和附加新条件，他将把与伍廷芳先前谈妥之事，即时作废。孙中山此举使伍廷芳颜面大失，一怒之下，电孙请辞议和代表。
孙中山就任伊始，即通过王勋（孙的亲信、外交总长王宠惠的哥哥）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由盛向日本财团借款，然后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购买武器与军火’）”。（《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35-236）此事泄露后，中外哗然，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的反对，合约作废。
2月3日，孙中山会见充当日本政界、财界联络渠道之人森格时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如在阴历年底得不到一千五百万元，则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当天会谈的内容与结论，由森格以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电报稿先由森格写成中文，经孙中山与胡汉民修改后发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其后，2月5日、6日孙中山致电森格催促日本方面答复。日方深恐借款给临时政府引起外国干预，2月8日，益田孝复电森格，没有允诺提供一千万元军费，相反劝孙中山及黄兴与袁妥协。（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文的资料——森格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1982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刊印。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页647-648）
孙中山之所以节外生枝，甘冒议和破裂的风险，所恃全在借款，借款不成，只得言和。最后的谈判更像一场交易，孙中山为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设置了许多条件，又在新内阁人选上讨价还价，袁企盼和议早成，屡屡向孙妥协，宋教仁（农林）、陈其美（工商）、王宠惠（司法）、蔡元培（教育）得以跻身总长之列（内阁设十位总长），加上由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南方总算如愿以偿。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通电全国:“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谘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85）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十七票（全票）补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在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范福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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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世界的刺杀：命丧中国的日本首相


伊藤博文


本文摘自《杀手在行动》作者:朱中澍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安重根怕打错了人，又向跟随伊藤博文的几个日本人开了四枪，场面顿时大乱。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安重根抛掉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然后从容被捕。

1909年10月26日，哈尔滨火车站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人潮汹涌。这一天它显得格外冷清，与往日的喧闹、嘈杂相比，此时仿佛一下子空出了许多地方，连街上的行人也变得安静了。一种压抑与紧张的气氛掩饰不住地在四周散开。

车站周围已经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层层把守，戒备森严的他们正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可疑的行人。

不过站台上的几个身穿和服的女人缓和了这种肃杀之气，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正恭恭敬敬地排成两排，准备列队欢迎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在她们身旁，站着一些卫兵，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记者。

上午9点，日本枢密院院长、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乘坐的火车缓缓开进了哈尔滨站。他此行的目的是解决日俄在铁路上的争端，特地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总长进行谈判。

当专列在第一站台停稳后，在站台上伫立久候的沙俄财政大臣赶忙登上豪华的特等车厢，欢迎贵客的到来。

不多时，他陪同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头走出车厢。顿时，站台上等候的欢迎队伍敬礼，军乐奏起。接着，伊藤博文在戈果甫佐夫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检阅完仪仗队后，他们一行向出站出口走去，伊藤博文走在了最前面。他面带微笑，不时地向欢迎人群挥手示意。

就在这时，一位身着西装、头戴鸭舌帽的青年男子，突然从欢迎人群中冲进警戒线，趁众多卫士来不及反应，朝满面春风的伊藤博文连开三枪。

十几分钟后，伊藤博文因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一条特大新闻从哈尔滨迅速传遍全世界: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站击毙日本*大臣伊藤博文。

人们这才得知，这位刺杀者就是朝鲜人安重根。

据安重根事后交代，他曾与“高丽复仇团”商讨过刺杀伊藤博文之事，甚至曾想过去东京刺杀，但是一直缺乏经费，也感到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一直在黑龙江游走，在朝鲜人中宣传爱国思想，同时寻访有志之士，希望能为朝鲜独立做些事情。

当他得知伊藤博文要来哈尔滨之后，他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经过一番准备之后，1909年10月26日一大早，安重根检查了勃朗宁手枪，将8发弹头刻有十字的子弹上了膛，然后换上旧西服外套，戴上运动帽，把手枪揣在右兜，出发了。

上午7时，安重根坐马车来到哈尔滨站，此时，俄国与日本官兵正忙着作欢迎准备，同时也加强了警备。戒备虽严，但机敏的安重根还是随着日本的欢迎队伍进入了候车室。因为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当时告诉俄方，只对欧洲人、中国人查看通行证，日本人则一律放行。在俄国人眼里，安重根外貌装束与日本人无异，所以并没有对他检查。

安重根就这样混进了车站，在候车室里有个小卖店，他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候时机。

当伊藤博文出了火车，检阅仪仗队的时候，安重根已经站在了俄国仪仗队后面。

当时，人们的眼睛都注视着伊藤博文，只见他按顺序检阅了俄国军乐队、仪仗队、各国领事。

团、中国仪仗队、日本欢迎队伍。检阅完毕，伊藤等人折返。就在他距离安重根5米左右，将要走过去时，安重根闪电般地抽出手枪，在敬持枪礼的俄国士兵的空当间，向伊藤射出了三发子弹。

安重根怕打错了人，又向跟随伊藤的几个日本人开了四枪，场面顿时大乱。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安重根抛掉手枪，用俄语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然后从容被捕。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被带到火车站内的俄国宪兵派出所，简单审讯后，日方便来要人。晚上9时许，安重根被移交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关在地下室里。

五个月后，安重根在旅顺被处决，年仅32岁。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地宣称:“我是为了具有4000年历史的祖国和2000万同胞，一举处决蹂躏朝鲜主权、扰乱东洋和平的奸贼。正因如此，我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次刺杀却加速了朝鲜的陷落。

据有关资料记载，伊藤博文的遇刺，成为日本完全吞并朝鲜的绝好借口。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从此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

变革救国

在日本近代史上，伊藤博文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1841年，伊藤博文出身于长州藩(今山口县)山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其父被下级武士伊藤家收为养子，并被选为继承人，遂继姓伊藤。

伊藤博文小时候性格软弱，但脑子灵活，还很会搞关系，有一次，在外公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欺负他的那些小孩子成了兄弟。

孩子们经常分成两队做军事游戏，小伊藤博文是其中一队的队长。初冬时节，他率领一队人马在作战中失利，为了扭转局面，他把对方诱入干枯的芦苇丛中，然后跑到上风的地方放起了火。火借风势，冲着“敌军”就烧过去了。

这场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伊藤的外公不得不替他挨家道歉。

俗话说，三岁看老。小小的伊藤博文就已心狠手辣、工于心计，难怪日后能成为一代枭雄。

早年，伊藤博文曾入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学习，这个吉田松阴曾划着小艇爬上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

这种异想天开的行径，代表了当时日本的风尚。在吉田松阴被赶下黑船后，他在狱中写下了许多启蒙时代的巨着。但是在他的这些向文明学习的着述中，他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却宣扬对贫弱邻国的野蛮。

吉田松阴的这些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伊藤博文，使伊藤博文一生都在实行侵略扩张政策。

伊藤15岁开始参加政治运动，是个“尊王攘夷派”干将，在1862年还参加了火烧英国公使馆的激烈活动。但第二年，伊藤博文选择了赴英留学，他在英国时，对政治制度等的研究特别热心。从英国归来，伊藤博文成为明治维新政府的得力人物，十分活跃，积极推动国内的各项政治改革。

1881年，伊藤博文积极推动引入英国的政党内阁制，次年又赴俄研究君主立宪政体制度一年。

回国后，伊藤博文大显身手，在1884年颁布“华族令”，将旧贵族阶级以及新涌现出的有功之臣、军人，分成公、侯、伯、子、男五个爵级，组成贵族院成员。伊藤也自列公爵之阵。

1885年12月，伊藤博文建议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开始起草宪法的任务，并在1889年2月1日推出其主导制定的日本第一部宪法，创建了独特天皇制国家，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

此后，日本在强国路上一路超越亚洲各国，绝尘而去。

1894年，伊藤博文参与策划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

伊藤博文的所作所为都是以日本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但这种利益的赢得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弱肉强食的理论。1894年7月，日本主动挑起甲午战争，伊藤任战时首相。“攻占威海，略取台湾”的作战方针，就是他提出的。而《马关条约》的底本及其苛刻无比的条款也是由伊藤圈定的。

这一战，使得大清帝国颜面无存。这一条约，不仅使中国无力保护朝鲜，此外还割让了辽东、台湾、澎湖三处领土，以及赔款两亿两白银。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向清政府勒索三千万两白银“赎辽费”了之。

甲午海战后，清朝已经无法对朝鲜的命运再说一句话。日本则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把朝鲜一口吞下。

日本人闯入皇宫杀了明成皇后，同时又用谈判手段修改了若干条款，朝鲜眼看着就到手了，帝国扩张的第一步，吞食朝鲜的大业眼看着就成功了。朝鲜皇族、朝鲜人民没有实力阻挡日本军队的铁蹄，但是有人阻止了。

日本在甲午海战后吃得太“肥”了，这引起了俄国的警惕。日本人也知道如果要吞下朝鲜，日俄之战不可避免。

出师未捷

1904年，甲午之战后的第二个十年，岛国的日本决定与领土辽阔的俄国一战。

此前，俄国曾联合法德逼迫日本把到“嘴”的辽东给吐出来，伊藤博文等军国主义者一直耿耿于怀，视作奇耻大辱。

就在英国人手持马克沁机关枪，在非洲殖民地屠杀的时候，日本陆军的制式步枪也在1897年定型，帝国陆军在这时已经刀枪在握，准备与南下的俄国人比个高低。

为了朝鲜这只已经抓在手中二十年还没放到嘴边的肥羊，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了。

结果在西方亿美元的巨额军费支持下，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战胜了白人。这也曾经一度鼓舞了那些饱受西方人侵略的黄皮肤的东方人，但却没什么实用价值。

日俄战争同甲午战争一样，日本战胜，中国和朝鲜却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1905年，日本在日本海海战(对马海峡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朝鲜统监，1907年迫使朝鲜签订第三次日朝协约，将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但是伊藤博文本人是反对日朝合邦的，在1909年的阁议中他便公开表达反对立场，表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这与许多参与日本对朝鲜政策参与者的想法并不同。

1909年10月，为解决日俄争端，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总长谈判，当他于10月26日被安重根刺杀身亡后，主张日朝合并的一派成为日本对朝鲜政策的主导者。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朝合并条约》。同年10月1日，日本统监府改为总督府，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6年的全面殖民统治，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伊藤博文的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导致了日本在日后的败亡。

伊藤博文早年曾参加尊王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这是日本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历史变革，

从此日本结束了幕府专政的封建割据状态，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时也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伊藤博文曾四任首相、三任枢密院长，是对外侵略扩张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正是伊藤博文使日本迈进现代化国家、成为近代世界列强之一的强国。

但是出身贫寒、雄心万丈的伊藤博文与其他人不同，伊藤博文属于日本的稳健派，尽管他是首任朝鲜总监，可是他反对日韩合邦，认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二战的五十年间，日本的兴衰可以说和扩张有关。日俄战争中正式吞并朝鲜，然后不断蚕食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拿下东三省，接着是“卢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到最后偷袭珍珠港，横扫南洋和东南亚，最终走向失败。

伊藤博文可以说是日本最清醒的大脑，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虽然加速了朝鲜的灭亡，但他也让日本的军国主义因为失去了伊藤博文，而走进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死胡同。

两相比较，安重根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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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20年代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阀(图) 文史天地

1919年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运动。皖系力主签约，直系坚决反对，奉系则乐得坐山观虎斗。吴佩孚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

《文史天地》 2010年第1期
一代枭雄袁世凯在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近3个月后，1916年6月病亡，北洋军阀集团分裂成直、奉、皖等派系。为掌控北京中央政权，各派逐鹿日渐激烈。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权倾中央。1922年4月底至6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使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败北山海关外。赫赫武功让吴佩孚声名鹊起。这个有着“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的直系军阀被当着“中国最强者”，于1924年9月8日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秀才烟民避难京城
吴佩孚生于1874年，山东蓬莱县人。在其诞生之际，时为小商人的父亲梦见戚继光进入家门。为表示对抗倭英雄的景仰，便以戚继光的字“佩玉”为此子取名佩孚，字子玉。白6岁人私塾，吴佩孚不负长辈的厚望，勤学苦读。14岁时父亲病故，家境贫寒，吴佩孚一度想辍学挣钱养家。适值登州水师营招收年龄16至20岁的学子当学兵，要求每隔5天集训1天，每月发饷二两四钱白银。吴佩孚虚报为16岁到水师营当了学兵，其间拜登州府名儒李丕春为师。在半兵半读的学兵生活中，吴佩孚未曾中断学业，22岁考中秀才。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8年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登州(后改烟台)作为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出入，鸦片作为合法的商品大量倾销到登州。登州所属蓬莱县地处该州东端，北临黄海、渤海，成为炯毒重灾区之一，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县城里烟馆林立。在此大环境下，吴佩孚最终并没有沿着科举的道路走下去，却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烟民，成天陶醉于吞云吐雾中。因家境不济，仅仅只是炯馆“普通座”的座上客。1897年的一天，23岁的吴佩孚烟瘾大发，可“普通座”已无空位，吴佩孚与当地著名豪绅翁氏相商，想借用翁氏所包的“雅座”一角抽几口过过瘾。谁知未过成烟瘾，却被翁氏踢了一脚，赶出了房门。为出此口恶气，吴佩孚找到了当时蓬莱县城很有名气、由十个落第书生组成的“十虎”集团，求这些文痞、讼棍帮忙出气。不日“十虎”大闹翁府，遭到官府缉拿。为避此祸，吴佩孚连夜逃往北京，穷困潦倒。为了糊口，他只有凭自己念过四书五经的能耐，刻苦攻读“相命书”，为他人卜卦算命。
次年，驻扎在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因在四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伤亡惨重，奉命招兵，扩充队伍。曾经在家乡当过水师营学兵的吴佩孚，决定投笔从戎，到天津应征入伍，从此踏上军旅生涯。无论是吴佩孚本人或是翁氏都没有想到，烟馆“雅间”的一脚会踹出日后的一个手握重兵，叱咤风云的大军阀。
谍战中初露锋芒
吴佩孚虽当过学兵只不过是混点饭钱，实乃一文弱书生，初人聂部常因军训动作不合格，被教官惩罚示众，而吴佩孚又总是保持沉默寡言，所以大家都称他“吴傻子”。上司只好让他当了个勤务兵，在军中听差。一日，吴佩孚为巡警营幕僚郭梁丞送一份公文，发现郭错用了一个典故，郭才得知吴佩孚是个秀才，遂与吴佩孚结为把兄弟，并时常把吴佩孚叫到家里吃饭。在郭梁丞的极力保荐下，1902年9月吴佩孚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量科学习。一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任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中尉，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一员。
1904年2月，争夺我国东北地区控制权的日俄战争爆发了。清政府陷入了若“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的外交困境忧虑之中。为打破俄国独占东北局面，维护东北主权，国势衰微的清政府，表面保持中立的态度，暗地里却联日拒俄，为日军提供情报帮助。日俄战争前夕，在日驻华军事顾问、日本近代间谍战鼻祖青木的主持下，从北洋督练公所中选拔出包括吴佩孚在内的16个能干得力的青年军官，与31名日本情报人员秘密组成中日混合侦探谍报队，由日军守田利远少佐带领渡海分别到旅顺、大连等地刺探俄军军事活动情报，尤其是俄国东方舰队的实力情况。在执行此次任务中，吴佩孚给日本人的印象是“温和良顺，举动不苟；交人圆和而不露圭角；任事处变而不急近功和不邀虚名；所自信以为是者，则行之以渐……”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总有法子先生”。吴佩孚出色的情报工作才能，深受守田的青睐。守田奖赏吴佩孚500大洋，并破例准假一周让吴佩孚骑着自己的坐骑回家探亲。日俄双方开战不久，2、3月份日本海军对盘踞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进行攻击，遭到猛烈还击，久攻不下。主帅东乡平八郎决定对俄国舰队实行封锁战(闭塞战)。由于俄军设立多道防线，日本船只没能自沉在指定海区对俄海军实施封锁，导致日军遭到重创。吴佩孚建议用多只普通渔船日夜不停地对俄舰队进行骚扰、试探，趁其麻痹之际，把日军情报船混在渔船中送到海上阵地，港内各舰阵位信息成功地反馈到指挥舰，为日军歼灭俄国远东海军残余，以及陆上要塞决战作出了贡献。10月，已荣升为上尉的吴佩孚奉命携带重要情报到奉天(今沈阳)附近的新民屯参加秘密会议，途中被俄军以“间谍”之名逮捕。吴佩孚拒不承认自己谍报员身份，在押往哈尔滨途中跳车逃脱。
1905年9月，日俄战争以沙俄惨败告终。吴佩孚因屡次立功，日本赠其六等“单光旭日勋章”一枚。在历时一年有余的日俄战争谍报工作中，吴佩孚初露锋芒，可视其为日后吴氏跃为北洋之星的端倪。
识曹锟，北洋之星冉冉升起
吴佩孚在以间谍身份出色完成了其一生当中的第一次重大军务后，被派到北洋陆军主力第三镇，从此与日后为民国八大总统之一的曹锟结下了不解之缘。1906年春，吴佩孚在第三镇步队十一标第一营任督队官(营副)，不久被保荐到天津讲武堂进行短期培训，毕业后回到原所在营部升为管带(营长)。翌年，曹锟成了第三镇的统制(师长)。一次吴佩孚随曹锟驻防吉林时，曹锟要用东北地图，整个第三镇只有吴佩孚有一张在日俄战争时期自己绘制的东北地图，由此曹锟对吴佩孚开始有所关注。次年吴佩孚调任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曹锟奉袁世凯之命率第三镇官兵人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线京畿外围防务。同月山西新军宣布独立，袁世凯派曹锟率军攻打山西革命军。队伍即将行进到娘子关时，第三镇第三标部分人员在标统(团长)的带领下准备起事，被吴佩孚即时发现向曹锟告密，吴佩孚第一次救了曹锟，之后被提拔为第三镇第三标标统。
1912年2月，袁世凯为了达到在北京老巢就任大总统的目的，指使曹锟带兵到南京迎袁专使住处进行骚扰，最终迫使南京临时参议院通电同意袁世凯的要求，曹锟因此在官道上青云直上。随着曹锟势力的壮大，吴佩孚的官位也亦步亦趋地不断攀升。北洋政府成立的这年秋天，袁世凯将镇改为师，标改为团，曹锟继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继为炮兵团团长，驻防南苑。次年，吴佩孚积极跟随曹锟镇压“二次革命”。曹锟因功委任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佩孚升任师部副官长，驻防岳州(今湖南岳阳)。时袁世凯的心腹爱将汤芗铭以海军中将都督湖南。一日，汤芗铭在长沙举行全湘名流会议，请师长曹锟致词，但曹锟很不善于辞令，吴佩孚主动请缨。吴佩孚从汤芗铭督湘有方，受到万民敬仰说到湖南人杰地灵而湖南诸将胸有韬略。这番颇富煽情之言打动了在座诸位，尤其是汤芗铭听得连连称赞，认为吴佩孚确是军中奇才，可惜官阶太低，会后便以湖南省督军府的名义向曹锟发来公函：“……兹借调贵陪吴佩孚来敝省主巡警旅军政。如贵部认为必须交换条件，敝省一定酌情满足之……”曹锟想一个堂堂的都督仅见吴佩孚一面，竟然要将其借走，而且还要升为旅长，想必吴佩孚一定有其独到之处，楚材晋用，不如楚弓楚得。于是回函：“本部已提升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掌管兵权，如何外借?”得到曹锟的器重，吴佩孚深怀感激，誓死追随曹锟一生，成为曹锟的心腹。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不久，便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复辟帝制进行准备，1915年8月全国上下拉开了所谓的“要求实行帝制，请袁世凯登基”劝进的序幕。9月曹锟以直隶代表名义请袁世凯改变国体实行帝制，事隔两月再次通电，请袁氏早日登基。吴佩孚对袁氏称帝之举极不赞成，多次劝说曹锟与袁世凯划清界限。但曹锟却痴迷其中，深得袁世凯赏识，被授予“虎威将军”，袁氏登上帝位后，又封其为一等伯爵。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导致了护国运动的爆发。曹锟部被派往四川镇压蔡锷的护国军。此战吴佩孚不仅取得了泸州、纳溪的胜利，而且还第二次救了曹锟的性命：吴佩孚进攻纳溪的护国军时，曹锟被高洞场的护国军围困在峡谷中不足一里的范围内，其所带的人马所剩无几，生命危在旦夕。闻讯后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曾建议以攻下纳溪解曹锟之围，吴佩孚不听劝阻，率领几十名骑兵冒死杀出重围，直奔高洞场，将曹锟救出。曹锟感激万分，誓与吴佩孚共进同退、不离不弃，并向袁世凯禀报了吴佩孚的功绩，吴佩孚被授予陆军中将。护国运动的风起云涌，使袁世凯遭遇称帝危机。对此，吴佩孚劝曹锟要审时度势，极力主张采取“虚与委蛇，暗中联络各省”的一举两全之策。随着反帝制运动的不断高涨，袁世凯在位仅83天便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旋即一命呜呼。群雄失驾，北洋军阀遂分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各自为政。直系重要代表人物曹锟虽然一直热衷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但得益于吴佩孚之计，且又手握重兵，因此继袁世凯之后，反对袁氏称帝、实际控制着北洋政府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对其仍然看重，将其提升为直隶督军，驻防保定。在吴佩孚建议及积极协助下，曹锟加强第三师军事训练，大规模扩军为五个混成旅。功夫不负有心人，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曹锟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率其精锐之师对丰台、天坛等处“辫子军”发起进攻，大获全胜。曹锟因此一役而兼直隶省长，吴佩孚更深得曹锟的信赖，曹锟对他是言听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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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恢复了共和国体制，直系第一号人物冯国璋当上了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总理职务。由于北洋政府拒不执行《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在南方一些军阀的支持下，组成湘桂联军准备北伐。段祺瑞兵分东西两路南下镇压。1918年2月，西路统帅曹锟令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身份任前敌总指挥。吴佩孚连克岳州、长沙、衡阳等湘中重镇，被称为“常胜将军”。攻湘首功应属吴佩孚，但段祺瑞却把“湖南督军”的宝座让给了自己的心腹张敬尧，吴佩孚只捞得了“援粤军副总司令”的虚衔，“直系打仗，皖系做官”。吴佩孚十分气愤，同年6月在攻下通向西南的门户——湖南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衡阳后，便按兵不动，第三师全体罢战。为了拉拢吴佩孚继续为自己卖命，情急之下段祺瑞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望曹锟能督军南下，而且还把吴佩孚封为与督军官阶相等的“孚威将军”，但曹锟、吴佩孚并不领情。考虑到“久戍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曹锟率兵北归保定。吴佩孚甚至联合北洋军将领通电南方主和，且誓言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吴佩孚衡阳“罢战”，使此前一直暗斗着的直、皖两派保持“面和”的态势转入到公开的分裂。为避免直系主和派的报复，迫于形势，段祺瑞以退为进愿与冯国璋一起下台，与直系、皖系皆交好的清翰林出身的北洋元老徐世昌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以此为转折点，曹锟、吴佩孚替代冯国璋逐渐成为直系实力人物，直系势力崛起且发展迅猛，最终得以主导北洋政府。湘省一战，吴佩孚由主战变成了主和，此惊人之举让吴佩孚脱颖而出，尔后其声望远远超过自己的老上司曹锟，成为北洋军阀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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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强者”
吴佩孚驻防衡阳不久，1919年全国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民族危亡，皖系力主签约，直系坚决反对，奉系则乐得坐山观虎斗。吴佩孚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当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大肆逮捕时，他认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这些学生不顾自己的生命，为国家、民族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让大总统释放学生，否则众怒难犯。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深得国人的赞许，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在爱国光环笼罩下，吴佩孚及直系声望剧增，而皖系却因对帝国主义的妥协退让，对爱国学生的镇压以及一些将领危害一方等行径而弄得声名狼藉，“段氏令名，至是扫地无余”。与此同时，1918年至1919年间直系兵力日趋强大，从5个混成旅扩大为9个。在军事、政治条件皆成熟的情况下，曹、吴决定与段祺瑞决一雌雄，问鼎中央政权。
为加大取胜筹码，曹、吴力争欲雄霸中原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实力相对较弱的奉张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能在直皖间的矛盾和争斗中获得兴师叩关的有利时机，因而对此作出了积极迎合，1920年4月密联与曹锟及其他一些军阀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为增强北方直军的实力，积极配合曹锟夺取北京政权，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撤离驻守的衡阳北上，沿途突破张敬尧等皖系将领的封锁、堵截，顺利抵达武汉，曹、吴南北呼应。同月9日，就在同一天，段祺瑞成立“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其铁杆心腹徐树铮任副司令兼总参谋长。曹锟成立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的“讨贼军”。7月14，直皖正式拉开战幕。初始双方在实力相埒的情况下拼搏，难分伯仲。17日后奉军直接出兵参战，形势发生剧变，直、奉联军在5日内击败皖段，彻底摧毁了皖系军阀。败局之下段祺瑞通电引咎辞职。
徐世昌当政时为安抚势力强大的军阀特设巡阅使制度，各巡阅使兼管数省的军事和民政大权。直皖战争结束后，曹锟由原来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的虚职改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北洋政府进入到由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时期。直皖一战吴佩孚虽只是区区的一个师长，但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战后美国陆军助理武官费禄纳少校曾到保定访问曹、吴二人，然而从费禄纳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可以看出，在他眼中吴佩孚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袖，“直系首脑中最杰出的是吴佩孚……他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他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工作的。……他显然极为民主，他的士兵对他既非常尊敬，又十分爱戴”。
直皖战争的胜利奉系是有功的，但在战后的各种利益的分配中，双方都认为对方占了便宜，而自己没能得到应得的好处。战争即将结束时，张作霖抢先将皖军遗留的军械辎重等物品全部囊括，其中有两只空军探照灯曾为直军获得，张作霖毫不留情地要了回来。曹锟气得不停地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吴佩孚非常气愤，他认为奉系在战争中没有出多大力，“这次战争，不足言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1920年9月，吴佩孚升任鲁豫巡阅副使后便率领他的第三师开进军事重镇洛阳，招贤纳士、筹饷练兵，扩充实力。他把军事指挥机构中心设在原袁世凯的离宫，在其东西两侧新建50多间房屋作为参谋本部给他的幕僚策士居住，在其南修建“继光楼”专门接待中外重要访客。除此之外还为学生兵修建了1千多孔窑洞作为宿舍。同时设立无线电台，修建飞机场，购买飞机，开洛阳航空先河。到1921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扩军练兵，已拥有十余万兵力。同年北洋军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率大军南下平息两湖战争。此时吴佩孚的官职已与曹锟相当，势力日渐坐大。此间，直奉两派争夺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直系军阀先占直鲁豫地区、夺取了江苏、陕西地盘，后吴佩孚又夺得两湖，直系显然占有了中国的半壁河山。直皖战争后张作霖在关外的势力得到迅猛的发展。1921年6月，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除控制了东三省外，还得到了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12月，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以亲日派梁士诒组阁成为奉系内阁，“张(作霖)的发言权高到极点，直系在中枢的地位几降为零”。实力强大的直系不甘心其权威及既得利益受到挑战，为了主宰中央政权，夺取更大的利益，决定与奉系兵戎相见。而奉张在扩大关外势力的同时还想染指长江流域，独霸中央政府，也是磨刀霍霍。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授予吴佩孚军事指挥全权，代表直系以洛阳之师为主力迎战张作霖。奉军入关兵力12余万人，大炮150门，机关枪近200挺，大有“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花”之势。吴佩孚直接参战的军队只有张作霖的一半，在兵力、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作战一个多月，奉军损失军费超过3千万元，被打死、打伤、投降及逃亡人数高达10万人，仅余2万多人逃出山海关。第一次直奉战争使吴佩孚达到了其军事生涯中的顶峰。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虽然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但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却迅速结成了“反直三角联盟”。就当前形势所应采取的方略而言，吴佩孚与曹锟意见相左，力主以武装统一为当前的头等大事，而曹锟却迫切想当总统，认为做了总统再统一也不迟。吴佩孚对其“恩君”“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在苦劝无果的情况下，吴佩孚回到洛阳集中精力继续苦心经营自己的大本营。次年，曹锟上演贿选丑剧获得了成功，把吴佩孚升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被称为“大帅”，曹锟则升称为“老帅”。吴佩孚虎踞洛阳，在其最鼎盛时期，拥兵数十万人，其中直属部队五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十余万人，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当时全国有18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就设洛阳，洛阳成为各方所仰望的中心，被时人称为“西宫”。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全国各地来洛阳向他祝寿的达官显贵、文化名人及各国驻华使节就有六七百人之多。由于吴佩孚当时已成为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洛阳实际上成为了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按曹锟所言：“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其间就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而言不能不说吴佩孚还是利用了他的影响力的。1923年，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决定拆掉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发了电报：“……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各报刊争相登载吴氏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二三大殿得以保护。就连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为打破孤立状态，基于自身的利益，在对华政策上也企图首先联合握有重兵、正在崛起的直系实权人物吴佩孚，而非执著于中国革命事业，但手无兵权被他们称为“梦想家”的孙中山。1924年，吴佩孚处于其一生之中的巅峰时期。9月8日，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巨星的陨落
直系独霸中央政权后，虽然势力极度膨胀，但由于遭人唾弃的贿选、血腥镇压“二七”大罢工以及企图依靠武力实现直系的一统天下等等行径，引起举国公愤。同年9月3日至10月13日，东南一隅的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江浙战争，曹、吴决定援助苏齐。就在吴佩孚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的一个星期后，9月15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兵十五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二十万人马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当吴佩孚亲率10万大军正在激战之时，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已的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带领他在后方的3万人马从热河撤军，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直系中央政权。直系的内讧直接导致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11月，直军全军覆没。悲痛之极，吴佩孚致信冯玉祥：……与足下袍泽数年，以心相印，今被暗算夫复何言!昔乐毅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佩为亡人，亦曾受教于君子，惟不明心迹，是以不免耿耿耳。吴佩孚泣启十一月十七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从“时代的宠儿”一下跌到人生的低谷，率残部两千余人败走天津，想从水路乘船南逃武汉。沿途除受到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追击外，还遭到山东督理、湖北督军等拒绝入境。在生命攸关之时，其部下建议逃入租界保性命，吴佩孚却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未曾向外国人求救，危急之下避难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其间，遭到冯玉祥一个多月的围困，段祺瑞还乘机暗派杀手对他进行暗杀，吴佩孚头发一夜全白。就在吴佩孚险象环生之际，1925年春，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联名致电吴佩孚，愿一如既往地跟随其后。于是吴佩孚率“决川号”和“睿蜀号”两艘军舰前往岳州赵恒惕处。10月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应孙传芳之邀吴佩孚赴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至此吴佩孚结束了寄身于兵舰7个半月的水上漂泊生涯。
虽然“讨贼联军”本应对付的是奉张，但吴佩孚为报冯玉祥反目之仇，与张作霜把手言和。在吴、张夹击下，冯玉祥被迫撤出北京。趁北方军阀混战，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誓师北伐。吴佩孚地处两湖，事实上成为了北伐军的头号目标。汀泗桥、贺胜桥、武昌血战后，吴佩孚兵败两湖。为躲避蒋介石、冯玉祥的追杀，吴佩孚打电报给曾受过其重恩的四川军阀杨森说：“我已无路可走，不论你允许与否，我都只有入川一途了。”从此，吴佩孚流亡入川，受到杨森的庇护。直到1931年春，蒋介石已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才允许吴佩孚离开四川。吴佩孚屡次兵败，已心灰意冷。在结束了四年流寓生活后，同年秋，应张学良以子侄身份的邀请定居北平，住在张学良赠送的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每月接受张学良馈赠的4000元维持生活。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为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汉奸为其服务。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自然成为日本特务的焦点。日本竟然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主要对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对日本的侵略罪恶，吴佩孚是深恶痛绝的。即便流落四川有东山再起之意时，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他拒而不受。就在张学良到北平火车站来迎接他时，他质问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为何不抵抗。不久又通电揭露伪满洲国成立的本质：“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当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为表示抗议，他整整绝食一天。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他为淹死很多日本人而喜，但又为无家可归的140万中国人而悲。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采取拉拢、威逼各种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对吴佩孚作出了中肯评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1939年12月4日，戎马半生的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卒死。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但由于缺乏资料的佐证，吴佩孚是自然病亡还是被日本人害死至今仍是个谜。抗战胜利后，为表彰其保持晚节，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科院)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文史天地》-翁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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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上真实的三国名人张飞：能文能武美男子

(新闻背景 来源:辽沈晚报)

随着曹操高陵被确认，彭山莲花村一些村民称当地有刘备墓后，阆中张飞墓葬是否真身、张飞头颅何时“回家”等悬案，也成了网友们时下关注的热点话题。

关于张飞墓之说，民间流传版本诸多，有人称在张飞的出生地河北省涿县；有人称在重庆云阳县；还有人表示张飞墓就在阆中“工作”过的古城西街的汉桓侯祠等，到底哪里是张飞墓地所在呢？前日，阆中名城研究会副主任刘先澄称，张飞身葬阆中，头葬云阳。对此，四川省社科院教授、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沈伯俊认为，张飞身葬阆中头葬云阳一说不应该有争议。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刘先澄表示，张飞其实是个能文能武的“儒将”，其书画在当时很有名气，是三国时流行的“八分书体”的代表。

怎么回事？历代在史书中描画的张飞的鲁莽形象有误吗？揭开事实真相，让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张飞。

追根“探访”猛张飞是能文能武的美男子？

张飞塑像奇特，民间赋予帝王待遇

在阆中汉桓侯祠前，有一根“丈八蛇矛”和一面“战鼓”，相传，这是这里的镇祠之宝。在张飞庙里，张飞的形象却令人惊奇:一尊高达4.5米的张飞文身帝王塑像，张飞身穿黄袍、头戴皇冠、正襟危坐、文质彬彬，塑像前站着文臣马齐、武将张苞，更衬托出张飞的威严。

张飞文身帝王塑像最早塑于何年，现已无法考证。在人们印象中，张飞是一员目不识丁的武将。但在阆中张飞庙中，张飞为什么当了“帝王”？

阆中名城研究会副主任刘先澄分析，刘禅追谥张飞为“桓侯”，民间一般老百姓是分不清王、侯的，并且在清代嘉庆年间，当地道台上书嘉庆皇帝，称颂张飞保境安民，嘉庆皇帝遂封张飞为“桓侯大帝”，这可能是阆中百姓将张飞塑成帝王像的原因，但张飞“称帝”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蛇矛作笔，猛张飞是位书法家

人们眼中，张飞一定是勇猛的战将。实际上张飞的能耐不仅如此，《三国志集解》等一些史料记载，他还能写诗，会画画。而更让人惊奇的是，他还是一位不错的书法家。《三国志》记载:当年张飞以少胜多，把曹操名将张郃打得大败。因胜利而喜悦，他当即便以石代纸，以丈八蛇矛作笔，在八濛山上书写了“立马铭”两行隶体大字，以示记功勉士兼羞曹军。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四川电视台经常出现的一则电视广告,威武勇猛的张飞挥舞手中的丈八长矛,高唱:“濛山酒，喝一口，精神抖，单枪匹马战张郃……”也唱出张飞当年战张郃的故事。据南宋时期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载:“八濛山，(渠)县东北七里，不匝者一里，常有烟雾其上，故名。”渠江环其三面，自北向东转南而去，上山一条小道，仅容一人一骑，南面是悬崖峭壁，山势险要。

传说，张飞打败曹操手下名将张郃之后，洋洋自得，用丈八长矛在八濛山石壁上凿两行隶书:“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铭。”即后世传诵的“八濛摩崖”，又叫“张飞立马铭”。

那么，这块有史有记的张飞所书的“立马”石碑现在何处呢？如今在阆中市锦屏山碑林就有一块。

至于张飞为何有“文气”，阆中名城研究会副主任刘先澄说，历史上的张飞本身就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儒将”，猛张飞根本不是“莽张飞”，他的书画在当时也很有名气，还是三国时流行的“八分书体”的代表。

慈眉善目、没有胡须，张飞可能是美男

要说张飞的长相，影视剧中形象实在和美搭不上半毫。然而，2004年文物部门在四川简阳张飞营山上发现的一个石人头像，使一些专家学者对三国名将张飞的外貌，产生了新的看法。

据说，该石像大约高四米、宽三米多。当地人传说，这是唐代工匠为纪念“五虎上将”张飞，在当年张飞扎寨处专门雕塑的。该“张飞”慈眉善目，耳长唇厚，脸上竟没有一根胡须，与《三国演义》和人们心目中的那个张飞形象大相径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专门为头像做过测量和鉴定，发现该石像的确建于唐代。对于它是否就是张飞，虽然考古专家没有给出答案，但该石像的发现，使人们对张飞的真实面容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证。《三国志》里对刘备“大耳垂肩，双手过膝”、关羽“美髯公”、“相貌堂堂”等均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独独对张飞的长相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因为这样，也就使罗贯中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在《三国演义》里，他对张飞的形象不惜笔墨大肆夸张，说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活脱脱就是另一个钟魁。而在戏剧里张飞不仅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更给张飞增加了一张黑脸，这完全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

张飞有两个女儿，先后都嫁给后主刘禅。能够当上皇后，在讲究后妃美貌的古代，她们的相貌至少应该算是不错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她们的父亲、张飞本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由于缺少正史的记载，无论是《三国演义》中的，还是简阳张飞营山张飞，哪一个才是张飞真实的相貌？这是一个待解之谜。

史料记载

张飞喜好画美人、写草书

多年前，邓拓在《由张飞的书画谈起》一文里说:“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也不少，如岳飞、张飞等”，有位读者看了，去信问说:“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长坂坡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人物，怎么也会是书法家呢？”对于这样的疑问，邓拓引了几本古书中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来佐证。

有关张飞书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梁人陶宏影的《刀剑录》。他写道:“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疆杀之，将此刀人于吴。”这个《新亭侯刀铭》便是张飞的书法作品。

《蜀中名胜记》第二十八卷中记载顺庆府渠县八濛山的故事，刘继兴认为，《蜀中名胜记》的作者是明代文献学家、曾任四川右参政的曹学，此人当时既有文化地位，又有政治地位，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清代人赵一清所写的《稿本三国志注补》中，引自《方舆纪要》上的话也说:八濛山“山下有勒石云: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立马勒石。盖张飞所亲书也”。

明代的《丹铅总录》中，也有一条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张士环诗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瞒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据三分国；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常严剑珮；人间刁斗见银钩。空余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复为刘”。“飞所书也”，说明这个铭文是张飞所书。

陆游青年时代曾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冲天之志，没想到早在三国时代就有张飞替他真正做到了。元吴镇《张翼德祠》诗作云:“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像恐难如。”意思是张飞的书法很有造诣，连三国著名的书法家——魏国的钟繇、吴国的皇像都比不上他。

在古代，书画往往不分家。张飞不仅书法作品甚佳，而且还很爱画画，尤其喜欢画美人。据明代卓尔昌编的《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张飞的书法真迹尚有存世者，可惜的是张飞画的真迹却至今尚未发现，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物探”证实 张飞葬在阆中不应该有争议

张飞墓大致轮廓完好

一直有说法是张飞身葬阆中，头葬云阳，但是该说法是从何时提起的不得而知。四川省社科院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说，根据史料记载，张飞在阆中呆了7年，被杀后，头颅被部下带至云阳，被云阳人所葬，但身体没有理由被带走。综合古代官员安葬制度等，张飞身被葬阆中不应该有争议。

对于阆中张飞墓安葬的是身躯，而重庆云阳县凤凰山上的张飞墓安葬的是其人头之说，阆中文管所长郑勇德表示认同，他还希望，两处张飞庙结为“秦晋之好”，早日将张飞的头和身躯安放在一起，让张飞“身首合一”。

郑勇德说，专家运用“物探技术”对张飞墓地进行了全方位“物探”，经探测后根据地磁场反映数据，对墓地结构勾勒出大致轮廓，初步判断:墓地内的墓穴有墓门、墓道、左右耳室、墓室等结构。同时探明还有两处比较明显的“反应”，测定墓道口有“扰乱”现象，证实了40多年前一群人掘墓时留下的痕迹；另一处“扰乱”点在墓中的东北角处，有早期(明清)“扰乱”现象。

郑勇德说，张飞墓地历代备受重视，而现代物探技术证实张飞墓地除了两个“扰乱”点外，一切原貌尚存，充分证实了张飞墓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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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悬案：曾国藩手握雄兵百万为何不称帝？(组图) 史海钩沉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但曾国藩并非一路官运亨通。在咸丰元年（1851年），志得意满的他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谏讽咸丰皇帝处理政事流于琐碎、文饰与骄矜之风，皇帝气到把奏章甩到地上，曾国藩差一点被杀头。
　　1851年太平军起义爆发，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曾国藩回到家中为母亲守丧。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其家乡，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而正是这只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国藩也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率领湘军在1863年攻下南京后，可以说就已经控制了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就军事实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经超出了很多，若曾国藩振臂一呼，也许就可以从满族人中夺回统治权，而且曾国荃，彭玉麟等十余名湘军大将也曾联合上书对曾劝进。曾国藩手书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表示自己无意造反。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他又是如何表明自己的心迹的呢？
　　曾国藩不造反的最大原因是他脑中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组建湘军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保卫儒学，保卫清政府。在曾国藩起兵时，发布的《讨粤匪檄》打的就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曾国藩得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
　　其次，当时曾国藩反叛的条件也不成熟。清政府对曾国藩早有防范，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曾国藩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湘军，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有大臣密奏“匹夫一呼百应，非朝廷之福”，于是，只有七天，朝廷将刚刚封曾国藩的湖北巡抚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湘军攻陷天京后，清政府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又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候的爵位，同时还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并且在天京周围布下满蒙重兵，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最的骑兵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这支部队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极强，监视东南，也使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湘军内部，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打下天京后，湘军士兵人心思归，他们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削弱。很重要的一点是外国在华势力决定扶持清政府，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曾国藩深知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力，一旦起兵而得不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势必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为了消除朝廷的戒心，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先是把攻陷天京的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夫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并且动员牢骚满腹企图反叛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玻他还请示朝廷，要求大量裁减湘军，在得到批示后，他将90%的湘军裁掉。湘军成立初期，因为没有军饷，于是他们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立即裁撤厘金局，不再为湘军自谋军饷。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只做中兴之臣，客观上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虽然被湘军攻陷，但是还有余部三十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地区也爆发了捻军起义，外国列强还试图从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曾国藩反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从这方面讲，曾国藩也算是人民大众的有功之臣。

cryking

顶起~~
lz太有才了。。支持~

hdcy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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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king 发表于 9-7-2010 04:57 PM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