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被湮没的明末烈士和遗民

JunJun04035

有些人就是死不甘愿～

華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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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被湮没的明末烈士和遗民
　　
　　作者 杜车别
　　
　　　　一、从诗文言辞来看明末烈士遗民的壮烈决绝
　　　　
　　　　鲁迅曾说“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他说的是推翻满清时的烈士，然而我觉得明末抗清的烈士的血更属于被踏灭之列，一起被踏灭的还有明朝的遗民。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烈士与遗民数量最多，事迹也最壮烈，但被刻意埋没与遗忘的程度最深。现在的人但知宋亡的崖山，但又怎知明亡时类似崖山的壮烈数不胜数！
　　　　
　　　　我曾经阅读过明亡时反清烈士的言辞诗歌，悲愤亢烈，让人毛发悚然；我曾经看见过明亡后遗民心怀故国的浩叹，哀痛幽抑，让人心灵震颤，
　　　　
　　　　翻阅那一段历史，慷慨悲歌，血泪呜咽，无穷怨愤，一层层，一叠叠，巨涛大浪般打过来。肉体撕裂的痛苦，精神煎熬的痛苦，心灵粉碎的痛苦，凝聚绞合在一起，即便穿越几百年的时间间隔，仍旧可以感受其刺心的尖锐。
　　　　
　　　　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裂的时代，山河瓦解的时代，血流成河的时代，头颅堆山的时代，怒火滔天，悲泪覆地的时代，禽兽横行，无辜惨死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最高尚正直的人，和最卑劣凶残的人都提供了最淋漓尽致展现自己的舞台
　　　　
　　　　历数抗清中死掉的卓越人物：
　　　　
　　　　十四岁举义，十六岁牺牲的夏完淳[1]；
　　　　
　　　　七十一岁高龄起兵，八十四岁在广东文村自焚的黄公辅；
　　　　
　　　　以典吏微职率领江阴全城抵抗清军八十日的阎应元；
　　　　
　　　　性格狂放不羁，却出任南明官职，广州城破后抱琴而死的邝露；
　　　　
　　　　在广东举义，延缓清军进攻桂林的南明“三忠”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
　　　　
　　　　“锦心绣口”“秀眉明目”，巷战牺牲的的岭南才子黎遂球；
　　　　
　　　　无守城之责而与瞿式耜同死桂林，面斥汉奸的张同敞；
　　　　
　　　　从事长达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最后慷慨就义，被历史学家顾诚誉为“几乎无可挑剔的完人”的张煌言；
　　　　
　　　　领导嘉定抗清，城破被杀的侯峒曾父子三人以及自缢的黄淳耀兄弟二人；
　　　　
　　　　在大陆上坚持明朝正朔时间最长，在永历帝被杀以后，依然顽强不屈抗清，最后一直到康熙三年，在茅麓山重重被围，兵疲粮尽的情况下，自焚而死的李来亨。
　　　　
　　　　通俗小说“三言”的编写者冯梦龙，在清兵南下时，还以七十高龄，奔走反清，他除了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应该也直接参与了抗清斗争。在清顺治三年（1646）春忧愤而死，也有说他是清军所杀。而当时的另一位通俗小说家“二拍”的作者凌蒙初已经在1644年淮安抵抗李自成军队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死的时候也已经是六十多岁，如果他多活两年，显然也同样会义无返顾的投入抗清斗争中。

華夏魂

此外如绝食而死的大儒刘宗周，泣血而死的李定国，服毒殉国的宋应升（宋应星的哥哥），投水自尽的陈子龙、夏允彝、祁彪佳等等，数不胜数。这些还是我们可以说出名字的，还有成千上万名字都已经湮没的人物。
　　　　
　　　　时志明著的《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中说：“明末的士子学人，忠臣英烈，远甚前朝各代，纵然南宋之遗臣烈士在形态上亦非其比”。[2]
　　　　
　　　　又说“无论时世之艰迫，阵容之强盛，气节之凛然，任何一个时代的节烈之士都不能与明清易代相比”
　　　　
　　　　“明末清初，激于大义振臂而起的英烈之士，何止万计，在二十四桥之地顿成焦土，六朝繁华皆为人间地狱，千里莺啼的江南顷刻成罪恶渊薮的危殆之际，从朝堂到草野，凡具忠义之心，受天地正气熏染的志士仁人，他们不管是伏处民间的布衣，还是世受国恩的廷臣，都欲奋力做飞蛾一扑，以期用鲜血和生命与凶残骄悍的民族入侵做殊死搏斗，最终存中华民族一线正统之脉”
　　　　
　　　　

華夏魂

《明遗民录》作者写的《异史氏与诸同志书》中说“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孑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恶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3]
　　　　
　　　　还有人说“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明清之际遗民是大大超过了宋元之际的。朱明德《广宋遗民录》罗列了四百余人，孙静庵《明遗民录》虽达八百余人，‘而其所遗漏者，尚汗漫而不可纪极也。’有些是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傅山、李二曲等；有些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史学方面的张岱、查继佐、屈大均等；有些是抗清义士但有诗文留传于世的，如瞿式耜、张煌言、吴钟峦、钱肃乐等；而数量众多的则为士大夫，如颜元的好友刁包、王余佑，黄宗羲的好友谢时符、汪魏美等”[4]
　　　　
　　　　
　　　　
　　　　明烈士与遗民的肝胆作为，可歌可泣，足以彪炳千秋；胸臆所发，痛激恻怛，足以摧人肺腑。
　　　　
　　　　夏完淳被清兵所抓，过江宁，望见钟山的时候，大笑说“ 我得归骨于高皇帝（朱元璋）孝陵，千载无恨！”，
　　　　
　　　　 他写的《南仙吕.傍妆台.自叙》
　　　　
　　　　“我本是西笑狂人。想那日束发从军，想那日霜角辕门，想那日挟剑惊风，想那日横槊凌云。”
　　　　
　　　　“盼杀我当日风云，盼杀我故国人民，盼杀我西笑狂夫，盼杀我东海孤臣。月轮空，风力紧。夜如年，花似雨，英雄双鬓。”
　　　　
　　　　《别云间》“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精卫》 “北风荡天地，有鸟鸣空林。……辛苦徒自力，慷慨谁为心
　　　　
　　　　《狱中上母书》中说“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临死前他写的绝命诗“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历英魂。”
　　　　
　　　　其实当时象他这样的少年抗清者不乏其人，比如屈士煌生于1630年，也是在只有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往来诸军，投身抗清斗争；还有如张家玉的弟弟张家珍生于 1632年，在十六岁的时候，就“从家玉起兵”，“别率所部千人为骑兵，转斗数胜，号小飞将”。但他们得以多活了十几年或几十年，没有夏完淳这般壮烈而已。
　　　　
　　　　黄公辅，别人有诗写他“一疏惊天弹巨珰，一疏伏地辞骄王。”“夏肆三藩鱼在釜，殷顽几个螳挥斧？……同乡陈子壮，同榜洪承畴。一死一生不自由，那容去做东陵侯？”[5]
　　　　
　　　　他自己的诗 “世界无情恶浪浑，瞻天愁绪不堪论”“年华八十春，死亦何足惜？”“艰难世事几时降”“忠魂料得气吞胡”[6]
　　　　
　　　　 “南明三忠”中的张家玉[7]的诗“撒手已无儿女意，回头宁有室家谋”，“从拼侠骨齐生死，终哭奴颜拜犬羊”，“年来枯尽英雄血，独有吞胡志不磨”，“真同丧狗生无愧，纵比流萤死有光”“云崩日落豺狼啸，地黑天昏傀儡强”，“死去不妨蝇作客，生还何必爵封侯？年来努发冲如戟，愤处犹堪刺虏头”
　　　　
　　　　被清军“寸磔于市”的陈邦彦的诗“难将忧愤填沧海，剩有悲歌贯白虹”
　　　　
　　　　张煌言“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 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 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
　　　　
　　　　曾祖父为万历名相张居正的张同敞 “亡家骨肉皆怨鬼，多难师生共哭声。想见刀头空一切，长宵盼不到天明” “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破碎山河休葬骨”“魂兮懒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和张同敞同死的瞿式耜 “四大久拼成泡影，英魂到底护皇明”“二祖江山人尽掷”“坐看神州已陆沉”“举世滔滔狂不醒，孤臣矫矫行偏危。无逃大义昭千古，敢望文山节并垂”“日月晦朦天不霁，河山破碎地偏寒。俘囚血热魂常在，炯炯双眸死后看”“诗篇留血泪，千载有人知”“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与侯峒曾一起领导嘉定抗清的黄淳耀临死前血书于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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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进士黄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于僧舍，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尚知予心！”
　　　　
　　　　领导江阴抗清的阎应元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李定国在“吴三桂缢死朱由樃噩耗传来”的时候，“‘号恸祈死’，曰：‘负国负民，使中原沉沦何以对天下？何以对祖宗’”“两眼惟流血珠，号哭自掷地百许，三日不食，自表上帝以祈死，终于愤郁致病，七日而死”。“有说李定国墓在景线者，景线为旧普洱府管景线宣抚司，其墓‘至今寸草不生，蛮人过路，必稽首顿拜，大呼李将军三声而后去”[8]
　　　　
　　　　李定国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告诫儿子“宁死荒徼，无降也！”，他一生战功赫赫，但因为各种原因牵掣，壮志难酬，被已故历史学家顾诚评价为“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
　　　　
　　　　虽有同室操戈罪过的绍武帝朱聿鐭，被清兵抓捕后，拒绝饮食，说 “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自缢而死。
　　　　
　　　　 还有大量普通人乃至妇女都表现出可歌可泣的气节，这里仅举三例。
　　　　
　　　　清军南下“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
　　　　
　　　　清人笔记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9]
　　　　
　　　　永历皇帝死于昆明的时候“城中士民‘皆垂泪，有恸哭失声者’，时逼死坡脚有法华庵，庵内十八尼姑闻朱由樃殉国，即自焚庵内．吴承爵妻有一女一子，其令儿女先自缢，有人劝之曰：‘何乃如此’　吴妻曰：‘国亡种奴，此等小孩，我死谁见怜，与其留之，谓贼作父，莫若与之俱死耳。’于是自缢死”[10]
　　　　
　　　　烈士慷慨赴死，遗民们则无日不生于痛苦。
　　　　
　　　　屈大均[11]“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报之”
　　　　
　　　　“文章总为先朝作，涕泪私从旧内挥。”“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血泪长江泻，愁心日月悬。千秋兰麝土，万里虎狼天”。
　　　　
　　　　他在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写的《翁山屈子生圹自志》更把他在满清黑暗统治下的痛愤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六十六年中，无日不蒙乎患难，无时不处乎困穷。险阻艰难，备尝其苦，亦何尝有生之所耶？所受于父母者，而已毁伤。所秉于天地者，而已戕贼。无罪而为城旦之髡，无辜而有裸国之逐，亦何尝一日而得为人也耶？则一日之生，非即一日之死耶”[12]
　　　　
　　　　陈恭尹[13]诗“一二孤臣山岭间，泣尽苍穹还继血。只期不负方寸心，宁知姓氏千秋列？……身膏草野几何人？毅魄英魂总英杰。……表往所以勤方将，大书特书吾所望，其副寄我山中藏”
　　　　
　　　　他在《先友集序》中说“更变以来，其间毙于行杨，仆于草野，逃于浮屠方士者相继，……想见其淋漓杯酒，掀髯唱酬，奋袂激昂之日。嗟夫！彼何时也？今一二存者，大抵困卧穷山，愊恻日暮。有所欲言，咀嚼喉舌间，周视四座之人而后敢发。……”
　　　　
　　　　明末清初云南的抗清义士陈佐才，不顾满清的留发不留头之令，蓄发明志“巍巍仍汉官威仪”，出入蒙舍山中，身骑毛驴，以示不踩清廷之地，头戴斗笠，以示不顶清廷之天，唯饮雨水度日，以示不饮清廷之水，晚年更凿石为棺，以示死不入清廷之土。他愤极之时，亦挥臂大呼“摘句寻章学腐儒，触机掩卷又狂呼。眼前多少不平事，昔赠莫邪还在无？”
　　　　
　　　　七十岁死，在亭柱上写着一联“其生明臣其死明鬼，不葬清土不戴清天”。
　　　　
　　　　家人把他埋葬在石棺之中，并在石棺上刻上他的自挽诗“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14]
　　　　
　　　　王夫之1672年得闻方以智殉难的消息[15]，作《闻极丸翁凶讯，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摘录两句“长夜悠悠二十年，流萤死焰烛高天。春浮梦里半归鹤，败叶云中哭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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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投奔南明永历而不得时有一首诗“天涯天涯，吾将何之？颈血如泉欲迸出，红潮涌上光陆离。涟水东流资水北，精卫欲填填不得。”
　　　　
　　　　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题墓石中说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
　　　　
　　　　他特别告诫儿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王夫之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迹可见。这和陈佐才“其生明臣其死明鬼”是同一用意。
　　　　
　　　　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于昆山，他身在北方，于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说“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他另一首诗：“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是把推翻清廷统治比作精卫平东海，这一事业只要一天不实现，他就一天不甘心。
　　　　
　　　　王邦畿《耳鸣集》自序：“十年以前不复存，十年以后不敢存，其或托微辞以自见，亦自听之，人不得已而听之也，故曰耳鸣云”，有诗云“已知世界全无地，遂令波涛尽拍天” [16]
　　　　
　　　　《戊子歌》（揭露清军罪恶） “鸠居雀巢，主人鼠窜。不能鼠窜，朝夕供餐。虽则供餐，犹怒不繁。束刀入市，夺民之食。驾言行迈，掳民供役，千里不犯，中道绝息。嫦娥者妆，罗列成行。几微失意，饮剑以亡。或挞未死，逐出路旁。见者饮泣，不敢匿藏。……民之憔悴，莫甚于此。”
　　　　
　　　　《癸巳岁》“天地已如此，人民岂复论？卖田供赋税，得米鬻儿孙。辛苦将谁告？忧思只自存。念予还有姐，饥饿在南村”
　　　　
　　　　《水陆道场寄幽歌》“昔时鬼少今鬼多，昔时鬼子多白头，今时鬼子多缺头。缺头持头来，持头续头去。老僧面向鬼子陈，眼前黑面是仁人”
　　　　
　　　　岑徵的诗边作边毁。留下的只是一些感情比较收敛的残余，何绛跋其诗云“……击缺唾壶，引满灯下，亦必见之吟咏以写其悲愤。惟与二三知己，放声朗诵数十过，或仰天大笑而继之以泣，泣已复碎其稿，投诸狂澜烈炭之中，故其诗不与俗人见者十常八九”
　　　　
　　　　王隼“聆阴风兮木叶下，望故国兮霜露零。曲不成兮心已碎，书不尽兮泪先零”“长夜漫漫何时旦”“龙泉罢舞灯光裂”“致书当路少，入梦故人多。暗泪已如此，明灯无奈何”“竟夕醒双眼，微吟只自呈”
　　　　
　　　　何巩道“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血尽眼中飞作泪，愁缠笔底写成诗”“梦中人事最分明”“十年买酒醒还醉”
　　　　
　　　　廖衷赤《悲今夕》“挽弓向蜗国，牵牛祭豺虎。夜鬼哭黄昏，战血流江渚”“栖栖无所事，岁月已蹉跎。世事尚如此，吾身将若何？”
　　　　
　　　　郭之奇“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
　　　　
　　　　李成宪，“歌已而哭，哭已复歌”，“所为诗多刻厉凄婉之音，诗成，时时自焚其稿”
　　　　
　　　　函可“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气” “一朝日月坠，大地共仓皇”
　　　　
　　　　“一读一断绝，双眼血横披。公诗化作血，予血化作诗。不知诗与血？万古湿淋漓”（《读杜诗》）
　　　　
　　　　 “便从今日死，已是旧朝人”（《生日》）
　　　　
　　　　 “高冥展青素，浩浩写心胸。心胸亦何有？浮云日夜撞。倾血三百斛，奔流泻石缸。化作大海涛，一荡天地蒙”
　　　　
　　　　易宏“予也风云为骨，月露为怀，每寄心于有恨之人，而兴哀于无情之地。时于山巅水涯，丛林破冢，荒墟古庙，残城废苑，战争之场，歌舞之地，吊遗香于月夜，哭旧垒于秋风，辄徘徊不能去，辄诗以记之。……仆本恨人，时逢幻遇。茫茫千古，怅往事之何穷。脉脉寸心，问他年而谁解”
　　　　

華夏魂

　“纵成精卫河犹塞，便化啼鹃血未干”
　　　　
　　　　“啸昆仑之峰，孤立沧溟之外，……吾生也当于夕阳流水而俱驰，吾没也当与月露风云而长在”
　　　　
　　　　江浩在明亡后“酒酣辄奔往黄山绝顶，呼天问之。因举声长号，响振林谷，山中禽兽闻之，回翔踯躅，悲不能止，浩居山中四年，晨夕游息，哀至辄歌，歌已辄哭” [17]
　　　　
　　　　周思南明亡后饮酒呕血而死，“前太常博士王玉书哭之书曰：‘思南之倔然狂放于曲蘖间，几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置吾身于何地。昔人诗云：‘酒无通夜力，事满五更心’，德林盖期于无复醒时以自全也”
　　　　
　　　　林时对在明亡后，一日“湖上演剧，远望场间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贼破京师也，因狂号，自栏舆撞身下，踣地晕绝，流血满面，伶人亦共流涕，为之罢剧。嗣是不复出”
　　　　
　　　　张盖在明亡后，“自闭土室中，饮酒独酌，醉辄痛哭，虽妻子不得见，……其为诗哀愤过情，恒自毁其稿，或作狂草累百过，至不可辩识乃已”
　　　　
　　　　还有如当时只有16岁，后来成为天文历算学家的王锡阐，在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后，“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 [18]，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誓不仕清，加入明遗民圈子，曾与吕留良，张履祥等在江苏讲授廉洛之学”。在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的文章中对他有过介绍，“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19]
　　　　
　　　　透过历史烟云，我们可以看到层层白骨，累累血污。这一场大浩劫，把中华最优秀的人物几乎扫荡略尽，把中国人脊梁骨也彻底打断，从此奴才气，瞒与骗，做戏的虚无党，精神胜利法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性。这一场浩劫。仿佛做了一个历史的大筛子，把骨头最硬，品格最高洁，才华最特出的人物几乎通过这个筛子消灭干净，余下的除了少数隐姓埋名，深居不出，壮志未酬，忍辱负重的遗民，就只剩下助纣为虐的，苟且偷生的，懦弱无能的。中国从此成为奴才之邦，禽兽之邦。
　　　　
　　　　纵观烈士与遗民的诗词，他们的痛苦、愤怒、悲哀如此深远，如此广大，笼罩了天地，笼罩了心灵。 “血泪长江泻”“泣尽苍穹还继血”，“血尽眼中飞作泪”。他们字里行间，充斥的是对明朝的眷恋与至死不渝的归属，痛恨的是清军如豺狼横行的凶残暴虐，愤懑的是即便长歌当哭也要“周视四座之人而后敢发”，即便作诗以抒悲愤，也要“碎其稿，投诸狂澜烈炭”的黑暗压抑；他们把自己比成精卫，自嘲为丧狗、流萤、螳臂，即便是做着决绝无望的努力，也依然不改其志；他们痛苦于长夜漫漫，看不到尽头，“长宵盼不到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长夜悠悠二十年”；他们把自己灵魂置于炼狱火焰中灼烤,“一日之生，非即一日之死耶”
　　　　
　　　　
　　　　[1] 素有神童之誉，“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他的《大哀赋》，得到“一代之大文，谁谓古今人不相及也”的评价，当时的大诗人吴梅村见到后，为之“愧敬交加，痛哭三日”。
　　　　
　　　　[2] 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
　　　　
　　　　[3] 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7月第1版，第1页
　　　　
　　　　[4]朱义禄《论黄宗羲与全祖望的“遗民”观——兼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宁波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5]直到八十高龄仍旧直接参与抗清军事斗争，这在起义的人也是相当少见的。汉奸尚可喜想作书招降他，被他严词拒绝，和王兴一家于同日自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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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公辅及以下张家玉、陈邦彦、张同敞、瞿式耜诸人的诗都引自黄海章著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为免烦琐，不一一注释
　　　　
　　　　[7] 是崇祯进士，北京城破，他逃到南京；南京被陷，他又到福建参与抗清；接着又回到家乡广东组织抗清，可以算得上万里奔波，家族被屠 戮殆尽，而矢志抗清，毫无动摇，最后在增城被围，矢尽炮裂，投水而死。
　　　　
　　　　[8] 引自 朱净宇《清风明月走云南 : 明末清初滇迤旧事》，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9] 转引自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
　　　　
　　　　[10] 朱净宇《清风明月走云南 : 明末清初滇迤旧事》，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11] 屈大均生于1630年，就比夏完淳大一岁，是殉难烈士陈邦彦的学生。他是大诗人大学者，同时也是反清志士，明亡后，他游历大江南北，结交各地豪杰，其中就有顾炎武等人，希图恢复，但历尽艰难，终归没有成功。他的著作被清统治者痛恨，被毁书刳墓。他的诗气魄雄放“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即便当时一些腆颜事清的文人，也不得不承认其文学成就高山仰止
　　　　
　　　　[12]屈大均和以下陈恭尹的诗文都引自黄海章著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第9-25页
　　　　
　　　　[13] 他是抗清烈士陈邦彦的儿子
　　　　
　　　　[14]朱净宇《清风明月走云南 : 明末清初滇迤旧事》，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15]根据余英时考证，方以智是被清廷抓捕后，在文天祥诗中的惶恐滩自尽而死）
　　　　
　　　　[16] 以下从王邦畿到易宏的诸人诗文以及事迹都引自黄海章著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为免烦琐不一一注释
　　　　
　　　　[17] 以下从江浩到张盖等四人的事迹引自孙静庵所著《明遗民录》
　　　　
　　　　[18] 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 : 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19] 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華夏魂

二、明末烈士遗民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如此痛苦的境地？
　　　　
　　　　不是说明朝统治黑暗腐败，不亡没有天理，清廷才是顺天应人，大得民心么？不是说满清进行的是统一中国，民族融合的伟业么？
　　　　
　　　　是这些烈士与遗民们忠君的思想太浓厚？太过迂腐保守么？可是王夫之明明说，可禅可继可革，还痛批唐朝韩愈的谬论“韩退之惟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现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朱子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欺……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
　　　　
　　　　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更不必说那些原先农民起义军成员，最后却成了打着明朝旗帜抗清最坚决最顽强，持续时间最长的力量，他们原先以反明起家，更不存在忠君不忠君的问题
　　　　
　　　　是这些烈士遗民们太过排外么？太过狭隘么？可是许多遗民恰恰表现出很开放的胸襟，比如朱舜水说“世人必谓中国胜于外国，古人胜于今人，此乃眼界逼窄，怍此三家村语”，比如方以智对拼音文字的研究，希望“古今中外，千万里之外，皆可对翻”，比如王夫之的文明起源论，认为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文明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就已经可能产生了灿烂的文明，而当中国文明衰落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可能保留着灿烂的文明。这样开放的胸襟和意识，即便是现在的许多人都不具备的。
　　　　
　　　　其实只要看看明朝的这些烈士与遗民的名单，这里面有天才神童夏完淳，启蒙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吕留良，顾炎武，渊博学者刘宗周、黄宗羲、傅山、朱舜水；科技人才王锡阐、宋应星，通俗小说编辑者冯梦龙、凌蒙初，大诗人同时也是大学者陈子龙、屈大均，画家石涛、八大山人，小品文作家张岱。
　　　　
　　　　甚至有些曾经屈膝在清廷出任官职的人如钱谦益，吴梅村，以及后来出山游历周旋的人如李渔等等，他们从内心骨子里仍旧充斥对明朝故国刻骨铭心的眷恋，钱谦益更是在暗地里直接参与反清军事行动策划与联络[1]。
　　　　
　　　　这些人不仅从横向来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从纵向来说，他们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和历史上的同领域内卓越人物相比毫不逊色。只要看过他们的传记，略微了解他们著作，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之为巨匠大师，每一个名字拿出来都足以光耀千秋。
　　　　
　　　　如果说这些人是那个时代头脑最敏锐，思想最深刻，观念最开放，胸襟最博大的人，是一个民族精华中的精华，精英中的精英，盐中之盐，应该是没有错的。
　　　　
　　　　既然他们的思想绝不僵化，他们的观念绝不保守，他们的胸襟绝不狭隘，那为什么他们会对那个被现在的一些人丑化污蔑的体无完肤，泼尽脏水的明朝有如此深沉的眷恋，为什么他们对满清的厌恶憎恨如此决绝与亢烈？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整个民族中最杰出最优秀的人都投入到反抗清廷的斗争，都心甘情愿的当明朝遗民而陷入自我折磨的痛苦中呢？
　　　　1、朴素的民族感情
　　　　
　　　　这其中朴素的民族情感是基础，这种民族情感不是建立压迫与欺凌其他民族的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反抗压迫，反抗欺凌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说教上，而是建立在最直观的感受上。尤其当民族压迫以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这样一种最直接最残酷最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反抗也就必然成为有血性有骨气，不愿屈服在屠刀淫威下的人的选择。而这种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社会本能，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演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重重磨砺而形成的。在头脑越是敏锐，精神越是健全，品格越是高尚的人那里，这种社会本能体现的越是充分。
　　　　
　　　　同时这种民族情感也与维护个人尊严，人格独立，保持高度的统一，反抗满清凶残统治，从广义上说已经不仅仅是为民族而战,也是为保护个人尊严而战。当人们连选择自己的服装发型权力都被剥夺的时候，连自己民族的文化都要被阉割的时候,还不反抗，那什么时候反抗?
　　　　
　　　　
　　　　2、理性的深刻洞察
　　　　
　　　　而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感情的需要，同样也是理性的抉择。看一些明代遗民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文明进化的高度和宏观视野来看了
　　　　
　　　　比如王夫之就论述过少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的结果势必是文明的倒退和劣化。“夷狄之与华夏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满清所谓尊崇汉文化不过是“沐猴之冠，优俳之戏”“亦幸虏欺人之术”，“父驴母马，其生为骡，骡则生绝”。
　　　　
　　　　或许有些人会把这样的言论看成是偏激之辞，但其实这里面却包含了最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在王夫之看来“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应该说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在满清统治下的三百年的时间，中国确实从明朝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为先进文明的国家堕落成满清时期被世界公认为野蛮落后的国度。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性上冷静和清醒的思考判断，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大批明朝遗民才始终坚决地站在反对满清统治的立场上，终生没有动摇。
　　　　
　　　　
　　　　3、经历的前后对照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烈士与遗民们自身经历前后对照的结果。有许多东西，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宝贵，失去了才觉得宝贵。对从明朝而进入清廷统治的烈士与遗民来说更是如此。
　　　　
　　　　在明代，如果哪个军队有抢夺民间财物的现象，立刻成为大书特书的恶行，成为群起攻之的对象，甚至勤王的部队，因为领不到足够军饷导致抢劫的行为，其带领官员都要受到严厉惩办，崇祯二年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八千多人勤王，因为部队领不到军饷，士兵挨饿，不得不抢劫，结果张鸿功，耿如杞因为不能约束军队制止抢劫，被下狱论罪。就算到了明亡前夜，政府已经失去对军队实际控制能力的时候，那些抢劫的明军也总是成为舆论痛斥的对象，抢劫起来还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而到了满清，军队抢劫杀人成为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打到一个地方，就抢劫到一个地方，甚至以抢劫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不单是统治稳固之前抢劫，统治稳固之后，依然抢掠屠杀，无恶不作。满清军队的暴行是这些明亡时的烈士与遗民所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对这样一个率兽食人的政权，他们只要还保有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感，是不可能在内心承认其合法性的。
　　　　
　　　　在明代，民间百姓畅快议论，以及****聚会，***抗议都是司空见惯，即便在最黑暗魏忠贤时期的短短三年内，也无法控制民间的舆论，还有民间力量敢于出来挑战，所以才有张溥《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而在其他时候，民间的舆论抗议更是足以影响朝廷的政策走向，官员的去留。明代的士大夫也好，百姓也好，对此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
　　　　
　　　　但在清廷则如何？如果类似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反抗矿税以及阉党的那种带有暴动性质的集会抗议，恐怕紧随而来的便是屠城，江阴大屠杀和嘉定三屠其发端都是完全出于民间自发的反抗。即便是一般性质的抗议，结果也是悲惨无比，比如清初的哭庙案，江南吴县士子一百多人，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论其本意，不过是希望满清的横征暴敛能稍微收敛一下，并无推翻清廷统治之意，更无实际的暴力行为，不料结果是清廷大怒，，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最后十八名参与者被砍头。其中一个是有名的金圣叹。他在临死前写给家人的信里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鲁迅曾经因此批评他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但其实金圣叹的说法更可以看成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我们不妨拿金圣叹的同时代人，明末思想家陈确在明还未亡时的同类事情作一下对比。崇祯十五年的时候，陈确（字乾初）联合海宁诸生，发起了一场反对地方官员的运动，最后的结果是迫使当地官员下台。陈翼《乾初府君行略》中说“壬午秋比，先君子以命中之技，值贪尹煽虐，辍所业攻之；当事庇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学宪执不许。雪涛刘公力荐科试，亦不听。是岁竟不与乡闱试，先君子夷然不以为意，谓：“捐吾生以救一县之民，亦何所惜；一乡荐，何足道哉？”诸与贪尹比者，百方恐吓，先君子屹不为动；邑众庠生，感先君子义，群聚不散，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几，风闻辇毂，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2]
　　　　
　　　　类似的事情，在明朝众多生员，“群聚不散”进行抗议的结果是，“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也即当地的官员心里害怕了，不得不态度软弱下来，而且最后因为舆论传播到中央政府，结果是“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也即便县令和更高级别负责的地方官员被免职了。
　　　　
　　　　那些参与哭庙案的吴县士子可能受明朝普遍风气的影响，按照心理惯性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想到最后居然变成足以招来杀头的大罪，这个“无意得之”，其包含的讽刺与惨痛的意味是需要体会一下的。（当然也有人考证说其实金圣叹其实没有参加哭庙，是别人硬把他牵扯进去的，但这不影响对满清这个案件中表现的凶残暴虐的抨击）
　　　　
　　　　明代时候人们享有这些自由，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多可贵，可是在满清统治下，失去了这些自由，这不能不让他们抚今追昔，势必对清廷政权更加厌恶和憎恨。
　　　　

華夏魂

在明代，政府征收赋税的多少，常常是被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政府任何多征赋税的行为，都会招来舆论的攻击。皇帝想要多收赋税，往往是顾虑重重，难下决断。而最后即便真的下了增加赋税的决定，也是名不副实，各处拖欠是家常便饭，而且所有人还叫苦连天，抱怨不休，让明朝的皇帝为应对国家危机而不得不征收的赋税，都似乎成了犯罪。
　　　　
　　　　而在清代除了军队明火执仗的抢劫掠夺之外，所谓赋税，若是拖欠一丁半点，屠刀就架在脖子上了。有名的奏销案就是一个例子。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拖欠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
　　　　
　　　　民国史学家孟森对奏销案写过专论进行考证[3]“奏销案者，辛丑江南奏销案也。苏、松、常、镇四属官绅士子，革黜至万数千人，并多刑责逮捕之事。案亦巨矣，而东华录绝无记载。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之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奏销案既不见于官书，私家纪载自亦不敢于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而亦间有具体纪载之处，盖为文网所未及，仅见于清初士大夫之笔记，今当披沙而得宝者也。”
　　　　
　　　　“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明遗民王宋曾有诗揭露满清这一暴行“奏销令下暴如雷，书囊徒为浩劫灰”。[4]
　　　　
　　　　另一位明遗民陆世仪也有一首诗记述了满清淫威下江南百姓困苦之程度“近日民生殊逼仄，弱肉尽为强所食。……三吴之民尔何苦，脂膏强半供豺狼”，……半年有歌尔自许，石壕夜呼将奈何，吴民吴民乃若何”“万口叫天天彻，仰头空对苍天泣”[5]
　　　　
　　　　
　　　　
　　　　在明代，那些灾荒而起来***的农民军，常常是被政府军围困的走投无路，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于是提出投降，而明朝政府方面则是觉得他们本来都是良民，因为饥饿而***，也情有可原，于是同意他们投降，结果农民军获得生路之后，因为觉得***生活更舒服更自由，又重新反叛，这样一而再再二三，大家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明朝政府折腾垮了。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农民军发现这回他们的敌人是不但反抗他们的要杀，就算没有反抗，仅仅是相关地区的平民，清军照样要杀，而且常常是灭绝性的屠杀。
　　　　
　　　　类似这样的对比，还有许多。总之可以这么说，在明朝，大家都是自己人，皇帝是自己人，大臣官员是自己人，一切都好说话，都容易商量。有什么不满意的现象可以咒骂批评，有什么不同意的政策可以抵制，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可以从长计议，而在满清统治下，则完全成了奴隶和主子的关系，只要稍有不如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明朝是虽然有种种缺点弊病，国家的机器运转也存在众多问题，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而到了满清统治之下，虽然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流畅，但整个社会都陷入死气沉沉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亲身经历的对照，所以明朝遗民中最杰出，最睿智，品德最高尚的人即便在满清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也没有动摇对满清统治的厌恶和憎恨；尽管对明朝存在的缺点提出了种种严厉的批评，但也没有改变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与眷恋。甚至原先那些明朝时期的***农民起义军，最后却成了最顽强，坚持时间最长久地用明朝旗号来武力反抗满清统治的群体。
　　　　
　　　　综合上面所说的这三点：朴素的民族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自身经历的对照比较，才使得这些烈士与遗民，这些当时的中国人中最为杰出，最为优秀的人宁可把自己置于极端痛苦的境地之下，倍受肉体的折磨与心灵的煎熬，也决不愿意屈膝与满清统治者合作，也不放弃对明朝故国的怀念与眷恋。
　　　　
　　　　正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出于迂腐的观念，不是出于狭隘的排外，而是出于最诚挚的感情，最深刻的思考，最切身的体会，所以即便站在现在的立场来评价，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宏观的视野上来评判，他们的作为也是值得高度肯定和赞扬的。
　　　　
　　　　正如我过去一段话所说的那样：“明末的反清并不仅仅是民族斗争，不是什么捍卫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坚定反抗满清侵略，为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雄，他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同样也是世界的英雄，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满清的谎言来污蔑他们，那只能说是丧尽天良的行为。而那些投靠满清，甘为鹰犬的人，则只配受到最黑暗的诅咒，他们只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到唾弃。”[6]
　　　　三、烈士遗民当年的寄托与现实评价黑白颠倒的讽刺
　　　　
　　　　明朝的烈士与遗民，坚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没有丝毫的动摇。虽然他们的事业在当时失败，他们的肉体也一个个被消灭，他们的思想也被逐渐封杀禁锢埋没。但是他们希望也深信未来终究有一天，后人能了解他们的事迹作为，明白他们的苦心，祭奠他们的英灵，传播他们的思想。
　　　　
　　　　所以夏完淳说“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
　　　　
　　　　所以瞿式耜说“诗篇留血泪，千载有人知”“俘囚血热魂常在，炯炯双眸死后看”
　　　　
　　　　所以黄淳耀说“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尚知予心！”
　　　　
　　　　所以陈恭尹说 “表往所以勤方将，大书特书吾所望，其副寄我山中藏”
　　　　
　　　　所以郭之奇说“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
　　　　
　　　　然而如果他们英灵有知，“炯炯双眸死后看”，究竟看到的是什么呢？“千秋霜管俟他年”，俟到的又是什么呢？
　　　　
　　　　当年那些疯狂推行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的刽子手暴君：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一个个被轮番吹捧歌颂；当年那些恬不知耻投靠异族侵略者屠杀自己同胞，摧残自己民族文化的汉奸走狗：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施琅、纪晓岚一个个被粉饰美化！
　　　　
　　　　《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康熙秘史》、《皇太子秘史》，《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大清风云》、《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铜牙纪晓岚》、《施琅大将军》等一部部电视剧竞相赞美清廷主子的骏德鸿功，奴才走狗的正直高尚。余秋雨阎崇年之类教授学者也在电视台的讲坛上，出版的著作上，纷纷喷玉唾珠阿谀颂圣。
　　　　
　　　　灭绝人性的屠城奸掠，穷凶极恶的圈地逃人，钢刀淫威下的剃发易服，惨绝人寰的沿海迁界，被从大部分人的记忆中抹去，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之上，把中国推入愚昧落后深渊的几百年黑暗统治成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的时代。
　　　　
　　　　滥杀无辜、敲骨吸髓的暴虐粉饰成英明圣武；民穷财尽、停滞僵化的社会粉饰成辉煌盛世；禁毁书籍、疯狂制造文字狱的阉割粉饰成文化认同。历史伤口淋漓的鲜血被用来餍足喂养那些依旧把侵略屠杀奴役征服当作民族自豪快感源头的兽性心理！
　　　　
　　　　当许多人对清廷的屠夫，汉奸的名字如数家珍的时候，有几个人知道那些为抵抗外侵而牺牲的民族英烈的名字？不要说侯峒曾、黄淳耀、黄公辅、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邝露、黎遂球、瞿式耜、张同敞、李来亨等等人，就是连夏完淳、陈子龙这些本身在文学史上有相当地位，阎应元、张煌言、李定国这些本身功业赫赫，获得顾诚这样的历史大家高度褒扬的人物，一般人又有多少知道？或许更多人能知道冯梦龙的名字，但也仅仅是作为通俗小说三言的编写者而知道，而不是作为抗清的烈士！或许很多人知道宋应星的名字，但也仅仅是作为《天工开物》的作者而知道，而不是作为忠于故国的遗民。
　　　　
　　　　就这样，当屠夫刽子手，汉奸走狗被歌颂的时候，明朝的烈士遗民被遗忘！当沈阳街头巍然屹立着满清十二帝的巨大雕像的时候，明朝的皇帝被一个个丑化诬蔑，被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用鄙视轻蔑的口吻谈论；当福建南安上修建了占地面积二千平方米，辉煌气派无比的洪承畴纪念园的时候；2007年12月23日的新闻报道，抗清烈士，同时也是一代大学者大文豪的陈子龙墓碑旁堆积着粪便，墓碑被涂得面目全非！
　　　　
　　　　[1]见已故历史学家顾诚所著《南明史》的第二十六章《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的第二节《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密谋策划会师长江》中的考证
　　　　
　　　　[2] 王瑞昌《陈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47页
　　　　
　　　　[3] 孟森《奏销案》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4到452页
　　　　
　　　　[4] 引自孙静庵所著《明遗民录》
　　　　
　　　　[5]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第134页
　　　　
　　　　[6] 包含这段话的文章，在煮酒贴出来的时候，用的是其他ID，因为当时ID在煮酒被封，无法发贴。
　　

華夏魂

　四，从金庸《鹿鼎记》几段话来看明遗民遭受的无耻歪曲
　　　　
　　　　然而，抗清时候就牺牲的烈士或许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不必担心后代无耻之徒强奸他们的意志，歪曲他们的意愿，而明朝那些遗民们则连这样的幸运都没有！那些制造无数愚民谎言来篡改历史，愚弄世人的人，或许他们把自己也愚进去了，真诚的相信他们自己制造与散布的谎言。在他们的谎言里，满清的那几个皇帝都是品德高尚，仁慈无比，才能出众的英明圣主，比明朝所有皇帝，尤其是晚期的几个皇帝强多了。任何人都会由衷的对这些满清皇帝顶礼膜拜，衷心钦服。如若不然，就大悖常理。因此这些人相信，那些明朝的遗民内心也早就被满清皇帝的英明圣武所折服了。于是这些人拿着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到明朝遗民的著作里去寻找证据。如果找到了若干蛛丝马迹，则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大肆宣扬。
　　　　
　　　　世上最可笑的事莫过于此，奴才对几百年屠刀淫威压制灌输之下的谎言深信不疑，然后再用这深信不疑的谎言去对亲历那个时代，亲眼目睹许多事实的遗民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乃至歪曲强奸其意志，还自以为高明
　　　　
　　　　比如金庸小说了有这么几段
　　　　
　　　　“韦小宝道：‘这个较是要计一计的，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明……明什么花花绿绿的？’黄黎洲大为奇怪：‘这人目不识丁，怎会知道我这部书？’说道：是‘明夷待访录’。韦小宝道：‘是了，是了。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是不是？’
　　　　
　　　　“黄黎洲等都吃了一惊，均想：‘连这人都要知道了，只怕又是一场大大的文字狱。’
　　　　
　　　　“顾炎武道：‘也不是骂皇帝。黄兄这部著作见解精辟，说明为君之道，该当如何？’韦小宝道：‘是啊。皇上这些日子中天天读黄先生的这部书，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说不定要请你去做状元，做宰相。’黄黎洲道：‘韦香主取笑了，那有此事？’韦小宝于是将康熙如何大赞‘明夷待访录’一事说了，众人这才放心。黄黎洲道：‘原来鞑 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
　　　　
　　　　这段文字固然是小说，但反映的心态却并非金庸所独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庸在这里借《明夷待访录》来吹捧康熙，吹捧满清统治，而实际上所谓《明夷待访录》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形式和书名留存于世。本身恰恰是满清黑暗统治的结果！
　　　　
　　　　吴光先生考证说：
　　　　
　　　　“《明夷待访录》和《明夷留书》，本来是合称为《待访录》的，所以黄宗羲本人著作及顾炎武，黄百家、邵廷等人著作中，只有《待访录》而无《留书》之名。后来所以析为二书，盖因其内容颇触犯清廷忌讳之辞，所以刊刻时因为嫌讳而只选择了部分篇章，那些直接犯忌干禁的篇章则未敢刊布，而仅存抄本流传，于是已刻之书被称为《明夷待访录》，未刻之书被称为《留书》”
　　　　
　　　　“今本《明夷待访录》只占《待访录》原书的三分之一，其他都归入《明夷留书》了”
　　　　
　　　　“书名中明夷二字，当系后人所加（写定于郑氏二老阁刻书之时），而其依据则因黄宗羲在《待访录》自序中有自比箕子和“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叹，其言系从《周易》明夷卦之彖辞演化出来，郑性等人便取了来把《待访录》原名改为《明夷待访录》，其实这种改动，并不一定符合宗羲原意的。”[1]（对吴光先生原文更详细的摘录见后面附录）
　　　　
　　　　
　　　　
　　　　也即我们今天所看到仅仅是原先黄宗羲著作的《待访录》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原作中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内容因为害怕满清恐怖的文字狱在乾隆时都被刊印者删除了，刊刻出来的部分称《明夷待访录》，没有刊刻出来的部分称为《留书》。即便如此，《明夷待访录》刊刻以后，依然被清统治者以“议论乖张”为理由列为禁书。
　　　　
　　　　“《留书》今已失传，仅存《文质》、《封建》残篇。由《待访录》析为《明夷待访录》和《留书》的原委即可知其与清王朝统治者利益大相抵悟。这从《明夷待访录》和《留书》残篇的内容中亦可得到更充分的验证。” “《明夷待访录》对封建专制君主进行了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而清廷皇帝亦是封建专制的君主，自然成了被揭露和抨击的对象，因而难以为清廷统治者所容忍，而把《明夷待访录》列为‘议论乖张’的禁书，以防其留传而不利于清廷的统治。特别是《留书》的内容更为清廷统治者所忌讳，其中《封建》篇即称:‘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此论更是清廷统治者所无法接受的，难怪刻书者留存未刻。’”[2]
　　　　
　　　　让康熙拿着《明夷待访录》大称赞特称赞，还让韦小宝说着“黄先生，你做了一部好书，叫做明……明什么花花绿绿的？”确实有些幽默了，大概康熙已经从时间隧道里提前得知黄宗羲著作的命运和改名的过程。至于所谓“你这部书中，有很多是骂明朝皇帝的”，更是令人佩服作者的无耻程度，原本作者用意在批判君主制度整体，尤其针对满清皇帝暴虐，在满清恐怖统治和金庸的联合作用下，就变成了骂明朝皇帝了，不知道这让在康熙二十三年，已经73岁高龄还心怀故国，吟诗说“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 的黄宗羲，地下有灵，做何感想？
　　　　
　　　　类似强奸黄宗羲意志的还有阎崇年，把黄宗羲晚年为了安全不得不说的一些违心话，当成是黄宗羲改变对清统治者态度的证据。而实际上黄宗羲的对清廷厌恶态度终身没有变，他在晚年的言行确实有可议之处，当时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就曾经抨击他“干渎当事，丑状毕露”， “太冲应酬秽烂，谄谀假借”。但实际上黄宗羲有自己的苦衷，他的学生全祖望辩解说“固有大不得已者”。我个人看法是，黄宗羲著作等身，尤其是为了保存整理明朝的文化思想，几乎是竭尽全力，编写《明儒学案》，《明文海》，为了让自己辛苦一生而编写的著作不至被清廷毁灭，所以在晚年不得不作些虚与委蛇的姿态，甚至说出一些令人恶心的颂圣言辞，但这绝非他本意所在。
　　　　

華夏魂

其实看看与他心灵相通的学生全祖望为顾炎武所写的《亭林先生神道表》 “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宗，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博闻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
　　　　
　　　　就能明白一些其中玄机。全祖望表面上写的是顾炎武，但有些话未尝不是针对他的老师黄宗羲所说的。文中所说的“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宗，曾不得快然一吐” 的是什么？正是思念明朝，厌恶清廷，希望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故明的心愿。对顾炎武来说“使后起少年，推以博闻多学，其辱已甚”，对黄宗羲又何尝不是如此？但在满清屠刀淫威下，他们的苦心又怎么能轻易被人所理解呢？
　　　　
　　　　吕留良和他的学生，固然意见表达的更为畅快，更为刚烈不屈，对清廷不假以丝毫颜色，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满清罗网，被剐尸挫骨，著作也几乎毁灭殆尽。丛这样的事实来说，也不能不说黄宗羲苦心隐忍自有其先见之明的道理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片苦心，到满清统治不复存在，屠刀无法再逞淫威的现在，居然还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曲解乃至强奸他的意志的理由和借口，这种羞辱恐怕就非全祖望当年为之愤懑慨叹的“其辱已甚”所能包含了。
　　　　
　　　　
　　　　
　　　　回过头来再接着上引鹿鼎记内容下面这几段话，无耻程度更显惊人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对不对。’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查继佐道：‘决不是开玩笑。我们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明。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杀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
　　　　
　　　　如果顾炎武等人地下有知，看到这段后代奴才强奸他们意志，侮辱他们知识程度的对话，恐怕真要气得七窍生烟，从棺材里爬出来。
　　　　
　　　　他们生活在满清统治下，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满清一件件惨绝人寰的暴行，如果还能说的出这样的话，那就真非人类了。
　　　　
　　　　奴才们诚恳地深信所谓康熙盛世的谎言，便以为当时的遗民所看到的真是一个所谓的康熙盛世；奴才们自己对满清皇帝丰功伟绩顶礼膜拜，便以为当时的遗民也应该向他们一样匍匐在地上为清帝的英明圣武激动地颤栗发抖；奴才们自己对满清统治下屠杀平民无数的血腥暴行视而不见，便以为当时的遗民对这些血迹未干的暴行同样麻木不仁。真是可笑又可怜的奴才心理！
　　　　
　　　　然而事实毕竟无情面，只能给现在这些奴才打上响亮的耳光
　　　　
　　　　若论杀人的残暴，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崇祯，所有明朝皇帝没有一个是允许军队滥杀平民的，甚至三令五申，禁止军队屠杀平民，而满清的皇帝则是把屠杀平民当成家常便饭！
　　　　
　　　　被一些人说成残暴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天下时，三令五申，不得杀 戮无辜，不得屠城
　　　　
　　　　　“在北伐之前，他（朱元璋）又一次对部下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 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引自《中国人口通史》）
　　　　
　　　　　再如“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兵围赣州。守将熊天瑞固守不降。朱元璋担心常遇春破城杀俘。于是派汪广洋去常处，并告诉汪广洋‘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以为国家用，一则为附者劝，且如汉将邓禹，不妄诛杀，但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围困五个月后，熊天瑞被迫开城投降，遇春果然不掠不杀。朱很高兴，便谴使持谕褒奖‘今将军破敌不杀，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余深有赖焉’”（引自《明代文化研究.南京专辑》）

華夏魂

　
　　　　再如南明张煌言率领的反清义军，顾诚《南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话“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
　　　　
　　　　也许在金庸这样的奴才看来，朱元璋等明朝皇帝杀的是所谓开国功臣达官贵人，所以是暴虐，而满清杀的大量平民则不算人，或者生命的价值比起达官贵人来低一等，所以是仁慈，卑劣至此可以令人无言
　　　　
　　　　关于清廷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呢，看看顾诚教授是怎么评价的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 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可以说清廷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几乎没有间断：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大屠杀，江阴大屠杀，嘉定大屠杀，湘潭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云南大屠杀……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统治稳固之后，凶残程度也没有丝毫改变，平定三藩，镇压准格尔，镇压苗民，镇压白莲教，镇压太平天国，依然伴随着一次次大屠杀。
　　　　
　　　　而且这些屠杀往往不是军队自发的暴虐，而是清统治者有意为之。如果有军队敢不进行屠杀，反而受到严厉申斥。
　　　　
　　　　《南明史》中有从《清世祖实录》中摘录的一则史料 “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显然在清廷主子看来，有些汉奸军队“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是“甚不合理”的。
　　　　
　　　　
　　　　
　　　　看看明末烈士遗民的事迹，几乎无一例外可以发现，我们所关注的每一个人背后，其亲属朋友，常常是七八个甚至上十的死于清军的杀 戮之下，如果以此推断，则明末当时死于清军之下的人口比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夏完淳父亲夏允彝投水死；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抓获后也投水死；他的叔父夏之旭因藏匿过陈子龙被清军追捕，自缢而死；他的另一个老师吴易被清军诱捕后处死；他的岳父一家，岳父钱彦林和他同日处死，岳父的堂兄钱棅也同日处死，他的内兄钱熙在抗清起义中死，另一个内兄钱默削发为僧，流浪各地不知所终，他的岳母投水自尽，他的妻子秦篆在短短时间内经受了父死母亡，兄长死丈夫死，怀孕期间受到世上最惨厉的痛苦折磨，最后生下的男孩也还是死，她削发为尼，夏家和钱家至此全灭并且绝后！
　　　　
　　　　他的姐夫全家（嘉定侯家）的成年男性全部死光，女性也几乎死光，其中侯峒曾与侯玄演、侯玄洁父子三人死于嘉定屠城，侯峒曾女儿辅义，孙女异来自尽而死，侯峒曾的三儿子侯智含在在灵隐逃难时死去，侯峒曾的弟弟，即夏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逃出嘉定城，没有多久还是因为曾经藏匿陈子龙而被清军抓获自缢而死，侯岐曾的母亲自杀身亡，侯岐曾的妾刘氏一同自杀，侯家只剩下夏淑吉这个寡妇，后来夏淑吉的儿子也即夏完淳的外甥同样被称为神童的侯檠也在十七岁病死，至此侯氏一门全灭并且绝后，夏淑吉也出家为尼
　　　　
　　　　夏完淳的的表妹，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原来许配给侯家的侯智含，但侯智含也死了，于是也做了尼姑
　　　　
　　　　夏、侯、钱，本来是江南颇富盛名的三大家族，人才辈出，在清军摧残蹂躏下，到这时候，基本全部死光，只剩下几个青灯古佛为伴，无尽痛苦与仇恨中煎熬的寡妇尼姑。
　　　　
　　　　仅仅关注夏完淳，他背后死于清军迫害的亲友就高达二十以上，而这还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再如函可，他自己因为记录南明史事，被清廷发现后，迫害流放到东北，他的三个弟弟全部因抗清而死，从兄如琰，从子子见亦死，他的姐姐，“清兵攻陷博罗城后死”，一个弟媳绝食死，另一个弟媳“饮刃死”，他有诗反映清兵攻陷博罗后，大肆屠杀，他的全家几百口人惨遭杀害的事实：《秋思》“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遭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沈阳杂诗》“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地下反相聚，天涯孰与邻” 《得博罗信》“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闾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也即仅关注函可一人，他背后就是整个家族几百口人死于清军屠刀之下。
　　　　
　　　　还有张家玉，家乡被清兵攻占，祖母，母亲，妹妹都赴水而死，妻子被抓后不屈，被断肢体而死。家庙被毁，祖茔被挖，张氏家族屠 戮殆尽。
　　　　
　　　　再如前面介绍过的，在昆山大屠杀中，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嗣母王氏也绝食而死。
　　　　
　　　　而黄宗羲一家人也在逃避清军悬赏抓捕过程中，因病死亡不断，他悲愤地写下了 “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
　　　　
　　　　
　　　　
　　　　具体到康熙而论，在他亲政后，继续实施并有所强化的沿海迁界，屠杀迫害沿海平民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
　　　　
　　　　而平定三藩，更是发挥其祖宗屠杀平民的老本领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3]，说明一下，这里所谓运量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王骘“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这个所谓的荡平当然是在康熙统治下，清军所进行的屠杀！
　　　　
　　　　还有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4]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同样康熙统治下清军疯狂屠杀平民的暴行。
　　　　
　　　　再如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中写到他看见过一本清廷禁毁书籍的漏网之鱼，其中记载了康熙统治下清军的禽兽暴行！这里不妨详细摘录如下：
　　　　
　　　　“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 ‘野史氏日”以下的一节是:

華夏魂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干锋镝、盗贼、饥俄、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承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 (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像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5]
　　　　
　　　　这等在其治下，军队屠杀平民，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的禽兽暴君，在金庸笔下居然成了所谓仁慈圣君，而严令禁止军队屠杀抢掠平民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等反而在金庸嘴里成了所谓暴虐，人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到这样的地步，也确实无耻的有些过头了！
　　　　
　　　　
　　　　
　　　　如果论康熙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如何，那么当时遗民的记载也不少，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6]
　　　　
　　　　唐甄说得更详细“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清廷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前言里一段话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康雍乾三朝，在封建史家笔下，被美化为盛世郅（致）治，但从本书辑录大量资料来看，所谓盛世，所谓郅治，实际……广大城乡人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腹的苦难生活，阶级之间对抗日益尖锐” [7]
　　　　
　　　　客观地说，明朝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帝治理下，大部分地区人民百姓的生活都远远好于被一些人所吹捧的康熙治下，看看张岱在《陶庵梦忆》对明代繁华景象的记载，再把康熙统治时期一派萧条破落，大部分百姓在糊口线上挣扎的景象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便在明朝最穷困的崇祯时期，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破坏的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其繁华富庶，百姓之安居乐业，是康熙统治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再有黄裳的《笔祸史谈丛》里的一则资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他在提到被清廷列在禁毁书目名单中的叶奕苞《经钮堂文稿杂著》中时候说，“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人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廷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
　　　　
　　　　那么在黄裳看来，可能碰到清廷痛处所在，以至于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评语的《赠白生璧双序》究竟是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不妨摘录如下：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大仓吴学士遇白彧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彧如为学士进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嚎嘈凄切，至于泣下。……”
　　　　
　　　　“予因有感于江南盛时，奈陵吴趋余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琵琶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余年来.生与彧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因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黄裳说“戊戌是顺治十五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8]
　　　　

華夏魂

　　
　　　　叶奕苞文中所提“江南盛时”，正是明末崇祯时期，他所说的“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所说的盛也是明代时期的江南，而衰则正是他写文时所处的满清统治时期。这种对事实的揭露难免让满清统治者和奴才怒火中伤，它们气急败坏之下，把原本平和带点哀伤的文字，批成“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甚至把整本书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稍微了解一些事实真相就知道，满清统治的稳固始终不是建立在给百姓更好的生活，更得民心的基础之上，而始终是建立在灭绝人性的残暴基础之上。现在的奴才可以被几百年屠刀下的谎言所欺骗，但遗民们却生活在当时，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经历亲自看到，感受到满清的统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对他们来说，明代的皇帝有再多缺点，那也只是人的缺点，而满清类似康熙这样的皇帝，被吹嘘得再完美，那也只是屠杀平民的禽兽，而非人，这才是真相！
　　　　屠夫被歌颂，汉奸被美化，烈士被践踏，遗民被歪曲，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景象。难道说当年烈士和遗民们抑郁不能申于当年者，仍旧晦昧不见白于今日么？难道说当年他们悲叹““长宵盼不到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现在天还没有明，还没有旦么？
　　　　
　　　　[1] 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一）》，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425页
　　　　
　　　　[2] 战继发《黄宗羲晚节问题略论》，《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路遇 滕泽之 《中国人口通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第759页
　　　　
　　　　[4]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第43页
　　　　
　　　　[5] 黄裳《笔祸谈丛史》，北京出版社，2004年月第1版，第123-124页
　　　　
　　　　[6]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南京农学院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4，第88页
　　　　
　　　　[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 1979年， 第4页
　　　　
　　　　[8]黄裳《笔祸谈丛史》，北京出版社，2004年月第1版，第83-84页

華夏魂

第三章、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问题
　　
　　　　一、谎言定律对大部分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有人心者看上面两部分内容的时候就应该心生愤懑和奇怪：
　　　　
　　　　侵略有害，压迫可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为什么我还要如此长篇大论，不厌其烦的进行论证？什么时候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压迫，正视历史在中国居然成了需要长篇阐释才能让人明白的深奥思想?
　　　　
　　　　反抗侵略的英雄烈士应该被纪念歌颂，被广泛宣传，侵略的屠夫，投敌的汉奸应该被无情的谴责鞭挞，这同样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居然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甚至大反其道，屠夫汉奸成了歌颂美化的对象，烈士遗民被遗忘歪曲，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这样的咄咄怪事又是因为什么？
　　　　
　　　　抛开一些情绪化的论断不说，造成以上所说奇怪现象的自有其深刻的心理原因。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不妨称其为谎言定律。说它是定律只是激愤之语。然而这句名言，确实很深刻描绘了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许多悖离事实的判断，许多充满谬误的观点，仅仅因为它们被重复的次数多，不需要更多逻辑的推断，不需要更多事实的佐证，就能成为大部分人恪守的信条，甚至被视为金科玉律。如果有人指出其谬误，提出不同论断，则反而被视为胡说八道，奇谈怪论，甚至被当成怪物看待。
　　　　
　　　　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事实上这话只适合于少数人，对大部分人，说他们是盲从的动物或许更合适一些。许多人自以为在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其实却不知道早就沦为被愚弄被操纵的傀儡，有许多时候，大部分人行为特征比起实验室的小白鼠更精准不变，并不比按照固定程序运行的机器人更高明。这也为是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令人愤懑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们顶礼膜拜，心神向往的不过是小丑甚至禽兽，而真正高尚，值得尊敬的人物，却往往被埋没，甚至被大部分人唾弃鄙视！
　　　　
　　　　如其不信，可以做个试验，随机抽取一群普通人，分成两组，让他们评价同样的人和事情，而且这人和事情原先他们都一无所知。在一组里不断用电视或电影，以及演讲的方式向他们重复这个人是事情是多么好，多么值得赞赏，而另一组里则相反。持续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组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成为这个人和事情的支持者，另一组大部分人则成为反对者。真正能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灌输给自己的信息里的矛盾之处，并自己主动去设法获取更多更完备的信息，从而提出质疑，甚至最后得到相反立场的人，只能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可以被任意操纵任意愚弄的可怜虫而不自知！还洋洋自得，动辄群情汹汹，动辄以真理捍卫者的面目出现，这也是人间可怜又可悲的滑稽事。
　　　　
　　　　
　　　　
　　　　这个“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和我上面论述的两部分内容有什么关系呢？
　　　　
　　　　
　　　　

華夏魂

现在许多千方百计美化满清，为满清累累罪行辩护粉饰的人，和已经灭亡近百年的满清也并无实质的利害关系，从民族身份来说，他们中大部分人应该都属于纯正的汉族，即便是满族的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也都和汉人没有实质区别了。
　　　　
　　　　应该说他们是真诚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真理。他们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的为满清统治辩护，正是因为谎言定律与奴性的历史积淀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想一下，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那么谎言被重复了一百年以上，那结果又如何？更何况这种重复还是在屠刀淫威下强制进行，稍有异议就被砍头凌迟。在满清统治下，尤其是康雍乾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单是对清廷不满言论被揭发会家破人亡，甚至不歌颂清廷主子的辉煌业绩，本身就构成足以杀头的罪过。在这样的统治下，平民百姓、文人学者为了保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皇帝英明圣武，大清辉煌盛世的颂词，天长日久，这种屠刀淫威下的谎言，就已经如刻印在硅片上的电路一样刻印在大部分人的脑子里，抹之不去，擦之不掉。谎言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于是康熙乾隆这些人是明君圣主，康乾是所谓的盛世，被一些人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
　　　　
　　　　奴性没有被根除，一代代积淀下来，许多人头脑里先天刻印着对满清的好感，他们需要外界舆论宣传来和头脑里已经刻印的纹路发生共鸣，激发快感，这就是他们拼命美化满清的深层动机，一旦头脑里的这种好感受到触犯，他们势必就如同自己受到触犯一样，奋袂而起，调动起全部的脑细胞和神经兴奋点，搜罗找出种种理由来捍卫刻印在头脑中对满清的好感。、
　　　　
　　　　我们从小被灌输，从环境里接受的信息就是清廷的皇帝多么英明圣武，仁慈善良，品德高尚，而明朝的皇帝又多么残暴病态，荒淫无耻，低能昏庸。大部分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提起明朝的皇帝来就一副鄙薄不屑的嘴脸，提起清廷的康熙乾隆之流就心酣神迷，心神向往。
　　　　
　　　　可揆诸事实？又如何呢？
　　　　
　　　　二、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一些简单事实的对比以及评价上的黑白颠倒
　　　　
　　　　常说明朝的朱元璋朱棣残暴，可稍加考察，发现他们杀的大多是功臣权贵，达官贵人，总计不过是几万人。而真正对平民百姓，他们是三令五申，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滥杀无辜，约束手下将领不得屠城。即便如此，按照严格的标准，说他们残暴也是没有错的。
　　　　
　　　　可是相形之下满清的皇帝又如何？奴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些屠杀无辜上百万上千万，动辄屠城的刽子手，倒是没看见多少人谴责声讨他们的残暴。还有被一些人奉为明君圣主的康熙，乾隆，这些人手上，哪个不是沾满了无辜平民的鲜血。康熙的平定三藩，屠杀平民无数，至少在百万以上，在他统治下实行了十几年的沿海迁界同样夺取数百万平民的生命，象这样的皇帝用最宽松的标准来看都是最残暴最病态的禽兽，然而主流舆论对这样率兽食人的禽兽皇帝是怎么评价的？再如乾隆，他发动的上百文字狱，让众多无辜者家破人亡，被凌迟，被砍头，被流放，被毁尸挫骨，他所谓十大武功，哪一次不是丧心病狂的屠杀大量无辜平民，其中最严重者，如平定新疆的准格尔，把一整个民族，不分老小，不分男女，全部屠杀罄尽，残暴程度，实行种族灭绝的彻底程度可以让后世的**都咋舌瞠目，然而一般人对这样的禽兽皇帝又是怎么评价的？
　　　　

華夏魂

不消说，随便拉个人出来，让他评价一下明朝朱元璋朱棣，和满清的康熙乾隆，结果必然是前者如何残暴变态，后者如何仁慈善良英明（其实看看金庸鹿鼎记里最后那段牵涉明清皇帝对比的言论就行了）。
　　　　
　　　　在这样彰明昭著的事实下，仍旧会有这样的黑白颠倒，是非错乱，夫复何言？只能让人慨叹，这世界岂真有是非可言？
　　　　
　　　　倘若不是一些人真的心理下贱无耻到认为人的生命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朱元璋杀的大多是地位高的人，生命价值高，所以是残暴，而满清皇帝杀的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杀得再多，都无所谓，都不算残暴；那么确实只能说是谎言定律发挥的惊人作用了！
　　　　
　　　　
　　　　
　　　　再比如，明朝有名的坏皇帝是所谓正德皇帝明武宗，为什么说他坏呢？主要是他喜欢出游以及修建豹房两点，不妨同清廷的康熙乾隆对比一下！
　　　　
　　　　以喜好出游而论，明武宗想要出宫一次，真是千难万难。好容易瞒着大臣，偷偷出去，被发现了，结果还是不得不回去。他想要到江南去，结果无数大臣上谏，拼死拼活不让他去，廷杖了许多低级官员，没用！更多人顶上去反对他阻止他，最后是因为宁王叛乱，他才得以找到正当借口去了一次。
　　　　
　　　　而康熙乾隆又如何，《清史纪史本末》的记载
　　　　
　　　　“康熙朝籍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 [1]
　　　　
　　　　康熙，乾隆之流南巡是被颂为美谈佳话的，甚至如今有些人一提起所谓乾隆爷下江南真是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然而实则这两个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就如蝗虫过境一般，百姓被搜刮一空，苦不堪言。
　　　　
　　　　也曾经有人进谏，结果如何呢？
　　　　
　　　　“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
　　　　
　　　　“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2]
　　　　
　　　　就是乾隆的皇后出于好意进谏，也没有好下场
　　　　
　　　　“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病疯。令先程回：及回銮，后将以病废，刑部侍郎觉罗阿永阿欲谏，以母老踌躇。母谕之。阿永阿涕泣别母，侃然上疏。帝大怒曰：阿某觉罗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议罪……乃戍阿永阿黑龙江。斥汝诚旧养，而后得以不废。至是后崩，谕所有丧仪不便复循皇后大事办理，止可照妃例行。御史李玉明复上疏请行三年丧，亦戍伊犁，二人先后卒于边”[3]
　　　　
　　　　再说豹房，明武宗修改豹房，也是算做他荒淫无道的证据。那豹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根据学者考证，“按:皇城西北两墙毗连之地，原为各类仓库的所在地，那么豹房官窗便只能占腾禧宫以北、赃罚库以南、畜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南至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之地(图一)。根据《乾隆京城全图》和现代地形图所显示之街道的痕迹来推测，其地的范围，东西约阔二百米，南北长二百至二百五十米。豹房宫廊及宫殿的建造，自正德二年始，至正德七年尚未完工。《实录》该年十月甲子条载:‘工部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4]。
　　　　
　　　　也即占地面积4公顷左右，耗银20多万两。
　　　　
　　　　康熙乾隆在皇宫以外也造了很多建筑供他们享乐游玩，与之相比如何呢？
　　　　
　　　　首先康雍乾时期造了一个圆明园，搜索一下介绍可知，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始建于康熙，扩建于雍正，完成于乾隆。其中圆明园的名字就是康熙亲自所题。
　　　　
　　　　仅从面积来说，这圆明园就是故宫的近5倍，豹房的近90倍，至于耗资则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计。从清廷建造的颐和园就耗银高达三千万两白银计算，远比之阔气豪华的圆明园耗费上亿两白银恐怕不是夸张的估计，总之豹房耗费的20多万两银子与之相比，不值一提是没有疑问的。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同样搜索一下介绍，“ 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婉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也就是564公顷，比圆明园还要多出200多万平方米，将近八倍于故宫的占地面积，百倍于豹房的面积。“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廷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约90年建成”。
　　　　
　　　　那其耗资多少呢？在《清史纪史本末》中有一处提及“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在木兰，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5]。所费亿万只是个约数，但足可想见其耗费惊人程度。而且所谓圈地数十里，这数十里的地方上应该原先就有百姓居住，清帝为了建造自己享乐场所，掠夺了大量百姓的土地，房屋、财产，也当属无疑。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仅仅是举其荦荦大者,若是其他清帝零碎建造的游乐之地,更不胜枚举！

華夏魂

或许有人说之所以武宗修建豹房是荒淫，是因为他建豹房是为淫乐，而清帝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则是正常的休息办公。可事实果真如此么？
　　　　
　　　　揆诸史实，其实明武宗的行为倒有更多值得体谅的地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 James Geiss（中文名：盖杰民）所撰《明武宗与豹房》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辩正分析，指出了传统史料中对明武宗丑化的不实与歪曲夸大之处。按照他的分析：
　　　　
　　　　“武宗此举，亦在试图恢复一种在十六世纪初已几乎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他的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风，这是大政的一部分。面对当时朝廷中文官们(特别是大学士们)的反对，武宗于是决定避开现行的行政体系，另在多房设立唯己意是从的行政组织。”
　　　　
　　　　他认为“可是豹房具有这一行政作用的实情，往往被官方载籍所隐讳。从官书所载，只能见到豹房中追求享乐生活的一面，但详加考究，这些记载实被别有用意的偏见所歪曲。”
　　　　
　　　　“皇城内教场之设，也在此时。其地在豹房西北，接连皇城北墙(图一)。武宗亲自操练士兵，《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但这一记录，也和其他有关武宗武事的记载一样，被《实录》纂修官歪曲成为儿戏：
　　　　
　　　　‘上又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谓之中军，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浴铁文组，照粗宫苑，上亲阅之，其名日过锦，言望之如锦也。诸军悉衣黄瓜(罩)甲，中外化之，愚金排盛者，亦必加此于上，一厂至市并细民，亦皆披化之’。
　　　　
　　　　 “但在他种史实的对比之下，我们确实难以全盘接受上引关于武宗军事操练行动的描述。例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应州之役，击败蒙军，便可以说明。此是十六世纪明方骑兵消灭及驱走为数不少的蒙军的唯一战没，但《实录》纂修官却只选记了明军伤亡较重的一方面，甚至说成‘乘舆几陷’。
　　　　
　　　　 “其他有关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记载，也同样存在着蓄意歪曲。这些记载透过对细节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非堕落，即是无能。可是，纪录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使我们至少能从某些细节中发现其所描述的武宗形象，有些方面是虚构的。这些矛盾，使我们对其他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产生疑问。”[6]
　　　　
　　　　如果说康熙乾隆之类建造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只是为了他们淫乐更方便，倒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他们不象明代皇帝一样，要躲避文官集团对权力的限制，无论在哪里办公实质都一样。据说满清为了保持其血统不受汉人污染，备作嫔妃的秀女都是来自满蒙或其他非汉族出身，而在这些园林山庄中，清帝之淫乐可摆脱此限制也。
　　　　
　　　　总结以上出游和建造享乐场所的比较，同样性质的行为,满清的康熙乾隆均十倍乃至百倍于明武宗。然而不消说，明武宗因为有了这些行为，被当成是荒淫昏庸乃至变态被抨击；而满清的皇帝的这些行为则是成了佳话美谈，乃至在阎崇年这类人的嘴里成了所谓对园林艺术的贡献。
　　　　
　　　　再举一个对比的例子，明代长期以来最受诟病指责的一点就是宦官弄权，东厂锦衣卫横行。
　　　　
　　　　明代的宦官和东厂锦衣卫为什么如此受人痛恨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直接受皇帝指使，对皇帝负责，皇帝的旨意对他们来说就是行动的法令。他们的存在本身是对文官利益集团造成了威胁，甚至直接的损害，所以格外遭受痛恨。
　　　　
　　　　但实际上，明代的宦官和锦衣卫也远不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相反依旧是受到很大限制，重重制约。
　　　　
　　　　以宦官弄权而论，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打伤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太监陈奉手下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这就如同用十年文革来代表整个解放后中国历史一样。有些人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華夏魂

　再说动用锦衣卫，也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相反要受到舆论的极大监督和限制。实际上明代的皇帝要用进行廷杖，或把官员投入诏狱，往往要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顶住舆论的疯狂攻击，所以不到实在不得以的时候，不会轻易用这些手段。看正德和嘉靖被明代当时的舆论丑化成什么样子就可见一斑！哪个皇帝愿意被舆论说成一文不值，被骂成狗血喷头的？所以万历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和群臣对抗了多年，最后却还是不得不屈服！
　　　　
　　　　我们再来看看清廷，表面上看清廷没有太监横行了，也没有东厂锦衣卫了，实际又如何呢？实际上清廷的情形，是所有的官吏都变成了类似明朝的太监（当然，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理没有阉割，但行为方式是完全一样了），也都变成了东厂和锦衣卫的。其恐怖黑暗程度是明代所根本无从想象的。
　　　　
　　　　[1] 《清史纪史本末》黄飞鸿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5页
　　　　
　　　　[2] 同上书，第256页
　　　　
　　　　[3]黄飞鸿编《清史纪史本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4页
　　　　
　　　　[4]盖杰民（James Geiss）《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5]黄飞鸿编《清史纪史本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3页
　　　　
　　　　[6]盖杰民（James Geiss）《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三、康雍乾百多年统治每一年都远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说明代的太监总共横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时间，那么满清统治下，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相当于明代太监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贤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魏忠贤横行跋扈的那三年时间里，真正的受害者还只限于一些东林党的上层文官，真正因此遇难被害死掉的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位。那么在满清的统治下，其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官员文人，而且深入民间，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如果考虑满清的屠城迁海之类罪行，受害者人数在几千万乃至上亿，如果不考虑的话，受害者的人数也成千上万。
　　　　
　　　　如果说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尚且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苏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动，把前来抓捕周顺昌的阉党使者***在地，把苏州巡抚追打得躲到厕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来的结果只是处死了五人，效果却是“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而在满清的顺治康熙乾隆统治时期，其恐怖黑暗高压统治之下，能够想象发生类似的事件么？清初一个哭庙案，仅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议清廷爪牙的横征暴敛，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导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叹，如果是类似明天启时期那样暴力殴打政府使者，驱赶政府官员，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论处，进行屠城了。即此一点也可见，满清统治下的几百年时间，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贤之所以要杀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确实上疏对他进行赤裸裸的攻击辱骂，相比之下，清廷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贤来要狠毒得多。别人好心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会丧心病狂的将其虐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清成千上百件冤狱里，随便挑选几个来介绍一下，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比如山西候选吏员严譄请大学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无非是让乾隆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略进片言，请吓贪官勿得扰民”[1]，舒赫德与乾隆一伙顿时如临大敌，马上将严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2]。大概乾隆荒淫无度的劣迹，走漏了一点风声。类似这种性质的上疏，在明代几乎是不当回事的。皇帝要么虚心接受建议，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责几句，然后让上疏人得个犯颜直谏的好名声。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敢说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贪官横行，人民困苦，已经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况还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迹。“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3]，于是“旋即下谕，谓其 ‘污蔑圣躬，实堪发指’，‘总之严譄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圣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4]。光给予严厉惩罚，乾隆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给予对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餍足，于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摺指，严夹”，严刑拷打，逼迫严譄招供其消息来源和上奏动机，最后严譄招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来源自然是乾隆为了知道自己的劣迹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镇压，至于让对方招供动机，则是便于将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惩罚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谏，反而是正人心，树世风的高尚行为。
　　　　
　　　　最后严譄的结局是按“大逆”：凌迟处死，家属从坐。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来是把你凌迟处死，现在只让你砍头，真是天恩浩荡。到此不但是肉体上征服消灭对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胜利，真可谓圆满无缺。比之明代皇帝动辄饱受群臣指责诟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