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鏡花歲月 于 8-12-2009 01:39 AM 编辑
回复 8# Heinrich
看標題就大概知道這討論串的內容一定是充滿了大漢族沙文主義史觀的論點,然後內容是極度扭曲歷史,然後強調漢人至上的觀點。其中的錯誤就不一一指出了,在許多的帖子之中我已經說了很多。有興趣的人可以到中國史地那邊的許多有關明清史的帖子中看看。基本上,從第一句說努爾哈赤是明朝官員就是一個錯誤。雖然他有明代官員冊封的頭銜,但是實際上不如說他是明代邊界地區上的一個獨立勢力。地位大概和越南朝鮮等接近。這個可以去翻一下濱下武志有關朝貢貿易的書籍就可以明白。此外清代進關之後的確是有在華北地區圈地,但是很快地這個事情就因為破壞太大而被制止。清代根本沒有鎖國,在打敗鄭成功家族之後,就開放海禁,此外中國內部的移民從明代就已經開始,而這與中國近代的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有關中國移民,在Philip Kuhn﹝此人是中國是研究的大腕﹞的新書Chinese aming others之中就把中國近五百年來的移民史做了一次很清晰的梳理。如果對此問題有興趣,可以自行參閱。此外,在文化方面是一直互相滲透的,從很早到現在都是如此。這點在余英時對於漢代貿易的研究之中就指出了這點。許多地方的漢人並沒有被完全滿化,也沒有地方的名字被改成滿文。反之,滿人的漢化反而較為明顯。再補充一點,各地接受文化的程度也有不同,你這樣的說法,根本就是過度簡化。
說回來。你在其他地方被我說破你的許多論點之後﹝尤其是中國史地﹞,就跑來這邊再度亂放肆詞。是不敢跟我正面交鋒,而擔心自己的缺陷和偏激爆光嗎?﹝有興趣的人看看中國史地的有關明清史的討論就知道﹞
故意扭曲史料,然後主要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而不是研究的對象的環境出發,你這種態度和手法根本沒有資格討論歷史。
果然很會以偏概全或詭辯,你不是說自己是”學術界“的?難道你不知道到康熙五十四年(1717年)又重新禁海,并持续了一百二十多年。你不說出這原因只有2個,一是你很無知與偽稱自己是來自學術界的,二是你根本是沒有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這十分有違你在前面說到很偉大之類說什么要撥亂反正與讓我們知道什么學術歷史之類的高尚情操。
另外關于你的剃發易服見解有很有問題,你以偏概全拿某書說的江南農村特殊風氣來代表全國證明說什么清政府在服飾方面的影響度是很小根本狗屁不通。你不知道在很多明代都是的平常百姓穿的常服禮服款式都在清代被禁穿,你睜大眼睛說瞎話,自立偽稱自己為學術界分子然后把不利你的真正的學術界的學者說法全否定掉。你做學術界分子是做不了了,你當詭辯家就很不錯,黑的也能說成白的。
關于明朝还是清朝?!的主題已經滿樓了,所以我順便在此回復那主題的199樓問題
看看以下的文章
http://bbs.tiexue.net/post2_3438756_1.html
“康乾盛世”时期的政策失误
前些年,阎崇年与他人合作以《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为题目,向美国一所大学申请课题经费,不过没有通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审,理由是“康乾是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在国内,对“康乾盛世”提出置疑的也越来越多,可见,“康乾盛世”远非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那样得到广泛的认可。笔者不是历史专家,没有从总体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能力,只能就某一方面做有限探讨。
满清统治稳定后,就开始恢复农业经济,经过几代努力,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涨,人口繁殖加快。随着自然经济的发展,许多新的经济方式开始出现,面对这种情况,满清政权出于维护其统治的目的,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进行压制。
一、严格限制私人开采矿业
中国是个地下矿藏比较丰富的国家,开采矿产由来已久,满清统治稳定后,人口增加,土地有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矿产开采。康熙中前期,曾对民间开矿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所以,私人开矿规模较大,如商人何锡,康熙年间在广东海阳县的仲坑山开矿,全盛时期“矿工注册者,凡十三万余人”,“每年获利不下八、九万两。”广西南丹锡矿有矿井四十余处,从业者过万,四川、湖广、贵州等地也有不少私人从事矿产开采,到康熙五十一年,全国大型矿厂达到六十六个。清政府也从中抽取大量税款,仅云南一省,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一年间,收矿税银八万一百五十二两,金八十四两
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很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就是“易聚难散”,不容易控制,“恐生事端”,实际是怕聚众造反,所以,从康熙后期开始,满清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限制私人采矿业。康熙五十年,广东海阳何锡的矿厂被封闭,不久,湖南铅矿被永行封禁,五十二年,康熙帝派兵将四川一碗水地方上万开矿者驱散,五十三年河南省有矿地方,“停其刨挖”,到康熙末年,广东、湖南、四川、河南等地私人矿业全部被禁止。有的矿场被禁的理由十分可笑,如北京附近几十座煤矿,以“风水有关”,被勒令“拆毁填平”。对于少量允许开采的私人矿业,也采取极为严格的措施加以控制,如云南铜矿,原来允许矿主将余铜自行出售,到康熙四十四年,改由官府全部垄断,重处私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官府压低价格、任意剋扣,使许多私人开采者破产倒闭,到雍正元年(1723年),税银只有二万两,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四分之一。对于铁矿的开采和运销,也规定凡采铁、冶铁处,炉座的数目、产量、厂主姓名、履历要详报官府。乾隆九年规定铜矿税率三分之一,铁矿为五分之一,在这样的重税之下,更多矿业关闭停产,到乾隆时期,全国合法铁矿只剩九十三处。
二、实行禁海,阻挠海外贸易
禁海始于明代,清初则更加严格,“寸板不得下海”,当时是为了打击沿海南明势力,特别是防范台湾郑氏的反攻。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四省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焚毁沿海城池房屋,凡越界者立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随着台湾的平定,满清政府决定开海,沿海地区与日本及南洋各国的贸易猛增,内地商品交换也随之活跃。但到康熙五十四年(1717年)又重新禁海,并持续了一百二十多年。这次禁海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内地汉人与海外反清势力联合,虽然不是禁绝一切船只下海,也不绝对禁止所有海外贸易,但规定严格,处罚畸重,如马匹、军器、粮食、生铁、书籍、生丝均不得出口,制造商船、渔船均须官府发给执照,船只出海,要编队具连环保。如果将船只雇给他人运输番货,船主发近边充军。如私造海船夹带违禁货物出海私自交易,正犯比照谋反已行处斩枭首。如果将海船卖给外国,造船者、卖船者均斩立决。而外国人来华贸易,也不能与内地商民自行交易,乾隆时期开“十三行”,外商只能在官府严密的监视下,通过洋行代办有关业务,违者按律治罪。这些措施客观上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生产极大危害,结果是“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业。”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就与禁海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从长远意义上,造成了中国与外界的隔绝,使满清王朝上下对外部世界缺少起码的了解,到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甚至都不知道地球的概念,更不要说别人了。
三、扩大禁榷范围,高税重卡,限制商业
从汉朝开始,历代都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买,清代的禁榷不但包括明朝时的盐、茶、铁,还将金、银、铜、锡、硝纳入禁榷范围,由政府垄断经营。《大清律•户律》规定对违反者施以重处,如对贩私盐者:“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斩,盐货车船匹并入官,引导者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治罪”。
满清王朝把从商视为“末业”,认为商业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有清一代,广设榷关,也称钞关,重征商税,税目的关税、牙税、落地税、盐税、茶税、酒税等,专门征收商税的就有户部二十四关、工部五关。时人视从商为险途,所以,清中前期商业凋零,与同时代西方国家重视工商业形成鲜明对比。
四、抑制商品性农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
东南地区,号称“鱼米之乡”,物产丰盈,一向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清朝初年,江浙一带大量种植桑蚕、烟草等经济作物,已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茶叶、棉花、甘蔗、苎麻等商品性作物也得到较大发展。由于这些商品性农作物的经济价值较高,所以对粮食作物的种植产生冲击,对于这种情况,满清政府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处理,而是进行严格的限制。乾隆八年(1743年)规定:“民间种烟一事,废可耕之地,营无益以妨农功,向有原来禁例。……自应通告禁止。”种植甘蔗、茶叶、果树,则被认为是舍本逐末之业,全部加以限制,甚至连种棉也有严格规定:“若一顷以上,只许植棉一半,其余一半,改种稻田。”对于农村手工业,清初规定民间纺织作坊机户不得超过一百张,每张纳税当五十金。近海渔船只许造单桅,远海渔船不得超过双桅。
满清统治者采用专制手段,力图把全社会保持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对商品经济进行限制和压抑,使广大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步履为艰,动辄犯法,这不但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也充分暴露出满清政权的反动性。对比文景、开元之治时期留下的国富民强的记载及文人的歌颂诗篇,康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当时就没有多少赞誉之词。而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这样评价:“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此话可能有所偏颇,但也能看出当时的国计民生并不乐观,至于英国人马戛尔尼对乾隆年间满清社会的描写就更加不堪。
实事求是的说,满清采取的上述措施大多并非其独创,而是沿习于明朝,“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基本国策,但这决不能成为开脱其责任的理由。
首先,满清统治者的各项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在内无不从其狭隘的观念出发,防备任何对其政权造成危胁的可能发生,康熙称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最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以禁海政策为例,最根本原因就是防范海内外汉人借机联合反抗满清,它与后来满清闭关锁国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满清所处时代与明朝已经有了很大不同,面对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大变命,满清政权为一已之私,非但不积极应对,反而采取消极对策,关上国门,自行孤立于世,继续实行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的自然经济政策,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明清史学者顾诚先生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通过上述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的大变乱之后平稳时期的重演而已,在经济领域,其成就也是乏善可陈的。对此,就连康熙帝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晚年自我总结说:“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满清最优秀的三位皇帝,对世界大势毫无认识,眼界狭窄,重内轻外,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不但导致满清末世的无比屈辱,也造成中国的百年积弱,可见,“康乾盛世”是名不符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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