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丑陋最卑鄙最无耻的王朝 -- 顺治康熙乾隆

JunJun04035

女人多寡就可以判定一个人好坏？


[ 本帖最后由 JunJun04035 于 4-9-2009 03:24 PM 编辑 ]

开始忘了

原帖由 尉迟恭 于 4-9-2009 10:21 AM 发表


阿我也回来了，而且就在你后面

欢迎尉兄弟回来笔战+看戏，看我们满口学术的H兄如何大义灭亲，还是他的学术良心给狗吃了

[ 本帖最后由 开始忘了 于 4-9-2009 04:42 PM 编辑 ]

小小小飞侠

原帖由 JunJun04035 于 4-9-2009 02:38 PM 发表
女人多寡就可以判定一个人好坏？

就事论事而已，小民岂敢批评皇帝的好坏呢？
何况在当时可是 多人多福 的口里！
如果丈夫娶了第二，最多不是叫木工另造一架三个人睡的床好了。

无胆刁民

原帖由 JunJun04035 于 3-9-2009 05:35 PM 发表
忘大哥依然没变，爱提问题不说看法～
好了好了～
就当我怕了你～
虽然我知道你不一定明白，可是一定会反驳～
清朝死抱着朝鲜不放，结果就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甲午大败，割地赔款
个人认为若非李鸿章本事 ...

你说别人没弄明白,就开始反驳,
但你自己可是连文都没爬,就来反驳了.

你的朝鲜无用论,原因荒谬得可爱,
我在78楼就已经把潘属真正的意义说得很清楚了.

Heinrich 在81楼所说 "這種以現代眼光去批判過去，而不是從當時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不叫做歷史。"
正正就是你对古代潘属认知的盲点.

中国历朝的政府,都曾经建立过欧洲人不敢想象的大帝国,
其中牵涉的管理技巧,是同期欧洲望尘莫及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各朝曾出现过无数实用主义者的结果.

如果潘属是赔本生意,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明君屏弃过这项国策?
请你牢牢记住Heinrich 说的话:
"這種以現代眼光去批判過去，而不是從當時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不叫做歷史。"

至于把中国落后怪罪于清，这点我不赞同～

把中国落后完全怪罪于清，这点我也不赞同,
毕竟中国早熟的儒家文化等也是造成进步的障碍。

但是就算这样,终明一代,中国的科技水平还是在欧洲之上的,
经清朝一代,既远远落后于欧洲。
如果中国的落后,不能怪罪于清,
那请问谁最该负上这个责任?
（这个问题很简单，却很关键，如果你要回文，请不要选择性跳过）

清不是没有推行洋务运动，虽然略嫌太迟，但不可以就这样抹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等人的功劳～

你都会说：洋务运动，略嫌太迟
什么叫略嫌太迟？ 就是亡羊补牢的意思，
而这只羊被狼叼走之前，清朝曾有200年的时间可以建牢房，
但它显然没有这样做。
因此洋务运动本身，就是清朝导致中国落后的最好证据，你反而拿这个证据说不能怪清朝？

个人认为洋务的失败，清政府要附上责任外，更多的责任在于清末儒学家（尤其是清流一派），他们的言语影响力远远更厉害～  

引述香港chenglap 网友的话：
“其實洋務運動成功到爆, 因為洋務運動本來就只是想做這效果, 工業化, 有啊?
建立兵工業? 也有. 海軍也成立了, 電報局都建立了, 你還想怎樣?”

因此如果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像chenglap所说的「引入現代工業和軍事的模型」
洋务运动本身显然是成功的。

清朝的失败，怪到洋务运动头上去，
就像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拼命实现电脑化，
业务开始电脑化以后，公司却倒闭了，然后怪说电脑化失败所以公司倒闭。

至于明无太平盛世论，是因为个人认为明朝唯一盛世在永乐时期，但明成祖上位有篡位之嫌，且多次名整合下西洋，实属劳民伤财之举（仅仅为宣扬所谓的国威？）

康熙任内也经历过兵变，那还算不算盛世？
明成祖篡位虽牵连者众，但毕竟登位后没有影响到百姓阶层，
如果这也不算太平，那又有哪一朝哪一代真正做到太平盛世了？

再说下西洋，七次以后成绝响，原因真的只是劳民伤财这么简单？
废止远洋政策的是明廷大臣，下西洋无利可图，对他们来说倒是真的，
因为明朝明确禁止朝廷官员参与海外贸易，
但太监却不在此例（朝臣与宦官在大部份时候处于敌对状态）。

自郑和下西洋，打开贸易航道后，
虽然舰队本身没有带来巨额利润，
但华南沿海及太监因便乘利，却在对南亚的贸易中，为中国赚回了难以想象的财富，
就算到17世纪为止，全球3/4的白银（包括西班牙从美洲搜刮回来的金银），都靠着海外贸易流入了中国。
（民间的财富为何没有流入国库，则是另有原因，离题不在此叙述，但却不能因此说下西洋是亏本的）

如果你就此把郑和的舰队说成劳民伤财，
实在跟把西班牙无敌舰队，也说成国王的炫耀品没多大分别。

话说回头，你以“劳民伤财”作为否定明代永乐盛世的标准，等于说是以民生经济为准则。
那更好玩的事就来了，终清朝一代，其民生经济别说要跟"劳民伤财"的永乐朝相比，
就连明末的崇祯都还比不上，
那终清朝一代，不就从没有过盛世可言？

接下来的虽不算庸庸碌碌，但确实无甚大作为。

最具代表性的明神宗，十余年不上朝，你可以说他怠惰不负责任，但奇怪的是他不上朝，
不但朝廷十余年照常运作，还打赢过三场大战，你说为何？

说穿了，明朝有个行之有效的朝阁制度，
皇帝虽仍掌握实权，但国家的运作，却不会因皇帝的好恶而大幅摆动。
因此对于明朝这样特性的国家，不上朝是神宗的怠惰，
而以几个皇帝的个人表现，就断定永乐后再无盛世，
却是你的怠惰！

老实说，要回这样的帖很花时间，
但看到你只用中学教科书程度的历史常识，就来教训别人，看不下去。

开始忘了

没人贴明朝的东西来讽刺我，我只好自嘲了

关于明朝




































明代的束发发型我找不到，我就发接近汉代的带冠发型，反正差不多






也发发我喜欢的汉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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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开始忘了 于 5-9-2009 03:26 AM 编辑 ]

Heinrich

如果因為清代正逢中國被清朝入侵，因此斷定清朝就必須付上衰弱的責任，是不成立的。這個問題在史學界裡面也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也有一些學者﹝特別是經濟史的學者﹞嘗試解答這個問題。基本上，這個問題除了比較傳統的解答──即認為西方勝於東方是因為西方在個人財產等制度上的改革促使其領先於東方──，另外還有另外一種解答，即認為東西方之間在1800年差距並不大，但是卻因為在許多不經意的小節之處的差異，促使整體效果讓西方勝於東方。前者之中，最新的代表作之一是A Farewell to Alms﹝中文版台灣有出，叫做《告別施捨》﹞，後者的代表作，則是我多次提及的The Great Divergence﹝中文版大陸台灣都有出，叫做《大分流》﹞，我在下面會貼出我為此書做的摘要。另一方面，也有其他學者從地理環境等因素來分析東西差異，例如《槍炮、鋼鐵與細菌》。這三本書都是很好的書，如果對於東西差異的原因有興趣，不妨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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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是一本分析世界經濟形勢──以歐美作為全球經濟中心──如何形成的書。作者發現，在十八世紀之前，包括歐美在內的好幾個地方在經濟上的成就與表現都不相上下。但是自十八世紀之後，歐美逐漸超越了其他地方，不但發生了工業革命，並且在經濟上的表現遠遠大於其他地區。因此，作者以與歐洲情形最為接近的中國進行比較，並且特別以這兩個地區經濟最繁榮的區域──英國與長江下游──作為比較核心，通過比較相同點與差異點，以及分析為何造成差異的原因，來解釋為何江南地區不會成為英國，又或者英國不會淪為江南。

本書可分為三個部份，共六章。在第一與第二部份﹝第一章到第四章﹞之中，作者指出了中國長江下游地區與英國之間﹝在一些章節之中，作者也列舉了日本、印度與東南亞作為例子﹞的相同之處，甚至指出在一些地方上中國等地不但與英國相似，甚至還超越了英國。這樣的比較，瓦解了許多人認為歐洲經濟之所以能夠領先全球是因為在生活水準、技術、資本、資源、勞力市場、文化等方面領先全球。但是作者也在這兩部份之中指出了也因為兩者在一些細節上有所差異﹝這些差異顯示了歐洲的落後﹞，造成了日後歐洲得以在經濟方面較其他地方表現優異。

作者在第一章中探討了技術與資源問題，顯示了雖然在技術與資源上江南與英國都具有相當的程度，但是卻有所差異導致了不同的發展。在資源分布上英國的煤礦較為集中，並且工業中心與礦區相距甚近；但是中國的煤礦產區與工業中心則相距甚遠﹝一在西北，一在江南﹞，導致了資源運輸昂貴與困難。技術水準雖然相差不遠，但是由於英國的技術發展有助動力的發展﹝蒸汽機﹞，並且英國的小器具等的發展也無形中推動了工業技術的進展。相對於江南的技術發展，卻無這種有助於工業發展。

在第二章之中，作者指出江南與英國的勞工都享有同樣的薪資水準，並且江南地區的就業環境與勞工在農業和原始工業之間的就業選擇之上享有更大的彈性與自由。但是作者同時也指出，英國的就業環境禁止人們無法同時身兼工業與農業勞工的身分，導致了中國與歐洲在勞力分工上有很大的不同，英國的單向式就業環境有利於日後的工業發展。

在第三章中，作者指出了東西方都出現了以消費為導向的社會文化。但是中國在清初時從強調消費以突顯個人身分轉變為強調以服務政府作為突顯個人成就的方法，保守主義的抬頭導致女性消費群不再減少消費活動的參與，以及家庭觀念的強調促使以能夠促成消費文化抬頭的個人主義的萎縮等因素都導致了中國的消費文化的發展萎縮。

在第四章中，作者指出中國與歐洲等地都有所謂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甚至在一些方面﹝例如投資保障﹞中國等地的發展較歐洲進步，但是後來的發展卻有了不同。歐洲由於貿易方式與體制與強迫勞動等因素，促成了它的突破發展。歐洲在新世界的擴張以及大西洋貿易體制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在大西洋貿易之中，新世界所出口的消費商品﹝糖、菸草與銀等﹞主要是由奴隸等強迫勞動力所生產的，並且負責開拓新世界等殖民地的公司為永久法人，而且政府在背後支持，使得他們可以開展有利於歐洲的貿易活動，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大西洋貿易中的單一商品輸出與輸入模式降低了運輸成本，並且也因為航行時間的縮短讓盈利增加。反觀中國雖然也有東南亞提供消費商品，但是這些消費商品在中國也能夠生產，因此獲利較低。並且中國政府對於海外的擴張不感到興趣﹝當時中國清政府的目標主要是在中亞地區﹞，雖然不加阻擾但是也不鼓勵。

在最後一部份中，作者說明了歐洲如何突破它的經濟發展限制，成為今日的歐洲；以及中國又如何因為經濟發展的局限而停滯。第五章中，作者指出除了這些細微差異造成歐洲的經濟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歐洲在環境上享有優勢。中國、日本與歐洲地區在十八世紀之前的經濟都十分繁榮，但是這種繁榮是建立在土地資源之上的。到了十八世紀，土地資源的運用在這些地區都已經到了極限。隨著中國各大地域的人口與經濟持續發展，也逐漸發展出進口替代工業，這導致了許多資源不再運往江南地區，以往的地區經濟分工形式被打破，促使江南地區必須兼顧糧食與其他農業商品的生產，導致江南的經濟發展開始進入停滯狀態。但是歐洲並沒有同中國一樣，因為土地資源的局限而走向勞動力集中的生產模式；相反的，歐洲因為新大陸的土地能夠提供各種歐洲所需要的資源，因此突破了經濟持續增長的瓶頸。

在第六章之中，作者進一步說明了大西洋貿易如何促成歐洲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作者指出，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因為出口糖等消費品而具有很強的購買力，購買歐洲所生產的工業製品與非洲奴隸﹝歐洲用所生產的商品或者用銀取得的印度或中東棉布向非洲購買奴隸﹞，另一方面，新英格蘭地區也向加勒比海地區輸出糧食，因此也具備向歐洲購買工業製品的能力。除此之外，美洲銀的開採也加強了歐洲人的購買能力﹝因為美洲銀主要是歐洲王室的私產﹞，除了加強歐洲內部的貿易與購買力，也讓歐洲人能夠向全世界各個地區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此外，由於大西洋貿易的各個產區都是採取單一商品輸出的形式，因此促成了地區經濟分工的形式，這使得歐洲地區得以節省大量土地，生產較少的農業商品，而集中勞動力於工業上，另一方面則通過貿易來購買所需要的農業產品。

The Great Divergence是一本值得閱讀的好書。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環境限制與各種細微差異﹝一些差異甚至是落後的﹞──來闡釋歐洲如何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以及江南等地區曾經一度能夠與英國平起平坐的地區又如何陷入發展停滯的僵局。作者在本書所用的研究方法──除了相同與相異點之外，也要了解差異如何產生，並且再小的差異也有可能釀成巨變──也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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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說中國與西方之間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異，並不能單就中國而言，而必須把整個視角提升到更高的一個層次才行。

接下來，針對下西洋的迷思與明代政治制度的問題。

下西洋，許多人把政府利益與民間利益混為一談，並且也沒有提到朝貢貿易。當時因為賞賜大量財富予外國，使得明政府消耗了不少財力，因此不但取消下西洋，並且也限制外國朝貢的次數﹝之前可以不斷的進行﹞。這在許多史書之中已經提及。﹝當時外國使臣朝貢是以自己的土產獲取賞賜，再把這些賞賜變賣來換取金錢，因此朝貢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大商機﹞

但是在民間，東亞貿易向來都十分蓬勃，福建可說是這個貿易的大基地之一。明代不少海盜，例如鄭成功家族，其實都是靠東亞貿易起家的商人家族。最近TImothy Brook﹝也就是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的作者﹞的新書Vermer 's hat就把東亞貿易放入當時的世界貿易來看，揭示了當時的貿易盛況。

因此，如果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當然是說下西洋與允許無數次的朝貢是浪費金錢；但是對於民間貿易來說，東亞貿易卻是一大財路。如果還要繼續討論這個問題，除了必須要了解是從那個角度來看問題，並且也要把民間的東亞貿易，與政府的外交之旅與朝貢貿易進行劃分。不然兩者一直這樣夾纏不清，不會有任何結果。

內閣制度許多人說好。但是卻忽略了一點︰這項制度從未列入正式法典之中。雖然內閣成員能夠成事，但是他們卻是越權，擅自使用皇權。因為內閣大學士的職責是皇帝的顧問與助理，但是一切的拍板定案的權力仍然在皇帝手上。當他們推動行政的時候，如果沒有皇帝允許而擅自推動，就違法了。

此外，內閣大學士如果要順利推動政治，也必須勾結太監才能夠成事，因為太監當時擔任了皇帝與內閣之間的橋樑，甚至當皇帝不管事情，太監代替皇帝批改文件，成了實際上的皇帝。

這種內閣制度的不合法，讓許多能臣被彈劾，其中張居正就是一個例子。如果要讓整個體系能夠順利進行，就表示內閣得到皇帝的支持與參與，太監也沒有越權或從中作梗。

皇帝視政與否，因此成了明代政治是否能夠推動的原因。也就是因為如此，張居正早期因為得到了萬歷的積極支持，並且太監與張居正關係良好，才導致萬歷初期能順利推動政令。但是後來萬歷不管事情之後，卻導致許多官員職位長期空缺不補，雖然看起來沒有大事情，但是在日常行政上卻造成了許多問題。

JunJun04035

原帖由 无胆刁民 于 5-9-2009 01:25 AM 发表
你说别人没弄明白,就开始反驳,
但你自己可是连文都没爬,就来反驳了.

你的朝鲜无用论,原因荒谬得可爱,
我在78楼就已经把潘属真正的意义说得很清楚了.

Heinrich 在81楼所说 "這種以現代眼光去批判過去，而不是從當時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不叫做歷史。"
正正就是你对古代潘属认知的盲点.

中国历朝的政府,都曾经建立过欧洲人不敢想象的大帝国,
其中牵涉的管理技巧,是同期欧洲望尘莫及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各朝曾出现过无数实用主义者的结果.

如果潘属是赔本生意,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明君屏弃过这项国策?
请你牢牢记住Heinrich 说的话:
"這種以現代眼光去批判過去，而不是從當時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不叫做歷史。"

如果这真是你的想法，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一句话：中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是你这种爱打肿脸皮充胖子的人造成的！

中国会落后，就是你所谓的面子问题，放不下的问题～

你自己回答了你自己问得东西～


当然，在我踢我老是的屁股之前，你得踢你历史老师的屁股，因为马关条约是古中国对外签的唯一一张不割让本土领地的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
你当日本爱啃中国这片硬骨头？
当时全世界任何一个列强都没有这个本事！
英法俄德奥美都没有！
他们只能画租界，要求通商贸易而已
列强真的要占领中国，早在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就可以做到了～
自己想想去吧～

中国古代管理模式？
你到说说看有哪几个条件是必定要存在的～
你说了我再跟你谈这个～

附上：的确，用现在的眼光批判过去不叫历史，但是没有从过去吸取教训更不用读历史！

把中国落后完全怪罪于清，这点我也不赞同,
毕竟中国早熟的儒家文化等也是造成进步的障碍。

但是就算这样,终明一代,中国的科技水平还是在欧洲之上的,
经清朝一代,既远远落后于欧洲。
如果中国的落后,不能怪罪于清,
那请问谁最该负上这个责任?
（这个问题很简单，却很关键，如果你要回文，请不要选择性跳过）


你都会说：洋务运动，略嫌太迟
什么叫略嫌太迟？ 就是亡羊补牢的意思，
而这只羊被狼叼走之前，清朝曾有200年的时间可以建牢房，
但它显然没有这样做。
因此洋务运动本身，就是清朝导致中国落后的最好证据，你反而拿这个证据说不能怪清朝？
引述香港chenglap 网友的话：
“其實洋務運動成功到爆, 因為洋務運動本來就只是想做這效果, 工業化, 有啊?
建立兵工業? 也有. 海軍也成立了, 電報局都建立了, 你還想怎樣?”

因此如果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像chenglap所说的「引入現代工業和軍事的模型」
洋务运动本身显然是成功的。

清朝的失败，怪到洋务运动头上去，
就像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拼命实现电脑化，
业务开始电脑化以后，公司却倒闭了，然后怪说电脑化失败所以公司倒闭。

1500年左右开始，欧洲因文艺复兴开始强大起来，而中国则开始走下坡路，最后因政治败坏，内乱让满洲人得以入关，而基本上满洲人的科学发展链接明儿来，不能不说这是原因之一。

此外，个人觉得最大因素在于
- 中国人普片上对于改革显得冷漠
- 中国继汉朝以来的儒家细想禁锢了绝大部分人的思维模式
- 被捧上天的国学让好多能有所作为的人因为所谓的忠君爱主而放弃了改变中国的机会

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满洲人的汉人的不信任，导致有能力的人被拉后腿，例子：曾国藩，李鸿章，严复等等等～
慈禧的专政也是其一，但是，最大因素如上～


至于你说的那套洋务运动，
不如我这样说：大便是因为吃饭，那我不要吃饭就不必大便了，对吧？

很明显你不知道什么是洋务运动，自己去先搞好再说。
（你的藩属的认识也很肤浅【派几个小弟什么的】，中国对藩属并不插手内政，自己也先去弄清楚吧～）

附：
- 中国古政府不会跟外国搞贸易，原因简单：贸易需对等，同等关系而中国不会承认这种关系，所以，只有私人名义才会有这样的活动，官方一概以朝贡制。
- 同理而言，你也认为唐朝贞观之治不是太平盛世咯？因为他在跟突厥大战啊～
- 西班牙舰队为的是控制地中海以垄断香料贸易，不懂不要献丑。
- 自己想想明神宗的结果为何。


虽然说不上谣言惑从，但你的言论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还是改改好～

深川菊

其实中国正是放不下脸子问题。。。经德国网民的调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伤害的民族，反映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可悲，为了评攻异族的统治，抛弃了自己种族对自己的伤害，而被种族文化愚弄。。

如果比起，元、明、清三代初期，清朝可说为人民生存于当时最幸福了，但却被炒作为最丑陋最卑鄙最无耻的王朝。。。

那么那个“黑暗恐怖残忍的王朝-明洪武时期“算什么？？？有人在这里推广汉服，推广种族主义，又讥笑那些为清朝辩护的人，可悲他们看不清史实，尝试学习朝鲜人扭曲实事，真是丑陋的中国人。。

有人一直强调清朝文字狱非常严重，我看不以为然，都拿清朝文字狱说事，明朝文字狱更残酷！！

# 文章提交者：nihao758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有人在南京的湖南街说朱元璋的老婆是大脚，有嘲笑的意思，因为自宋朝后，富人家的女子都是留小脚，因为朱元璋的老婆是回族穆斯林，因此没有裹脚。为此，朱元璋很愤怒，下令湖南街杀，意思是杀光湖南街的所有人，但他手下的人误以为是湖南皆杀，要把湖南省的人杀光，于是造成了湖南的大屠杀，屠杀过后，湖南人烟稀少，不得不从其他省份移民，江西人大量迁移到湖南，这也是湖南和江西老乡关系很多的原因。这么大的事件，清朝修的明史却完全隐瞒下来了，而在当地的地方志和祖谱中却有明确的记载。退一步，就算清朝修的正史是不可靠的。明实录等其史实也记载了朱的文字狱，这些可不是清朝修的历史。


明太祖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都杀了。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斩。（《朝野异闻录》）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斩。

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斩。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斩。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明史-苏伯衡传》卷285）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大怒，斩。

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腰斩。（《皇明记略》）

不但大臣因文字横遭不测，就连藩国朝鲜也不能逃脱，朝鲜国王李成旦进表笺，有犯上字样，明太祖当即下令将进贡物品全部打回，还要朝鲜交出撰写此文的郑总。朝鲜恐惧，将郑总押送至南京，太祖下令，发配云南，仍令辽东都司不许高丽人通界，也不许商客贸易。（《国初事迹》）

更奇怪的是，朱元璋连死人孟子也不放过。明太祖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全祖望《鲒埼亭集》卷 35）洪武二年下令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后来因为文星暗了，朱元璋做贼心虚，才恢复孟子牌位。但是朱元璋实行八股取士，孟子的“对君不逊”难以让他容忍，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删节《孟子》，书中被认为言论荒谬的共85章，一律删去，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定后定名为《孟子节文》，被删的主要是以下几类：

一 不许说统治者及其官僚走狗的坏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

二 不许说统治者要负转移风气之责--“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下）

三 不许说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

四不许说反对征兵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话--“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

五 不许说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对暴君进行报复的话--“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梁惠王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六不许说人民应该丰衣足食的话--“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七 不许说人民应该有地位有权利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明成祖]朱棣全面继承了他父亲文字狱的暴政，杀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明通鉴》卷十四）

其他跟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还有练子宁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还有建文帝的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止发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还鼓励告密，如永乐九年，黄岩县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下法司严惩。（《明通鉴》卷十六）

除了跟建文有关的之外，明成祖还禁烧一大批戏曲，永乐元年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上奏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明成祖下令五日内统统烧毁，“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顾起元《国初榜文》）

还有因出题获罪的，永乐七年，翰林侍讲邹缉、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御史弹劾他们偏题，邹缉等被下狱。（《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还有因进书获罪的，永乐二年，饶州士人朱季友献书，明成祖看后大怒，说“此儒之贼也”，将其打了一通板子，家中藏书全部被焚。（杨士奇《三朝圣谕录》）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都御史张楷除夕作诗：“斯民何苦际斯时”“四山峰火照人红”“乱离何处览屠苏”等，流传京城，人多传诵，礼科给事中王诏上书弹劾，张楷坐罪免职。（《明英宗实录》）

[明代宗]景泰七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编修黄谏，主持顺天府试，因出题犯宣宗讳，被弹劾。（《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明宪宗]成化二年五月，无锡处士陈公懋删改朱子四书集注进呈，命毁之，交有司治罪。（《皇明宪章类编》）

[明武宗]浙江佥事韩邦奇因为看到宦官掠夺富阳茶鱼，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当地的镇守太监王堂认为诽谤圣上，下诏狱，罢黜为民。（《明史-韩邦奇传》卷201）



[明世宗]河南巡抚胡赞宗因为写迎驾诗中“穆王八骏”语为诽谤，被革职，杖四十。（《明史-刘刃传》卷202）

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因为引用白居易、张永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江南闲煞老尚书”，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明史-吴廷举传》卷201）

嘉靖十六年，应天府试，考生答卷多讥讽时事，考官评语失书名。嘉靖帝大怒，将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下诏狱，罢黜为民，府尹孙懋下南京法司。（《明史-吴悌传》卷283）

广东所进试录文体有错，帝、圣字样不行抬头，学正王本才，布政使陆杰、按察使蒋淦等，下法司逮问，嘉靖帝严禁士子敢有肆为怪诞，不尊旧制者，一律罢黜。（《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山东所进乡试小录有防虏御边内容，嘉靖帝认为内含讥讽，将考官教授周矿、李弘等多人廷杖八十，罢黜为民，其中监临官御史叶经死于杖下。（《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吏部尚书李默因部试出题有用汉唐讥讽当朝，嘉靖帝大怒，下锦衣卫镇抚司拷问，死于狱中。（《皇明驭倭录》）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给事中、张思静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贺表中万寿字未抬。（《明通鉴》卷六十）

颜钧，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王守仁。明朝政府认为他的思想诡怪狂妄，下南京狱，几乎被杀，多亏门徒罗汝芳“破产救之”，被充军。

梁汝元也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山农。他曾在家族内试行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影响颇大，四方之士纷纷效仿，最后被下令逮捕，死于狱中。（《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明神宗]

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抨击，在他的著作《藏书》、《焚书》中抨击孔子，流传极广，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欢迎，万历三十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对李贽进行诬蔑，将其下狱，死于狱中，年76岁。他的书多次被焚毁，天启五年又焚毁一次，但是仍然通行不衰。（《明神宗实录》卷369）

万历七年，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高启愚主持应天乡试，曾出题“舜亦以命禹”。万历十二年，御史弹劾他意在阿附已故宰相张居正，劝进受禅，大不敬，高启愚于是被削职遣回原籍。（《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明熹宗]魏忠贤专权时，扬州知府刘铎，不满魏忠贤，作诗赠扇，有“阴霾国事非”字样，被逮治。（《明史-万璟传》卷245）

[ 本帖最后由 深川菊 于 5-9-2009 11:08 PM 编辑 ]

深川菊

补充：文字狱从个人狭义，在洪武3年进一步发展成广义，开始禁止人民取民为天、国、君、臣、圣、神、尧、瞬、禹、汤、文、武、周、汉、晋、唐等字，洪武26年又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等字样。


并开始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只能称医士、医人、医者，禁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

开始忘了

原帖由 深川菊 于 5-9-2009 11:02 PM 发表
其实中国正是放不下脸子问题。。。经德国网民的调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伤害的民族，反映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可悲，为了评攻异族的统治，抛弃了自己种族对自己的伤害，而被种族文化愚弄。。

如果比 ...

如果比起，元、明、清三代初期，清朝可说为人民生存于当时最幸福了

此话怎说?清初，满清政府了了维护政权稳定，大量杀害汉人，不理会汉人的感受，强迫剃发易服，有很多人不甘受此辱而死，这也叫幸福?

[ 本帖最后由 开始忘了 于 5-9-2009 11:43 PM 编辑 ]

开始忘了

我也放清朝的，看那个严重


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１）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 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 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 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７０余人，凌迟１８人，已故庄廷龙， 也被“戳其尸”。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 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为 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 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 ，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 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 “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 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 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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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1.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2.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3.《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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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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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5.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6.“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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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1.王锡侯《字贯》案
　　　清乾年间（1763-1795），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有个举人叫王锡侯，自幼聪明过人，年轻时，为追求功名，曾将自己锁在王氏祠堂的一间小房里，日夜攻读。一天三餐茶饭，都由家人从地槛下的洞千里送进去。他学问渊博，懂训诂，善诗文，会观天，通气象，一生写下了十多部书。


　　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热风、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廷。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认为是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其实王锡候是告诉读者对君王或尊长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来，也就是如何避讳以防犯上，而作一说明的。结果在《字贯》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记避讳。当他一发现，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开列庙讳御名。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乾隆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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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连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乾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 “文字狱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 字狱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 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 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 行”的“言论检查”制度。“古稀罪”案

　　又有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会一是道学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判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乾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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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不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 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 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 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 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 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 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 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 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 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 ，“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 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 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 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乾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 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 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 ，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 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乾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 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 力为整饬”。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 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清廷连镇压起义也来不及，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广西抄获回民经卷书籍，“语多悖逆荒唐”，照往例会严厉追查，治以重罪。但这时甘肃的回民起义刚刚镇压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细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乾隆帝说“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若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显然，象这类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件山积，株连甚众，“将不胜其扰”。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其淫威，对文字犯罪，也不得不从宽处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比较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 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 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康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 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 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 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 ，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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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销毁和篡改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所“汉化”深者：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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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才4个皇帝就多出明朝全部的总和多少倍，有良心的话自己算

JunJun04035

文字狱，或则其他形式上的思想禁锢都是皇帝弄来控制，愚弄百姓的方法而已。


各位就是喜欢互数不是然后忘了研讨历史的目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