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很有意思的文章
此贴转摘自<精神放逐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林乾,句华).
乾嘉时期,桐城派散文家管同对明清两代政治上的较大差异做了一番典型意义上的比较:”明之时,大权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宣职业;明之时,言官竞争,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有大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然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事科举......”
管同所作的比较,揭示了这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其一,说明了清代专制统治已经强化到中外大臣仅仅”奉宣职业”的程度,言官监察职能已经弱化到不但不能对皇权有所制约,甚至连国家大事也不能论列的程度.其二,说明了明清两代官僚在素质上的不同,两代官僚在政治地位上的变化.
自宋以来,中国封建专制强化的同时,制约皇权,将其规范化制度化的呼声也日盛一日.儒生官僚集团的崛起,隐然成为相对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就宋而言,宰相之职使皇帝在任免官员诏令御旨(须经宰相副署)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相权对于维系整个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作用很大.
明代内阁权重,虽无相名,却有宰相之实,对皇权的制约仍有相当作用.当皇权欲超越封建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时,士大夫们或拒不草诏,或以死相抗,或集体辞职,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明代中央政体渐渐发展为虚君制.清代则不然,它高扬君权,强化君权,将儒家传统政治结构打翻在地,臣子是完完全全的奴仆,其结果从根本上取消了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和气节.可以说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困境并不始自洋枪洋炮横行中国的年代,而始于那个”戮心”的”盛世”.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放逐最多的一个朝代,仅流放东北的就有十五六万人之多,也是精神放逐摧残思想最残酷的一个朝代.雍正对理学名臣的迫害,乾隆严禁讲学,丑化道学先生的种种行径,都是在摧残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
”士”这个阶层,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取向,其素质直接影响到官员的素质.明代士的地位虽比唐宋有些下降,但仍有培养气节的传统,而且知识界的清议在社会舆论中仍有重要地位.明代的士及官员在政治上都很活跃,尤其是明后期,政治似乎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缓缓前行.明代书院的自由讲学,明代言官的壮怀激烈,明代官员的党派林立,无不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享有诸多自由.
清人嘲笑明人士大夫,将明亡归罪于他们,这是不公平的.须知明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士的气节起了相当作用.
明代的科道言官(大军注:监察官员和劝谏皇帝的官员)是一股阵容强大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力量,甚至阁臣乃至皇帝也惧怕这一群体.在明近三百年间,内有皇帝的昏庸无道,宦官专权,外有倭寇蒙古的入侵,但屡屡化险为夷,保持了社会稳定,这与科道言官作为统治阶层”清洁剂”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明代近三百年间,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以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相标榜,忠直敢言,为维护社会的正常统治秩序,不惜身家性命,如御史张鹏劾石亨曹吉祥,御史王宗茂劾严嵩父子,御史蒋钦劾刘瑾,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等.清人对有明一代言官痛加诋毁,把明亡归咎于他们,这种以政治歪曲历史的做法实难服人.
即便如此,清修明史,在诸多贬损中,也不由得时时对明代言官不惜身家性命屡屡对皇帝犯颜直谏感到惊奇.
清代科道言官的成绩实在是乏善可陈,终至萎缩.以往历代谏官言劝谏皇帝行为的奏疏在清代少得可怜,在清朝已经失控的晚清,也只有区区十一疏,连明代一朝皇帝的零头都不到.清代康乾二帝巡游四海,大兴土木,无人劝谏.对比明武宗南巡,明大臣言官群起阻止,以十一人生命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确有天壤之别.
清代是个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悲哀的朝代.以大一统的观点而言,这个朝代值得骄傲,其疆土之大,国家之统一,以往各代皆望尘莫及.
但用戮心换来的”盛世”,代价实在太大.当近代文明携枪炮扑面而来时.清人已无力抵挡.
早在嘉道时期,敏锐的思想家龚自珍就指出,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并以”戮心”来形容其手段之残毒.
清朝的这种”创制”,我们姑且以精神凌迟称之.
[ 本帖最后由 开始忘了 于 6-9-2009 12:26 A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