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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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先生这本书还没有最後定稿时，我就开始着手翻译他的初稿。当时接手这份差事，自己有这麽几点考虑。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盛情相托，开出的报酬还算诱人，我一向不申请各种科研项目经费，干这个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挣点儿钱，这总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项目去骗科研经费强吧。当然了，假如只有钱上的考虑，没有一点儿兴致去做，那也是极其无聊的事，所以我还有另外几个考虑。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曾写过一本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当时正是“日本要卖下美国”的时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一度让美国人一片惊恐，因此他这本书对美国的政界和商业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我又见到傅教授在事先发来的前言中说，他早在2000年在韩国济州岛休假时，就动了写一写邓小平的念头，从动笔到大体完成，总共耗费了他十年光阴。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能够不辞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去研究邓小平，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也是我愿意翻译它的理由之一。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着作，当年作者写它的时候，其实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有着时论的性质。比如有一些政治学名着，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刚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论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针对作者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着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4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则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一些知识分子乾的事情一样。这些着作现在被人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做出的强有力回应，与当时发生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理论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我在读这一类经典时时常有一个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话愿意与大家分享：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着作去设计。政治学确实需要处理一些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但用一个恰当的比喻说，这些观念或价值就像一张张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据自己当前的现实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数额，签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错了，它也会报废。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麽，我们现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麽呢？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直接影响也仍在继续。上一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现任胡锦铸总书记也是当年他和一批老干部选定并着意培养出来的领导人。仅以这种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性而论，如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於其中的时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我看到有不少媒体报导说，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他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全书虽然是从邓小平1904年出身於四川广安说起，但从邓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间下放这六十多年的时间，只用了短短3万多字，在洋洋50余万言的全书中仅占整个篇幅的二十分之一。他首先对邓小平前期的经历做了一个概括的描述，总结出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养成的一些性格特点，如坚毅果敢、讲求实际，出色的判断力和全局性视野，战略眼光以及1949年以後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国家所积累的治国经验。当然，对邓小平影响很大的另外两件事，一是“文革”这场巨大的浩劫，二是邓小平在下放江西的三年期间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这对於他在1977年重新复出後的政治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傅教授通过讲述邓小平过去60多年的这些经历，为我们理解後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执政风格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从第三章开始，全书就进入了从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到1992年南巡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可见他这本书的叙述重点是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严格地讲不是一本“邓小平传”，香港的中文版将它改为《邓小平时代》，是很恰当的。

   

另外，傅教授为了写这本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多次来到中国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其中也有邓小平的一些亲属和曾与邓小平共过事的人，这些时间累计起来总共有一年多。傅高义先生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所以每次采访他都亲自提问和记录，留下大量的录音和笔记。也许你们会想，有这个广泛的采访过程，傅教授在书中一定透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在我们这种高层内幕总是密不透风的政治环境里，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感觉是，这本书并没有透露多少内幕，也许是因为顾忌到给当事人带来麻烦，或是这些当事人与傅高义教授之间有一些约定，即使他们在采访中有所透露，傅教授也不方便写在书里，或者是我对这种事情不够敏感。总之我的感觉是，傅教授在他书中并不想刻意透露多少重大的内幕消息，他不是个喜欢猎奇的政治八卦作家，而是一位严肃的学者。

   

那麽，傅高义这本书中有关邓小平说了哪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呢？我以为他这本书中写的最精彩的部分，应当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导、个人访谈、研究着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也都是服务於他的国内目标，对这部分内容相对而言我们不像对国内政治那样关切，由於今天时间很有限，我姑且略过不提。

   

邓小平既然有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乾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这个东西千万丢不得。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这种想法也看得异常清楚，所以他嘲笑当年的很多西方人，他们以为邓小平的务实的精神会使他把中国带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实邓小平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固执的排斥态度，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错而特错了。由此我也觉得，傅高义用来形容邓小平“pragmatic”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有着双关的意味，它的另外一层不太常用的含义是“刚愎自用”或“独断专行”（dogmatic，dictatorial）。 “pragmatics”的这两层含义，再好不过地反映着邓小平的双重性：他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他要维护这个组织，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麽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於这个组织体制，他什麽事也乾不成。

   

想了解更多该书内容请阅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5月15日全球iOS电子版和实体书同步发行的《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阅读地址：itunes.apple.com/my/app/cuhk-press/id496806012?l=zh&mt=8（iphone/ipad/i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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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权威，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