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MSN网历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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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规范性生活：为何每隔五天须与妻妾交合

核心提示：当然，《礼记》虽然鼓励性生活，但它所鼓励的性生活，仍然是需要遵从儒家规范的，他们反对“随心所欲”。

本文摘自《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作者：曹寇，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礼记》对两性有严格的规范，倡导男尊女卑，但并不歧视妇女，也不认为性生活是丑恶的。《礼记》引用孔子的话，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说明儒家认为性生活不仅是人的正常欲望，而且是必须的，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这个责任感就是生育子嗣，传宗接代，也就是说，儒家完全是为生育而考虑。数百年的动荡和战乱，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需要大量的人口投入到恢复生产中去。汉代经过几代帝王的统治，经过儒家思想对生育的鼓励，人口大增，国力强盛。当然，《礼记》虽然鼓励性生活，但它所鼓励的性生活，仍然是需要遵从儒家规范的，他们反对“随心所欲”：

1.所有的性活动必须在床上完成；

（像孔子乃野合所生，其实是他们不愿提及的耻辱。）

2.男人必须和自己所有的女人（妻妾）性交，如果有所疏忽，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古代帝王做到这一点的其实极少极少。）

3.妻妾在五十岁之前，必须要每五天和她性交一下；

（如此规定，男人是不宜娶五个以上的妾的。）

4.和妾性交完毕，妾必须要立即离开，不可同宿；

（可以想象得到，这不可能被严格遵守。）

5.服丧超过三个月后才可以和妻妾性交；

（仍然可以想象得到它的遵守情况是多么糟糕。）

6.丈夫必须到六十岁以后，才可以不与妻妾性交。

（这种性交的退休制度，带有太强烈的官方“一刀切”思想了。事实上这是因人而异的，有男人早衰，有男人老当益壮。）

…………

上列几条，现在看来，不仅女人难以接受，男人也很辛苦。如果严格遵守《礼记》对男女关系的规范，性爱将没有任何乐趣，而只是枯燥乏味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正如笔者上列逐条括号内短评那样，自《礼记》诞生至今，真正严格遵守它种种教条的人，微乎其微，甚至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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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之说国际上未获公认


本文摘自《北方新报》2011年2月10日 作者：佚名 原题为：四大文明古国为何没有希腊？

对于中国人而言，“四大文明古国”是“哪四个国家”属于一道小学历史题。但是，了解点世界史和欧洲史的人，总会有一点疑问：那里边为什么只有亚非的中国、巴比伦、印度、埃及这四个国家、而没有欧洲的希腊？

较之“四大文明古国”，无论是比历史悠久，还是论对世界的影响，作为西方文明发祥地的希腊，均不落下风，甚至远胜一筹。

千万不要小看今日这个“小国家”。看看古代世界史就会明白，此一时彼一时。古代希腊，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当时罗马帝国，是西方世界最大国家，整个帝国通用“希腊语”。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4世纪这九百年间，希腊人的“才”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最高代表。拜占庭，这个中世纪欧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就是以希腊之才为班底而建立。

公元前5世纪几乎可以说是“希腊的世纪”。希腊人所创造的雅典文明让整个欧罗巴洲感到她真有才，所以直到现在，奥运会还让希腊旗帜一如既往地飘扬在最前方。

然而，希腊人的“才”首先不是表现于奥林匹克马拉松长跑，而是表现在“生产思想”。如云之哲学家是“希腊人有才”最具说服力的硬通货。本土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外乡人亚里士多德都可谓“世界级大脑”的水平。

国家虽小，本民族人口虽不众，但在欧洲一体化的今天，足可充任欧盟的精神领袖。

希腊人留下的，不是能够“申遗”的可见遗迹，而大都是无形却扎根于血液的制度和文化。希腊民主制，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富有天才的雅典人的活力，使所有公民都能够充分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获得一种尊严和荣誉感，就自己的所长展现自己的才华。

有才的希腊人不是一个个空想家，他们改变现实的制度和政治家也光芒万丈。放长眼光到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两个世纪，希腊人中还有著名的政治家梭伦、克利斯梯尼，演说家德谟斯梯尼、伊索克拉底。

希腊中心城雅典，在最盛期包括农村地区也只有30多万人，还不如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中等县，但却成为世界哲学、政治的“格林威治”（世界计算时间和经度的起点）。如此浓缩“高才”，前无古人后难来者。

正如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感叹：

“无论在此以前或是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

今天，人类一方面看到的是欧洲文明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传承，另一方面看到的则是那四大古文明的相对僵化、停滞和没落。看看民主国家遍地开花乃至奥林匹克运动会如火如荼，可见，对世界影响重大深远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明地，唯有希腊。

就此，我们不免要追本溯源，问问“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究竟产于何处？

原来，它竟然是咱们中国的“出口转内销”的产物。根据《环球时报》披露，这是100年前清末民初“第一才子”梁启超的杰作。梁启超在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中，赫然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之说。而此说并无确凿考据，只有“爱国情怀”这唯一“凭据”。这种说法也只在中国流行，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因为这个说法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据《科技信息·探索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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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生为何认为男人到70岁要重新开始“御女”

本文摘自：《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作者：曹寇，出版：花城出版社

儒家后来也赞同道家房中术的基本观点。公元79年，儒生们来到长安白虎观，与道家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一起研究了房中术并以对话方式记录成书，此书就是《白虎通》。这本书相当于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和联合声明，即儒和道终于在房中术上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在前文谈论《礼记》时，说男人到了六十就应该杜绝性交了。但到了《白虎通》时代，儒家们认为，人到七十，不吃肉没有饱的感觉，睡觉没人焐脚就不能感到温暖，总之，年老体衰，很不中用，都是因为阳气日渐衰退的原因。所以建议，到了七十岁后，应该重新开始“御女”，补充自己日渐衰退的阳气，也就是壮阳。

总而言之，《白虎通》的横空出世，意味着通过性交来延年益寿，已不仅仅是道家的专利了，而成了这个民族男人们在此后几千年身体力行的方法。通过女人获取阴气，补充自己的阳气或元气，这对男人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乐意干的事。

不过在共识之外，儒道区别仍然很大，儒家的生命观是祖宗和子孙的延续关系，所以他们强调“慈”和“孝”，修炼而成的丹药正是婴儿。道家则追求个人的肉体不朽，得道成仙。

为了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道家的修炼除了练气，还有服食、日浴和导引。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修炼过程，所以在此之外，还有一条捷径可走，就是炼丹和服用。秦代，始皇就派道士徐福炼丹，徐福金丹没练成，后来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寻找海上仙境去了。后来始皇帝在出巡路上死掉，肉身腐烂，不得不让丞相李斯想尽办法，最后用鲍鱼之臭掩饰龙体的腐臭。

朱砂、硫磺、铅是炼丹的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放进一种叫“鼎”的锅炉里加热、煅烧。其实用此方法最终练出来的是一种有毒物质汞。后世食用“仙丹”暴死的皇帝大有人在，据说清代雍正帝就是因服用丹药过量而暴死，其道理在此。

此外，道家认为，女人的阴器和子宫也是一种“鼎”，卵子有如朱砂，精液好比铅，通过性交，物质融合，也是一种异化的炼丹方法，所以也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关键在于炼丹或性交的方式方法了，还有“火候”的问题。控制射精、如何射精、什么时候射精、多少天（次）射一次精等等。道家的房中术，其主要部分就围绕在这些问题上面。

在《参同契》这本书里，道家已很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系列问题。他们把阴阳和谐作为药剂，房宅为锅炉，情欲是火，性交技术是火候，男人为铅，女人为朱砂，胎儿就是汞，汞就是长生不老之金丹。

在这一点上，《参同契》似乎又回到了儒家的子嗣论上去了，或是一种浪漫主义医学观点。

《参同契》还在性交技术上花费了大量笔墨，它强调“火候”和“方寸”，重视阴茎在阴道中抽插的力度、次数、频率和时间长短。它对男上女下这种最常见的性交体位有非常有趣的说法。

因为人溺死在河中的话，浮尸往往是男的面朝下，女的面朝上。基于此，它认为男上女下的性交体位是顺应自然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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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姓孔而姓「子」

嚴格講，孔子不姓孔，孔是他的氏，不是他的姓。在他那個時代，姓跟氏是分開的。姓不大變，爺爺姓什麼，孫子跟著姓什麼；氏經常變，爺爺一輩兒以張為氏，爸爸這輩兒以李為氏，到了孫子，可能就改成以趙為氏了。一個人以什麼為氏，幾乎可以自由選擇，既能以做官的地方為氏，也能以父輩的名字為氏，既能以官職為氏，也能以排行為氏。比如說，張小明的爸爸在鄭州做官，那麼張小明就能以鄭為氏，改叫鄭小明。再比如說，張小明排行老二，二就是仲，以排行為氏，他又可以改叫仲小明。不管以什麼為氏，姓是始終不改的，歸根結底，還是姓張。

孔子的先祖是商朝皇族，跟商王一個姓。商王姓子，孔子當然也姓子，所以我們要是用姓來尊稱他的話，就不叫他「孔子」了，得叫他「子子」。當然，這樣叫很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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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糟蹋四千少女的酒色帝王

成吉思汗有四子，長子術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四子拖雷。四子中，除術赤（蒙古意思為「客」）外，其餘三子均為成吉思汗親生。四個兒子各有所長，皆為英俊，因而被稱作「四曲律」。曲律，形容馬則為駿馬、快馬，形容人則為豪傑、勇士。成吉思汗征戰一生，掙下偌大家業，按照蒙古族「幼子守灶」的傳統民俗，當由托雷當繼承汗位；按照封建社會「嫡長子繼承製」，察合台也當仁不讓。最終，成吉思汗卻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窩闊台。從某種程度上說，窩闊台的脫穎而出，是蒙古舊傳統與中原漢文化相互碰撞的結果。

窩闊台（1186—1241），蒙古帝國第二任大汗。《元史》稱窩闊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為人公正、謹慎、善斷，在四兄弟中具有較高水平的主政能力。在蒙古帝國初具規模的背景下，成吉思汗擢升窩闊台為繼承人，反映了一代天驕心繫國家前途的遠見卓識。事實證明，成吉思汗沒有選錯人。窩闊台執政期間，制定法令，完善驛站，滅掉金國，西征東歐，經略中原，一時間震撼歐亞。時至今日，美國高中還有「窩闊台如果沒有死，歐洲會發生什麼變化？試從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分析」的歷史考試題，可見窩闊台對世界影響之深遠。

然而，在豐功偉績的背後，窩闊台卻有著讓人難以捉摸的複雜性格。窩闊台天性慷慨大方，為人仁愛好施，喜歡廣播恩惠。各國進貢的東西，他往往不經過有關部門造冊登記，就散發一空。前來奏事的部下，幾乎都能得到他的賞賜；前來乞賞的臣民，很難從他嘴裡聽到「不」字；前來求他的窮人，大都不虛此行。每當聽到人說起古代君主們聚斂錢財的事情，窩闊台就會說：「這些人太不聰明了，財物不能保我輩不死，而我輩死後又不能復生，聚財何益？不如散財寄於民心！」（《世界征服者史》）在窩闊台看來，金銀財寶皆為「浮雲」。

有一次，有個商販獻給窩闊台三個西瓜。由於身邊扈從沒帶銀子，窩闊台便將皇后耳墜上的兩顆珍珠摘下來賞賜商販。皇后很不情願地說：「這人不識貨，拿到珍珠之後也會賤賣，還是讓他明天到宮裡領些錢物吧。」窩闊台卻說：「他是個窮人，生活艱難，等不到明天。」最終將珍珠送出。還有一次，窩闊台出宮逛街，看見一個賣棗的平民，就命手下拿一巴裡失去買棗，手下人拿回來很多，窩闊台看完問道：「這棗怎麼這麼便宜？」手下人信口說：「棗不值錢，一巴裡失買這些算是很公道了。」窩闊台立即反駁說：「此人一生能見到幾個咱們這樣的買家，難道還能跟他公平交易嗎？去把錢全都給他。」一句話，就讓那個賣棗人發了一大筆橫財。

窩闊台是很講信用，他說過的話，吩咐下去的事，往往會檢驗手下是否落實，有時還會使點小性子。有個平民送給他一頂普通帽子，窩闊台命人賞二百巴裡失（約合四百兩銀子），手下人以為是他在說醉話，因此拒絕支付。第二天，窩闊台又看見這個人，瞭解到他沒有得到賞銀，便答應給他三百巴裡失，可手下人仍然不給。第三天，窩闊台又把賞銀漲到了四百，手下人仍舊拒絕，直到賞銀漲到了六百，此人才拿到了賞銀。為此，窩闊台還對手下人破口大罵道：「汝曹害我言不守信，誠為我之真敵，若不懲罰一二人，實不足使汝曹改過。」

除了出手大方、言出必行，窩闊台還「有寬弘之量，忠恕之心」（《元史》），有其仁慈的一面。有一次，有三個罪犯被他下令處死。當他離開大殿時，遇到一個婦女嚎啕痛哭，窩闊台便走過去問個究竟。這名婦女回答道：「您下令處死的這三個人，一個是我的丈夫，一個是我的兒子，另一個是我的兄弟。」窩闊台對那婦女說：「既然如此，你在其中任選一人，我看在你的面上饒他不死。」那名婦女說道：「丈夫死了可以再找，兒子死了可以再生，但兄弟只有一個，請您赦免他吧！」窩闊台聽完很感動，就把那三名罪犯全部赦免了。

窩闊台性格中也有殘忍、苛暴、非人性的一面。窩闊台一生殺人無數，特別是在隨成吉思汗西征期間，動輒屠城，死在他手裡的人大約有兩千萬之眾。比如，窩闊台率軍攻下花剌子模城後，下令先搶、後殺、再燒，全城人被他殺的乾乾淨淨。隨後，窩闊台又下令掘開阿姆河，引水淹城，將花剌子模城夷為平地。由於當地居民被滅絕性屠殺，歷經幾個世紀修建的灌溉設施被摧毀，農業專家和技術被消滅，脆弱的生態被破壞，花剌子模城及河中地區從此再未恢復元氣。當時中亞赫赫有名的花剌子模城，最終毀於窩闊台之手。

對待敵人如此，對手足兄弟也如此，四弟托雷便是被窩闊台處心積慮設計害死的。托雷掌握著蒙古軍隊百分之八十的指揮權，軍事實力堅實而雄厚，後來，托雷遵從成吉思汗遺旨將窩闊台扶上台，而窩闊台卻一直將托雷視為威脅汗位的最大隱患。在攻金的戰役中，由於托雷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這更加引起了窩闊台的猜忌。班師途中，窩闊台假裝病的奄奄一息，指使巫師將疾病滌除在一隻木杯中，並暗暗下了毒藥。托雷不知有詐，拿起杯子誠心誠意地為兄長祈禱，最後將其喝光。不久，托雷暴死。借助迷信，裝神弄鬼，窩闊台除掉了托雷。

執政晚年，窩闊台開始沉湎酒色，縱情享樂，變得荒淫起來。窩闊台認為，「這人世一半是為了享樂，一半是為了英名。當你放鬆時，你自己的束縛就放鬆，而當你約束時，你自己就受到束縛。」建立偉業特別是滅金之後，窩闊台便不願再受親征之苦，而是指派手下大將率師征伐，「當其軍隊東侵高麗，南破宋境，西躪斡羅思、波蘭、匈牙利等地，播其恐怖於歐洲西方之時，窩闊台則專事娛樂，沉湎於遊獵飲酒」（《多桑蒙古史》）。

窩闊台從小就「愛好娛樂和飲酒」（《史集》），晚年尤甚，每飲必徹夜不休。嗜酒如命，對窩闊台的健康造成了極大傷害。二哥察合台曾專門指派一名使者跟在窩闊台身邊，限制他飲酒的杯數，窩闊台就改成大杯喝酒，這樣既不辜負兄長的好意，又能保證自己不受委屈，每天仍然喝得醉醺醺的。耶律楚材多次勸說無效，便拿著鐵製酒槽對窩闊台說：「鐵槽為酒所浸蝕，所以裂有口子，人的五臟遠不如鐵堅硬，哪有不損傷的道理呢？」窩闊台聞言立即醒悟，但他秉性難改，沒過幾天就故態重發，誰也管不住他，依舊射獵飲樂，荒怠朝政。

酒和色，是一對孿生體，向來不分家。窩闊台在大碗喝酒的同時，也四處廣徵民女，供自己淫樂。窩闊台一生僅皇后就立了六位，其他妃嬪數量可想而知。即便這樣，窩闊台仍不滿足。南宋嘉熙元年（1237）六月，窩闊台準備「簡（檢）天下室女」，再次擴大後宮規模。耶律楚材上奏說「向選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意思是說，前幾天剛選了二十八位美女，差不多夠用了吧，再次選拔，必定會擾民。聽了耶律楚材的勸諫，窩闊台考慮良久，表示「可罷之」（《續資治通鑒》）。然而，窩闊台準備徵選美女的消息卻傳了出去，蒙古斡亦剌部落中人不辨真偽，擔心姐妹、女兒掉進火坑，於是急忙把尚未出嫁的姑娘許配給族人，有的甚至不需彩禮、不辦酒席，就把姑娘直接送到男方家裡，從而出現了數千女子集體出嫁的「驚婚」場面。

臣民「驚婚」，無疑是對窩闊台荒淫好色的反對。聞訊後，窩闊台氣得暴跳如雷，凶相畢露。在窩闊台看來，他本人已經明確表示不「簡（檢）天下室女」了，已經夠仁慈的了，而左翼諸部「驚婚」簡直就是公開違逆和不忠，明顯是衝著他來的，這是讓窩闊台所無法容忍的。於是窩闊台下令，將所有已經出嫁和未來得及出嫁的七歲以上的女子一律召回，統統賞賜給部下將士。對此，《續資治通鑒》稱「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以賜麾下」；《元史》稱「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新元史》也稱「六月，皇叔斡赤斤所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之以賜將士，自七歲以上未嫁之女得四千餘人。」

如果單純是犒賞部下，還說的過去。然而，在做出這一決定的同時，窩闊台還命令將士們當眾集體強姦那四千名少女，以此來報復百姓。所以，那些急於出嫁的女子便遭了殃。權威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對窩闊台下令強姦四千少女有詳實的記載，窩闊台「傳令將該部落中所有七歲以上的女子全部集中起來，已經嫁人的要從婆家追回，命士兵隨意踐踏她們，其中有兩名女子被活活踩死，剩下的全部降為奴隸，或送往妓院、或賞賜給人，讓人當場領走，還要這些女子的父親、丈夫在一旁觀看，而且不許哭泣，也不許露出任何不滿情緒。」四千名柔弱女子，數萬計虎狼將士，當年那場慘絕人寰、人神共憤、野蠻粗暴、卑鄙罪惡的強姦場景，讓人觸目驚心。

帝王，普遍是個複雜體，窩闊台則是其中的典型。好的時候，英明偉大，他是明主；壞的時候，罄竹難書，他是暴君。寬弘、忠恕之人，一旦發起火來，其結果往往是讓人難以預料的。因為一時之怒，窩闊台在處理「驚婚」事件中所幹的非人性的獸行，與他平素寬厚、仁慈的形象形成了極大反差，既招致了不少怨言，也損壞了他的聲譽。《元史》稱窩闊台「有寬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群，旅不繼糧，時稱治平」，雖然不乏謚美之處，卻難以掩蓋他的暴行。這一點，僅從窩闊台下令糟蹋四千少女事件中便可見一二。此後，窩闊台索性用放縱來釋放心中的窩火，把遊獵、淫樂和酗酒當成了伴侶，致使身體每況愈下。

南宋淳祐元年（1241）二月，窩闊台遊獵歸來，多喝了幾杯，病情突然加劇。經太醫診治，報稱「脈已絕」，意思是說已經不行了。過了幾天，窩闊台「少蘇」，但「已不能言」。耶律楚材奏請他保重身體，不宜田獵，窩闊台點頭答應。休整了幾十天後，窩闊台病情大為好轉。到了十一月，窩闊台再次「出獵」，一去就是四五天，在烏特古呼蘭山宿營時，窩闊台興致很高，不聽勸告，親近歌姬，暢飲美酒，「歡飲極夜」（《續資治通鑒》）。次日，人們發現窩闊台已經死了，享年五十六歲，在位十三年，廟號太宗。好了傷疤忘了疼，一代非常有潛質的帝王，最終喪命於酒色。窩闊台如果不是英年早逝，誰知道歐洲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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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将戚继光为讨张居正欢心 送美女为礼

核心提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在说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时，指出戚继光的好朋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本文摘自《官规则》 作者：晨未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民族大英雄，可是却不知道戚继光还是一个会送礼和收礼的官场小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在说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时，指出戚继光的好朋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戚继光家虽世代官宦，但并不富有。作为一品武将，年薪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哪里有财力时时购“千金姬”？虽无史料证明他怎么拿钱，但他既会向上司进贡，下级也不会不向他进贡，照收就是了。

戚继光来义乌招兵时，正好在西门戚宅里碰到义乌戚姓戚孟满，叙起族谊，说戚继光上祖从义乌迁安徽定远已十三代了。临别时戚继光赠给戚孟满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并命建戚氏族祠。当时戚继光还是个参将，年薪肯定不到一百两银，但他赞助建戚祠就拿出了百两白银。戚继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这三千两银子是怎么筹集的？这类例子太多了。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

戚继光想实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继光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就是例子。他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戚继光是十分讲究策略的人，如果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国家的平安？如果戚继光不这样做行吗？要驾驭时势，左右逢源，必须讲究策略，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这就是戚继光的过人之处。

官场上，上司有所好，下属没有不办到的，礼品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语说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对上司还一无所知，只要把礼品先送上，保证没有办不成的事。

唐朝的张固写了一本叫《幽闲鼓吹》书，其中卷五十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 “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这个故事就是“钱能通神”的掌故。钱能通神，所以在官场上，各种小人物都忙着借各种名义给上司送礼。

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知府钱普早早就命人专门为张居正制作了一顶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还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钱普是无锡人，正好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这个知府亲自为他烹制的美味后，很是满意地称赞知府钱普：“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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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风流事曝光：白天干革命 晚上逛妓院

核心提示：对于诸类报道，翁元并不忌讳地说，蒋介石早年确实风流好色，“‘白天干革命，晚上逛窑子’的事，我们侍卫圈里的人都知道”。

本文来源：《海峡导报》2010年12月7日第24版，作者：吴生林，原题：《蒋介石早年贪色 晚年与妻分床睡》

有消息说，《蒋介石日记》将在今年底出版。

嗅觉灵敏的台湾媒体，近日开始“集中”报道与蒋家有关的“新闻”与“旧闻”：一是蒋家第四代蒋友梅与婶婶蒋方智怡爆发的“日记继承权”之争；二是在美国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内容，特别是蒋“爱嫖妓”等私人生活部分。

近日，本报驻台记者独家专访了曾在蒋介石、蒋经国身边做过43年侍卫与贴身侍从副官的翁元老先生。

在专访中，翁元除讲述自己在历史大背景中如何追随“两蒋”的脚步之外，从家乡来到台湾，也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两蒋”的生活故事。

意气风发，毅然弃学去参军

随老蒋由浙至厦再入台

翁元出生在浙江省寿昌县，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师。

1946年，寿昌县县城，正在读初二的翁元，看到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张贴的布告，“上面写着要招考蒋（介石）委员长卫士”。他不觉心动，瞒着父亲偷偷报考。那时，抗战结束不久，16岁的他有着万丈豪情。

随后，翁元随部队奔赴南京黄埔路的一处营房，被分配到蒋介石警卫总队外勤队，任务是保卫“总统官邸”等重要勤务。

国共内战爆发后，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在1949年第三次“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我被调到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编入警卫队便衣组，随入浙江奉化溪口。”翁元说，之后蒋介石乘“太康号”军舰从上海到达厦门，他作为先遣队的一员先期到达，并在鼓浪屿征用了一处民房作为蒋的行馆。不久，翁元等20位便衣组侍卫，被一架军机从厦门载到了桃园，进驻桃园大溪镇的中山堂。

从此，翁元远离了他的家乡，远离了大陆，直到1990年元月，母亲病故，才回到寿昌老家。

忠诚可靠，数十载服侍“两蒋”

他是蒋家最可靠的侍从副官

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正式“复职视事”，成为“终生总统”。翁元等人也从桃园大溪被调往台北市郊的“士林官邸”。蒋介石安全保卫分“外卫”、“中卫”及“内卫”三区，翁元所在的便衣组，则属“中卫区”。

1952年，“内卫”临时缺人，翁元被抽调补缺，成为蒋介石的“贴身侍卫”。1954年，翁元又被调到“总统府办公室”做内勤工作。但上天似乎注定，他的命运一直与蒋家相连。13年后即1966年，因为补缺，翁元再次回到蒋介石的身边。不过，这次职务更上一层楼，成为“贴身侍从副官”。那时的侍卫长，就是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

1969年，翁元主动向蒋介石申请调到“总裁办公室”服务2年，1971年又被调回，以贴身侍从副官的身份服务在“士林官邸”，直到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之后的3年，他仍是蒋家最可靠的侍从副官，在桃园慈湖为守灵的蒋家人张罗饭菜。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取代严家淦，成为台湾新任“总统”，翁元又成为蒋经国的“贴身侍从副官”。

“贴身侍从副官是要非常忠诚可靠的。谁最忠诚可靠？蒋孝武当然是直接把他爷爷留下来的两个侍从副官从慈湖调过来了，作为他父亲的侍从副官。”翁元说，这一干又是10年，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我是亲眼看着蒋经国先生吐血，看着他过世的”。

往事如烟，忆“老蒋”早年风流

“白天干革命，晚上逛窑子”

近日，台湾媒体陆续报道蒋介石日记内容，特别是其“爱嫖妓”等私人生活部分。对此话题，翁元当然最有发言权。

“‘蒋公’全身上下，我们看得比他太太还清楚。”翁元说，“贴身侍卫与侍从副官，主要任务就是照顾‘蒋公’的日常生活起居，比如吃饭、睡觉、洗澡、穿衣等，要随传随到。”蒋介石吃饭时，他们要备好碗筷；睡觉后，他们要整理好衣服；洗澡时，他们要备好水，测好水温，还要帮忙搓背。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了很多自己的风流之事。比如，他经福建到香港时，曾在日记中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他当天晚上就去了妓院，他日记中写道：“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即便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女孩子，蒋介石也在日记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有时为了解决性的苦闷，蒋甚至在日记中记载：“以自慰振兴精神。”

对于诸类报道，翁元并不忌讳地说，蒋介石早年确实风流好色，“‘白天干革命，晚上逛窑子’的事，我们侍卫圈里的人都知道”。

不过，翁元也表示，蒋介石终究是“老古派”，到了晚年，重视精、气、神的保养，“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就不贪色了，根本不会与夫人宋美龄洗什么鸳鸯浴；开始还跟宋美龄同房同床，后来根本就是分床睡了”。

岁月留痕，谈“小蒋”亲民作风

“饭菜很随便，出入爱独行”

在采访中，翁元从黄色牛皮纸袋中拿出一叠泛黄的老照片，其中包括他与“两蒋”的特意合影；也有在“两蒋”身边执勤时的瞬间定格片段；更有蒋介石去世后，他作为贴身副官为其擦拭棺木的珍贵画面……

“这些照片都不是假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翁元在每张照片的背后，清楚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某事”。抚摸着这些照片，他不胜感叹与唏嘘，毕竟，这都是他过往岁月的记录与曾经走过的痕迹。

谈起蒋经国，他由衷地怀念，“经国先生真是亲民、爱民，连假日都在乡村视察，每天都努力工作”。翁元说，蒋经国无论是去哪里，都喜欢低调，“拿起包就走，不告诉别人，不大张旗鼓，不喜欢百官前拥后簇，有人称他为‘独行侠’。直到担任‘总统’后，才接受蒋孝武建议，为自己配了两个副官”。

之前有媒体披露，陈水扁任“总统”期间的用餐，有专门的侍卫人员“试吃”，以免被人下毒。“两蒋”是否也如此谨慎？翁元一脸不屑地说，“‘两蒋’时期，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他说，“两蒋”确实都配有专门的厨师，而且都是从大陆带过来的。他们用餐时很少喝酒，蒋介石对饭菜会挑点，但蒋经国很随便，基本都是百姓平时吃的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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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看不起日本：日本对中国不够尊重

核心提示：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文章摘自《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作者：张宏杰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 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李朝的儒学大师李珥（1536-1584），也称李栗谷。李珥崇尚程朱理学，主张“事大以诚”，维护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韩国把他印在钱币上，可见他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强硬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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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是文明倒退 诸侯征战死了多少人？

文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5月27日 作者：李国文 原题为：三国之战死了多少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王朝标明为“末”的时期，都是老百姓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汉末三国时期如此，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不如此。

一棵大树的砰然倒下，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或内部的逐渐败朽。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通常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东汉末年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第一，天灾频仍，民不聊生；第二，官员贪黩，朝政腐败；第三，奸佞握权，虎狼当道；第四，恶行猖獗，昏天黑地。然后，黄巾遍野，赤地千里，诸侯蜂起，乱世攘争；然后，三国鼎立，征战不止，山河分裂，将近百年。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这是曹操《薤露》诗的后八句，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情景。

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东汉，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到三国时，已有200多年的经营历史。华宫宏殿，芳园秀苑，繁街闹市，良驷华轩，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在晋人张衡的《两京赋》中，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很是赞美不绝。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令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口人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凡分裂，必定有战争，凡战争，必定要死人。据钱穆《国史大纲》：“蜀亡时，户，280，000，口，940，000。内带甲将士102，000，占全数九之一。吴亡时，户，530，000，口，2，300，000。内兵230，000，占全数十之一，吏32，000，后宫5，000。魏，平蜀时，户，663，423，口，4，432，881。三国合计约得，户，1，473，423，口，7，672，881。”钱穆说，“就全史（指中国全部历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曹操在一首题名《蒿里》的诗中，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这把火比起秦末那位输急了的项羽，在阿房宫放的一把烧了3个月也不灭的大火，可能差一点点，但其残暴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董卓杀富户，徙贫民，富者获死于非罪，贫者瘐毙于徙途，即或幸免者，也难逃蹂躏践踏的虎狼之军。于是，河洛一片焦土，赤县千里，夷为平地，数劫不覆。

黄巾也好，董卓也好，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焚烧，毁灭，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其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甚至交战。善控制得住恶，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善若约束不住恶，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愈演愈烈。而社会不能抑制恶病毒的蔓延，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而集团性的恶又被低智商、低素养、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

人类最大的恶行，莫过于屠杀。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有国与国间的彼此残杀，但更多的是一个国家之内，这个集团与那个集团、这个党派与那个党派、这支军队和那支军队的自相残杀，而以这一类的内讧而大开杀戒者，更加血风腥雨，残酷可怕。统治者杀臣下，反叛者杀皇上，镇压起义，必杀无遗噍，荡平官府，定斩草除根。乃至于王子后妃，内宫外府的互杀，军阀诸侯，文臣武将的内战，更是人头滚滚，血染残阳，成了一片天昏地暗的杀场。当事者株连九族，无一幸免外，无辜者波及所至，丧命刀下，那些杀人魔王，杀红了眼，不问青红皂白，祸殃黎庶，像割庄稼地杀将过去，血流飘杵，尸骸遍野，也是常见的事情。

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

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4年，魏亡，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为晋，中原统一，老百姓总算摆脱了战争阴影。公元280年，也就是西晋太康元年，吴亡，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万，与现在的上海市、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而在公元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 万。也就是说，这一百多年的仗打下来，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口！

中国人之命若蝼蚁，动辄以万计、十万计被杀、被坑、被流放、被当作政治牺牲品，而大笔一挥置人生死者，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的。不要说公正的审判，甚至良知的谴责也没有。等成为历史以后，一行两行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于是，相沿成习，习以为常，在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人的价值，在握有权柄者眼里，是无足轻重的。直至今天，也未必所有的人，都懂得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把人不当人的，也包括被人不当人的，也都不觉得人之如此无保障为不正常。君不见十年动乱期间，那么多权要，随便被造反派关进牛棚，极尽羞辱之能事，曾有谁吭过一声“否”，敢不乖乖就范的呢？此就是这种千古流毒潜移默化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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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孙女84岁仍在打拼 资助20多名孩子

核心提示：她曾是购物不花钱，出门有保镖的千金大小姐；“文革”抄家后，她被下放农村，成为劳动妇女；改革开放后，她靠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厅的女老板。袁世凯84岁的孙女，至今仍在打拼。

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08年第9期 作者：刘畅 原题为：袁世凯孙女84岁还在打拼

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易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

袁家倜是袁世凯目前在世的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岁开始下海经商，如今还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肤细腻，看上去十分年轻，举手投足间，还留有旧时大家闺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残余我没有继承，唯一可能保留了点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着装讲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妆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饰工艺精细，连洗发水、沐浴露也很讲究。她说自己琴棋书画没有天分，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

袁家倜底气很足：“我现在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协委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扶贫救灾，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谈起过往，袁家倜反而庆幸自己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大起大落。“这对我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鲜人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凯一生正式娶进门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家儿孙共计79人。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所生。吴氏是袁世凯三位朝鲜姨太太中的一个。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国的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银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这里。当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8年。

袁家倜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闻：“父亲很害怕祖父，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公式一样的问答，有时惹恼祖父，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凯偶尔会在儿子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一次，二儿子袁克文吃得很饱，袁世凯递给他一个热馒头，他不敢说不吃，偷偷将馒头塞进袖筒，竟烫掉了一层皮。

袁家倜说，袁世凯虽然对儿子们很严厉，但对女儿们却比较“娇纵”。“祖父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儿他都不允许起。他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办婚姻，几乎全都与当时的满清王爷和军阀后代结了亲。”

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母亲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然而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 “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

接踵而来的“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 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用炒股赚的钱开西餐厅

在袁世凯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这位堂哥对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响。“堂哥的父亲袁克文，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风流，才华横溢。可惜晚年败光了家产。堂哥出国的路费和铁皮箱子，还是我和二姑妈送去的。”袁家倜还记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的身影，她当时也立志“要像哥哥一样”。

1987年初，袁家倜来到了深圳。已经63岁的她，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干就是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6年后，袁家倜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元。袁家倜印象很深：“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一个老人，有70万元的养老金，晚年可以尽享天伦了。但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她开了一家西餐厅。

“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5年。”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袁家倜，还是老板，还在拼搏。“现在竞争很激烈，要想常盛不衰，大要关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研究西餐的发展，及时更新菜肴，小要管理各项账目和各类人员，检查厨房食品、卫生……”她分析了“苏易士”不垮的秘密， “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

2003年，袁家骝去世后，将他和妻子的毕生积蓄，全部捐赠中国，这让袁家倜非常受触动。“我有时甚至说他抠门，请他吃个烤鸭，他会批评我三天。他和吴健雄在美国，中午就吃方便面，钱放到口袋都不知道花。哥哥在我这里住了7年，楼下是餐厅，这让他特别高兴，说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我照顾堂哥7年，他没给我一分钱遗产。他说，那样就把我害了。袁家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花花公子都穷困潦倒，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挥金如土。”

谈起自己的儿女，袁家倜说，“我不养闲人，因为我还在工作呢，从依靠家族到后期自己置办一草一木，我完全是自己拼出来的。儿女们也要自己奋斗，现在他们都有车有房，自食其力。”

袁家倜在天津蓟县先后共资助了20多个孩子，每批培养到小学毕业。现在，第二批已经培养到五年级了，每个孩子一年5000元。

采访时，袁家倜的小孙女跑来告诉奶奶，她大学毕业正准备出国深造，今天接到了中央团委和中组部消息，被选中去陕西做赈灾志愿者。袁家倜肯定地告诉孙女，“不出国，也要先去灾区！”

袁家倜把邓颖超在一次妇联会上的话作为座右铭：“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越老越要争取政治地位。我现在体会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没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要是没有经济基础，问儿女要钱，不是很可怜？女人半边天，我既有政治上的荣誉又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是双赢户了。”(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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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中日指挥员素质比较：差距在软实力(1)

    经过艰难的历程，大清国的近代海军舰队终于在1885年正式成军了。然而，这支费尽周折打造起来的舰队，在几年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竟然不堪一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中日两国当时的海军舰队如果从质量上来看，应该说是差不多，用现在的一句话，叫做没有“时代差”。

    在近代，中国与日本先后走上一条求强求富的道路，其中，中日两国海军舰队的建立代表着两国海军建设的最高成就。从总体来说，在硬实力方面，日本不如中国。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7.6%，中国军队的数量要比日本多几倍，大清国的陆军达100万人。而日本陆军只有7个师，20余万人。大清国的海军与日本舰队的总吨位相差无几。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的装备要好于清军，但我认为，从军事角度讲，这样认识过于简单了。比如，就拿作战地域来讲吧，中国军队是在近海作战，依托大陆，有着非常有利的战场环境。而日军是跨海作战，补给线过长，不利于作战。

    然而，正是在家门口作战的中国海军却败得那样惨，竟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我个人认为，中国军队的失败，从根本上讲，在于软实力上。我就从中日两国海军军官素质这一点上，看看中国军队败得是多么的不应该。

    　　思想素质

    日本海军同日本的其他军队一样是“天皇股肱”，按照西方列强模式创建。日本海军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忠君”、“勇敢”、“服从”为中心的武士道精神与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国家利益观相结合，形成了海军军官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观念。

    清朝海军方面，尽管丁汝昌及大部分管带在海战时拼死抵抗，将生死置之度外，如邓世昌、林永升等，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仅仅是典型的忠君报国的封建型军事指挥官，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政治思想素质并不高。在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学生官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也便进入了官场，“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便消磨殆尽，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随波逐流，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和平时期，工作表现并不是晋升的决定因素，敬业自然也就成了十分可笑的行为”。

    比如，水师中大多为福建人，他们人多势众，排斥非闽系军官，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训练“多尚虚文”，流于形式而不考虑实战，各舰管带集体作弊，虚应敷衍，弄虚作假。战败后中下级军官呈文指出:“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并早已量好距离，进行射击，“操演船阵，先期预定阵式，各管带只需默记应操演数，其余可置之”。由此可见，训练废弛已到何种地步，该为而不为，已不单是能力问题，而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纪律败坏，走向腐败，带头违纪的还是众管带。《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实际上各管带早已在基地及附近兴建私宅，携妻妾而居，海军军官生活大多奢侈浮华，嫖赌乃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妓院林立达七十多家。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

    还有，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下功夫学习海军知识，还常以外行自居；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上开设店铺敛财，与部下发生龃龉；还自蓄优伶，生活骄奢淫逸。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还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两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竟在岸上嫖妓未归，两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许多管带以权谋私，把军事训练、保养船械等款项全部鲸吞，致使船械“应换不换”，“应油不油”。在黄海海战中， “定远”舰第一炮就将自己的舰桥震坍，令丁汝昌跌落甲板负伤。

    至于假弹药现象，更是普遍问题。甚至在1891年到日本访问时，大炮也没擦干净，并晾有衣物，被时任日本海军横滨镇守府司令的东乡平八郎发现，认为清军纪律败坏不足惧。“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败坏如此，不由不亡”。北洋水师战役战术指挥阶层思想素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军事素质

    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没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整场战役中，日本联合舰队战役指挥得当，作战思想先进，战术灵活。日本联合舰队运用本队与游击队协同作战，并采用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的建议，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运用便于机动、便于发挥自己速射炮火力的单纵队战术，在战斗中灵活地展开包围，牢牢地用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夹击北洋水师，并适时撤退，击沉北洋水师舰船5 艘，伤7艘。

    黄海海战重创北洋水师后，日本联合舰队仍视北洋水师残部为心腹大患，迅速重组编队，组织人员侦察掌握北洋水师动向，积极主动，采取鱼雷攻击、夜袭等多种手段攻击北洋水师，直至在登陆部队配合下彻底将其歼灭。

    相比而言，北洋水师指挥层的表现则逊色得多，其战术思想落后，战斗队形呆板，缺乏协同意识。在发现日本舰队来袭时，丁汝昌下令改为双横队应敌，但却变成了 “人”字型阵形，原因是各管带“勇怯不一，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更有甚者，旗舰管带刘步蟾擅自下令开炮，提前发起攻击，致使队形来不及调整而大乱。

    各舰在海战中也是各自为战，互不相救。刘步蟾在距敌5300米时即发炮射击，其余各舰跟着开炮，“炮弹尽落于海，无一命中”。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海军舰艇开炮的起码战术要求--首发命中。

    还有，舰队指挥阶层普遍缺乏战役指挥意识，各自为战。一开战，丁汝昌负伤，不久旗舰“定远”舰信号装置被击毁，失去了指挥能力，而在以后5个小时的海战中，竟无一管带挺身而出，接替指挥，一直在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下混战。

    通过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外行出身的丁汝昌指挥固然不力，但作为接受过正规海军军事训练的众管带竟也错误不断。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战后撰文指出，北洋水师连连败北，“实智略之不胜也”。西方史学家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是一种犯罪行为。”

科学文化素质

    日本内阁把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海军军官上，认为这是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因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之则水兵无以发挥其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

    为此，日本设立了大量的海军学校，其技术院校门类齐全，指挥院校高级、中级、低级搭配。还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深造，留学生数量大，留学国家多，学习范围广，学习时间长，不仅学习军事指挥、军事技术，还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据考证，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员几乎全是正规的初级海军学校毕业生，有的还在高级海军军校学习过，不少人留学期间还在外国军舰上学习过。据统计，到1894年，日本海军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00余人，而出国考察的则更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不仅在美、法、英、德等西方列国海军院校及其军舰上学习，而且还来中国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如铃木恭坚、河野主一郎、柴玉郎等，以武官、考察等身份来华刺探军情的则更多，甲午海战时任军令部长的桦山资纪就曾来华侦察过台湾地区的军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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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军院校特别注重学员的远洋航行训练。明治政府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第一次远洋航海始于1875年 “筑波”号(1978吨，载山本权兵卫班47人)对旧金山和夏威夷的访问。此后又在1878年访问了澳洲(“筑波”号，鹿野勇之进班)。同年，日本国产舰 “清辉”号完成了欧洲之旅。这被称为明治海军的三大远航。从1875年开始，日本几乎每年都对海军学员进行远洋训练，先后到过美国、澳大利亚、巴拿马、智利、秘鲁、英国等国。因此，日本海军军官科学文化素质比较全面。

    大清政府也开办了大量的海军院校，数量不少，但起步晚，门类也不齐全，指挥院校仅有封建习气浓厚的初级院校两所，规模不大，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军事课程内容较少，儒学教育课程较多，出国留学的比较少，仅三批30余人。在水师学堂和船政学堂学习期间，大部分学员对操作舰船满足于“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 (左宗棠语)，对战略战术、西方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兴趣不高。北洋水师远洋训练相比日本海军而言开展得少之又少，一则经费所限，二则人员怕吃苦。每年的例行巡海，也是流于形式，管带只是个驾驶航行的普通船长，根本没有达到提升指挥员综合素质的作用。

    　　身体素质

    而且，两国海军军官的身体素质也不一样。海洋作战与陆地作战不一样，更需要官兵具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日本自古是尚武的民族，习武强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国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阶梯，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日本各海军军事院校非常重视学员的身体素质，认为身体素质是其他各项素质的载体和基础，针对海军职业危险性高、艰苦程度大，他们采取各种措施让学员进行身体锻炼，尤以对毕业学员进行远洋航行训练最为有效。日本海军军官的身体素质都比较好。1878年10月，日本国产“清辉”号军舰到西欧各国访问，航程 26300海里，长达5个多月，英国《先驱论坛报》惊叹日本海军素质与英国海军相比毫不逊色。

    而清朝海军军官由于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多尚文轻武，喜静不喜动，善思考而恶劳作。据在福建船政学堂考察的英国教官回忆:中国海军学员们“有巾帼味道，下完课后只是在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功课，从来不运动”，认为在“佛龛里呆着比在海上警戒工作更合适”，外籍教师也承认“让清国学生做体育运动比做学术教育远远为难”，在海上训练时“学生不喜欢体力劳动，怕弄脏手指”，在英国留学的学员严复也承认“西洋筋骨皆强，而华人不能”，并看出造成两者的差距在于大清水师“少养成”。在校学生尚且如此，踏入仕途后更是耽于享乐，耻于劳动，疏于锻炼，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因此，清朝海军军官充其量不过是掌握了一些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身体素质不能与日本海军军官相提并论。

    　　心理素质

    还有心理素质也不行。战争充满风险与劳累，要求军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心理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智力的发挥。日本海军军官中存有强烈的侵略意识，这是岛国民族自尊自大的封闭心理与尚武精神相结合的反映。除去野蛮的一面，其中也包含有积极主动的进取意识。严格而又残酷的军事训练、长期的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海军军官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他们意志顽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陆海协同等多种方法攻打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北洋水师的心理状态则较差。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亨佑战后撰文指出，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十分勇敢，但在黄海海战中竟然临阵逃跑，原因是被日本海军打怕了，其他管带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黄海海战中，“镇远”舰管带“林泰曾惊慌失措”，饮浓酒至大醉而卧于指挥台下，“一切调度进退都由杨用霖一人”， “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更是“心慌意乱”，日舰未进入火炮射程内就匆匆下令开炮。

    黄海海战后，包括众管带在内的各级军官，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在旅顺基地休整期间，“每以公余日弛逐于酒阵歌场”，对日本海军作战已经丧失了信心，在接下来的威海卫之战中，众管带茫然无策，不知所措，畏首畏尾，最后不少管带竟逼丁汝昌投降，拒不执行丁汝昌的“自沉军舰，以免资敌”的命令，原因是投降后怕日本海军报复，“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丁汝昌在海战后，也是悲观失望之极，情绪十分低落，影响了以后战斗战役的指挥。这些可悲的表现，除政治思想素质不高以外，也是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原因，一战失利就吓破了胆，这样的心理素质根本不能适应海战的需要。当然也有些管带宁死不屈的，但就海军军官整体而言，心理素质并不好。

    中日两国海军110多年前的那场大决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大国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之间的对抗，是一支武器装备初步近代化的封建军队与一支已经全面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之间的对抗。按照封建社会标准培养的指挥员，其素质无法与按照近代资本主义标准培养的指挥员相比，失败在所难免。110 多年前的这场战役告诉我们，指挥员素质对一场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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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将星僧格林沁：鸦片战争中曾击败英法联军(1)

    在晚清有一赫赫有名的蒙古王爷，名叫僧格林沁，这位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26世孙，科尔沁左翼后旗第10代札萨克，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败过英法联军的大清将领，和他的骑兵部队被清朝统治者倚为“长城”。

    僧格林沁是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自幼出身贫寒，他出生时，母亲还在地里干活，以致于将他生在大地里。这一年是1811年。僧格林沁是双胞胎的弟弟，名字的蒙古语意思是宝狮。

    1825年，科尔沁左翼后旗第9代札萨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故。因为索王无子，僧格林沁到京城参加从近支家族中选嗣。1825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嗣子，承袭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多罗郡王。


    僧格林沁自1825年承袭王位至1865年4月阵亡，整整40年的人生旅途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率军出征，是位久历戎行者。他崭露头脸的一仗是1853年与太平军的作战。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一直惦记着他那个“经河南，取北京”的计划，派太平军名将林凤祥和李开芳杀到了河南省。咸丰皇帝大惊失色，认为“京都根本重地，防范稽查均关重要”，命僧格林沁协调左都御史花沙那专办各旗营防事宜。

    僧格林沁奉旨后，知道八旗兵已是样子货了，根本不能依靠。于是，一边急调察哈尔蒙古骑兵4000人来京驻扎，一边又从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各调1000马队，开赴热河围场听候命令。

    这一年8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河北正定地区。咸丰帝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并在乾清宫向僧格林沁授刀，拥有代帝行事的专权。

    授命后，僧格林沁立即统领他的骑兵部队和八旗禁军出征，驻扎涿州。10月，北伐军由沧州进入天津静海县独流镇，直逼天津。僧格林沁率清军急速进入天津，大战太平军，阻止了其北进。1854年5月，僧格林沁在天津静海县的子牙镇，大败太平军。咸丰帝亲闻僧格林沁骁勇善战，赐“湍多罗巴图鲁”称号，满语为急流一样不可阻挡的英雄。同年6月，僧格林沁趁大雨季节，“挖壕筑围堤，以水为兵”，引水浸灌北伐军营连镇，用计大败北伐军。北伐军首领林凤祥被俘。至是年末，万余人全军覆没。僧格林沁因此被加封为亲王。

    僧格林沁继续率他的骑兵部队追歼太平军。这个人打仗极有心计。在高唐州，他见城墙坚固，太平军防御严密，遂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命令攻城部队在北、东、西三面严阵以待，而让南面攻城官兵解甲抛戈，睡卧在地。

    北伐军误认为僧格林沁军懈怠，深夜突围南撤，遂失高唐州。僧格林沁率清军急追猛打，追至任平县冯官屯实行包围。因屯内粮草充足，北伐军坚守强劲，清军急攻难下。清军不时用大炮轰击，效果不好。后来，僧格林沁仔细查看冯官屯地形，发现它地势低洼，于是，他用三国关羽水淹七军战庞德的计策，率军决开运河，水灌北伐军军营。冯官屯内大水漫流，淤泥没脚，北伐军城墙工事塌陷。清军骑兵攻入后，火烧北伐军营垒。经过激烈的战斗，俘获北伐军首领李开芳，太平天国北伐军完全失败。

    咸丰帝闻报后，在勤政殿设宴款待，把前一年赏的亲王，再加上个“世袭罔替”--祖祖辈辈继承吧，工资年俸增加到了2500两，俸缎40匹(普通亲王年俸银2000两、俸缎25匹)。

    然而，僧格林沁的骑兵很快遇上了他的劲敌，这就是英法入侵者。1858年5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第一次在大沽口作战失败。大清起初打算派代表求和。僧格林沁闻知后，奏请咸丰皇帝，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部队，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1859年4 月，咸丰帝派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到天津后，积极筹建大沽海口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加强防御。

    不过，僧格林沁与英法入侵者的第一次作战的胜利，是凭借人类固有的本能“小计谋”取胜的。

    1859年6月，英法舰队由上海北上。这支舰队，由一艘大战舰和13只炮艇组成。20日，英法舰队到达白河口外，无视中国军队的劝阻，明目张胆地闯入中国军队设防的大沽口防区。僧格林沁本来就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将领，对英法入侵者早就恨之入骨，遂下达了坚决反击侵略者的战斗命令。不过，他这次耍了一回小聪明。当时，英法联军的先遣队在大沽登岸，见清军正修筑工事，问:“你们是何许人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联军再问:“咱们要开练吗？”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又问:“听说僧王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


这一套回答正是僧格林沁预先安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骗过对方，认为此地并没有多少清军驻防。

    入侵者果然上当。他们立即大规模地登陆，没有想到，刚上岸，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取得了击沉敌艇3艘，重创3艘，毙伤敌448人的伟大战果。这就是抗登陆作战中最好的时机“背水击”。

    这一仗可以说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僧格林沁靠虎气与智谋打赢了这一仗，一朝文武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下定决心不再遵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不过，这种虎气很快就不灵了。

    初战的侥幸取胜，迷障了构建在农耕社会上的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原有的夜郎自大的思维又一次发作了，出现了“大礼仪”之争。也就是英法谈判代表要到北京见咸丰帝，大清国坚持必须向皇帝行跪拜礼。这种礼仪是中国式的，英法代表拒绝也并不过分。然而，经过一次小仗胜利的大清国上下，却底气十足起来，坚持不跪拜，就谈判破裂。僧格林沁甚至直接将人家的39人谈判使节给扣留，痛骂一顿人家根本听不懂的话，送进了刑部大狱。他要让不懂规矩的洋人尝尝大清天牢的滋味。当时，僧格林沁骂一句，侍卫亲兵就重重敲一次英方代表巴夏礼的脑袋以示强调；另一个代表洛基干脆被清兵抓着头发和胡须在僧格林沁的马肚子下和中国大地零距离接触。在押运途中，这些洋鬼子身上的金纽扣、金笔、怀表之类的危险品也被清兵们管制没收。事后僧王的搭档载垣就扣留洋人使节一事上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这就过分了！

    这种脾气如果用于自己人，倒也罢了。但用在外交场合，肯定要招来麻烦。僧格林沁对英法使节这一通待遇，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遭到更大的报复。1860 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咸丰帝下令与入侵者决战。僧格林沁的防地在北京通州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大约有23000人的兵力，其中骑兵部队有三分之一。

    9月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调派马队抄袭敌人。然而，战马遭遇敌军炮火后，回头奔驰，马步兵乱作一团，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部退守八里桥，驻守通州的绿营兵也随撤。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20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僧格林沁十分清楚八里桥的防守对京师意味着什么。

    僧格林沁率部撤退到八里桥后，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并作出如下战斗部署:马队首先出击，尔后由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格林沁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步兵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

    9月21日上午，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奋勇冲杀，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冷兵器对抗敌人猛烈的炮火。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与敌人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2旅用猛烈的炮火袭击八里桥，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阵势。但由于南路胜保部败退，僧格林沁的计划未能实现。清军最终失败。

    骑兵是战争的骄子，这是个历史的概念。但当长弓或射击武器问世后，骑兵战术就遇到了克星。因为长弓手或步枪手可以轻易地打击面积远远大于步兵的骑兵，将骑兵射落马下。僧格林沁的骑兵面对的就是已经近代化了的西方军队，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尽管僧格林沁的骑兵非常英勇。当时，西方记者记载了这次作战的片断: “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最终“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勇气，还必须有实力。而实力强的战胜实力弱的，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僧格林沁骑兵的失败不仅是蒙古骑兵称雄天下的结束，而且宣告了建立在冷兵器基础之上的大清国旧军队走到了尽头。

    八里桥作战之后不久，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狩”，逃跑了。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

    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率11000余兵力追击东路捻军赖文光、张崇禹部，追至山东曹洲菏泽县高楼寨，陷入捻军伏击圈，清军全军覆没，曾格林沁被杀，终年55岁，一代蒙古将星陨落。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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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张之洞墓被掘 出土时面如活人



而这种价值，其实从张之洞逝世后的近百年里，每到文化的关键转折点，就会被不断提及。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文化巨擘陈寅恪为其写下挽诗，“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在悼念亡友的同时，重新评价了晚清新政和张之洞的价值。他甚至还公开宣言自己“思想寓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又一次处于东西文化相撞的十字路口时，不少学者也提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在外衅屡起、民族危急、新旧思想交锋、中西文化冲撞的晚清，中体西用论既宣泄出了士人学子心中强烈的民族情感，也照顾到了新旧双方的文化心理，对于中西异质文化的冲突起了一种缓冲作用。

而今，陈寅恪等人的“中体”已不再是张之洞的纲常名教，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民国以来的“西用”范围，也早已越出洋务派的认识层次。经张之洞而成熟的“中体西用”论，作为文化选择模式的学术价值也远远大于其政治功能。

这股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的热流推动了重新寻找张之洞的行动。2006年，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会长邢家训开始组织人员调研，寻访老人并多次探测。一年以后，张执信经过研究会反复劝说后终于开口——当年，正是他亲手掩埋了张之洞的遗骨。张之洞二次下葬之谜至此才得以解开。

张执信说，当年秋末，村里的壮年劳力都去挖河，他和几个妇女去张之洞墓地旁边的地里刨棉花柴，只见张之洞尸体和一具女尸完好，面目清晰，另外两具女尸已经腐烂成骨骼。几个妇女说有点害怕，张执信就将张之洞尸体和一具女尸拖到原坟墓附近，重新用锄头掩埋。另外两个夫人的尸体则不知下落。

“我当时只是知道张之洞是个为国家为老百姓的大官，是个好人，再说即使是普通人，这么干也太缺德了！” 张执信掩埋尸骨后，再三嘱咐知情人，千万不要声张，以免造反派知道。“当时，像我们俩这样坐炕上聊天，如果被人看见了，说是搞阴谋，就有可能被批斗。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敢说，就是不知道说了会怎么样。这回我看是政府诚心要找，不怕了。”

按张执信指定的位置，2007年6月9日凌晨6点，在张之洞原来坟墓的附近找到两具并列而卧的遗骨，男性遗骨在左，女性在右。研究会鉴定认为：“经测量，遗骨与史载张之洞身材一致，而且张之洞墓附近方圆几十米内没有其他坟墓，基本肯定是张之洞遗骨。”

遗骨找到后，暂时停放在南皮县烈士陵园。为慎重起见，研究会接受了张之洞后人的建议，在遗骨上取了三枚牙齿、一根股骨，又由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珕提供了三根头发，一并送往公安部鉴定中心进行核对。“张之洞在地下沉睡数年，后又被暴尸，再深埋地下，时间将近百年，被污染了，鉴定的难度很大。”刑家训说。

当地媒体最近称，遗骨经过将近一年的鉴定，几经波折，今年7月中旬，“终于被确认无疑”。筹建张之洞墓园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墓园建设经费由南皮县财政拨付。

不出意外的话，10月4日——张之洞99周年忌日，遗骨将会安葬在墓园之中。这将是张之洞的第四次葬礼。“白花如雪，挽联似林”或可再现，但郁郁苍苍的树林不复存在。“我们现在把自己的东西给忘了，重建一个东西，不仅仅是修墓这么简单。”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粲说。(《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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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被关牛棚者忆:农场女工和男工常玩性游戏

本文摘自《亲历历史》，作者：张贤亮 杨宪益等，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 “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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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坏蛋，只要这个坏蛋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也没有危害的坏蛋，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流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中国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反革命”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一风吹”了。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主要还是抓革命。农建十三师五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起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集中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蛇神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听说全国有的地方还在激烈地“武斗”，而我所在的农建十三师五团即南梁农场，“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在田间劳动时，革命群众同五类分子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季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怀念。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冬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田野上，白颈乌鸦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田野上突然腾起天人合一的欢快。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革命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今天叫“社区活动”的各种娱乐。

    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没有重要社论就读毛主席著作，多半是从《老三篇》中选出一篇来念。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娱乐活动就开始了。

    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那年我刚过三十二岁，但还是一个处男，我却在这时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富，没有一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号召要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时全部低俗化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

    性骚扰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女性在这时充分展现出“半边天”的风采，世界女权主义的追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直到双方尽兴，笑得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又对男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原来老老实实只用扑克牌“争上游”、“打百分”为乐的男农工，一个个也都调皮起来。性骚扰有非常强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间俱乐部极具开放性和参与性。

    女农工极少对我性骚扰，并非歧视我是个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对“识文抓字”的“老修”还保持一点敬意。但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还是掂量到头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劳改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一对“白格森森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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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细节：关羽缺政治头脑 只是好色武夫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0期，作者：文史参考编辑部，原题：《走下神坛的刚愎武夫 关羽的真实面目》

世人皆知关羽，从“温酒斩华雄”的英迈到“千里走单骑”的忠义，从遍布世界的关帝庙到香港影视剧里警察局供奉的香案，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把关羽当成神去看待。关羽的尊号一封再封，从关公、关二爷到关帝，直至清朝取代岳飞成为与孔子并列的“武圣”，他终于走上神坛，名垂千古。

一介武夫

因《三国志》作者陈寿“尊曹抑刘”的倾向，关羽的传记不足千字，可以确定的是，关羽是一员勇猛非凡的虎将，但也不过一介有勇无谋的武夫。关羽的身世一直不详，到清代康熙年间才出土了他家族的墓碑，他其实出自一个经学世家，至少在他父辈时还以学问为业。(《关侯祖墓碑记》：“(羽祖关审)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但没有更多证据显示关羽本人饱读诗书，后世广为流传关羽“夜读《春秋》”的形象，恐怕还是受罗贯中的影响。

关羽确实武艺高强，颜良就是被他“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三国志?关羽传》：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不过接下来的“诛文丑”则又属《三国演义》的发挥。“诛文丑”出现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关云长挂印封金”，为制造气氛铺垫关羽出场，作者先交代了曹操帐下名将张辽、徐晃等都拿文丑莫奈何，等关羽出马，三两下就把文丑搞定。文丑是袁绍手下名将，本事也着实了得，他就这般“冤死”了。按史载，文丑命丧于著名的官渡之战，而且很可能死在乱军之中(《三国志?袁绍传》：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和关羽搭不上干系。

鲜为人知的是，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另有山西祁县、清源人说)，他在小说中把老乡山西解县人关羽当作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的典型代表，大书特书关羽的丰功伟绩。和诛文丑一样，华雄本为孙坚所杀，蔡阳实为刘备所斩，罗贯中把别人的战绩，硬塞到关羽的“功劳薄”上。历史上确有其事而夸大其词的更是多见，如为护刘备家眷“千里走单骑”属实，但中途添加“过五关斩六将”则是子虚乌有;还有“水淹七军”的神机妙算，实际上是天降暴雨所致，关羽捡老天爷的功劳而已。为突出关羽“高大全” 式的形象，罗贯中把这些骄人战绩，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全部转到关羽名下，以彰显其骁勇机智。

细读《关羽传》更可发现，历史上的关羽极度缺少政治头脑。他不懂得联吴抗曹的重要性，拒绝孙权的联姻，态度很不友好，辱骂求婚的使者：“犬子怎能配上虎女?”得罪了东吴。这之后的故事人们都熟悉了，孙权谋取荆州后，将关羽父子斩杀于临沮，孙刘联盟也彻底破裂。

刚愎自负

如果说缺少政治头脑葬送了蜀汉的前程，那么“颇自负，好凌人”就是关羽个人最大的性格缺陷。

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来降，关羽致信诸葛亮探问虚实，亏得诸葛亮知道他的那点“小算盘”，说马超虽与张飞棋逢对手，却难与关羽为敌，因为有孔明的表态，关羽才放下心来，并沾沾自喜。(《关羽传》：(诸葛亮)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陈寿的《三国志》记载这个事情本很简单，但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因为罗贯中把关羽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也当成是优点(至少是特点)来写，甚至出现了关羽不顾驻守荆州的军职，一心要入川与马超决斗的情节。

关羽对马超尚且如此，年迈的黄忠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三国志》里记载有关羽对黄忠的态度。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忠在汉中归降，刘备、诸葛亮有意将他和其他几人封为“五虎将”，却担心关羽耻与黄忠同列。(《三国志?黄忠传》：诸葛亮说先主曰：“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原来马超、张飞都在战场上见识过黄忠的实力，对这个提议肯定没问题，他们就怕到关羽那儿有意见，说明关羽自负的性格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果然按刘、诸预想发展。《三国志?费诗传》记载，刘备称汉中王后，派费诗去封关羽为前将军，关羽听说黄忠被封为后将军，十分生气，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态度极其嚣张、不可一世，费诗好说歹说才劝服关羽接受封职。

刘备、诸葛亮等人这样的迁就，进一步加剧了关羽唯我独尊的病态心理。等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他更是居功自恃起来，看不起麋芳、傅士仁等搞后勤的军官。后来，眼看关羽出军乏粮被困，掌握着粮草用度的糜、傅二人以牙还牙，不准备出手相援，关羽哪里受过这等气，扬言“还当治之”，准备回来治他俩的罪，逼得二人反叛。最终，关羽败走麦城，再也没有机会治他人罪了。

好色之徒

其实，关羽也算有点好色。据《关羽传》注引《蜀记》记载，建安三年(198年)，刘备与曹操合力攻打吕布时，关羽向曹操要求说等攻下城后，想要得到士人秦宜禄的妻子杜氏。但是下邳城破以后，曹操命令捉了杜氏先送来让他自己瞧瞧，结果好色的曹操忘了对关羽的承诺，把这妇人给自己留下了。自此之后关羽和曹操就有了间隙。

说关羽和曹操为了争女人翻脸，以至于最后“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显然有一些言过其实。而因史籍所载有限，我们不清楚关羽讨要杜氏真正动机何在。而杜氏的儿子由曹操抚养长大，就是后来的魏国骁骑将军秦朗，一度是魏国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由于关羽死得比曹操还早，史书没留下他与秦朗的蛛丝马迹，所以关羽和杜氏到底有过什么瓜葛就成了一个谜。

千百年后，关羽不再是那个凡人的关羽，他的一切性情、弱点被人们羽化、升华，逐渐变成了一个完人。隋朝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授关羽亡灵“菩萨戒”，他被封为伽蓝菩萨。唐高宗拉关羽入武庙，与姜子牙并驾齐驱。道教天师编造了“关公大战蚩尤”的弥天大谎，关羽又成为道教的头号尊神。历代帝王更是对他屡加封号，宋徽宗封他为忠惠公，明神宗封他为关圣帝，清道光皇帝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他的名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还高出一筹。他在洛阳的墓地仅次于皇帝的陵墓，称为“关林”，他的庙宇，与孔庙一样，遍布中国??

解释这一现象是费力的。统治者给他封爵加号，看中的是他的忠义，借以巩固统治。于是乎，这位生前并无丰功伟绩可资夸耀的凡夫俗子，死后却被神化为超越历史的战神甚至财神，最终脱胎换骨，成了三教九流都顶礼膜拜的道德楷模，人间神祗。

链接：关羽为何成为财神

关羽死后，成为儒、释、道三教都供奉的神灵，享受历代统治者的一路崇封，都还“情有可原”，但关羽为何成为了财神，需费一番思量。

原来，中国古代的商帮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他们知道经商必须同心志合，恨不得像桃园三结义那样的一心一意。而关羽是个义神，商人们就把这个 “义”字投射到关羽身上去了。尤其到了晚明，晋商开创了很多重要的商业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打出一个口号——“以义取利，诚信天下”，他们集体包装出来的代言人，就是关羽。

因此中国才出现一种“上关下财”的财神。上边是关公，下边是一般的财神。关羽在财神里面代表道德，是道德神，也就是说他代表了中国传统商人向往的美好商业制度：义在上，利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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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范仲淹曾爱上雏妓不能娶很纠结

文/赵炎

    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垂史册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曾于中年时闹过一次婚外情，并为此纠结多年，好在后来在朋友帮助下，终于得遂心愿，花开并蒂。

    此事还要从仁宗年间震惊朝野的“百官图”事件说起。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搞水利有功，调回京城，担任开封府尹。当时的一把手是宰相吕夷简，他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于是，范仲淹就暗中展开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把现任官员调升情况一一标注清楚，然后向仁宗揭发吕夷简（政敌攻击而已，吕夷简为官其实还不错）。

    这个吕夷简可不是好惹的，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也不怕，焉能把小小的开封府尹放在眼里？遂即进行反击，讥讽范仲淹迂腐，还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朋友多，“勾结朋党”一条或许还靠点谱；“离间君臣”一条就纯属构陷了，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哪跟哪呀。仁宗一听就火了，当即将范仲淹贬为饶州（今江西鄱阳）知州。

    范仲淹到饶州时已经四十七岁，胡须差不多开始花白了，曾作诗自慰：“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仕途不顺，加上妻子李氏也在病中，这段日子估计过得非常惨淡。

    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倒是经常来看望他，二人免不了要开怀畅饮散散心，诗词吟咏怡怡情，其间少不了要找歌姬作陪，这一陪不打紧，却让范仲淹多了一次婚外情。

    虽然在朝廷遭遇冷落，但在饶州地界，范仲淹可是老大唉。听说是范大人要找歌姬陪客，饶州教坊的头头赶紧上杆子巴结，选了几位姿色上佳、歌艺出众的女子送上门来，其中有一位雏妓，约莫十一二岁，长得乖巧可爱，聪慧过人，范仲淹初次与其见面，就喜欢得不得了。之后但凡宴客，范大人必点名要这个雏妓相陪，时间久了，居然情根深种。

    顺便交代一下，北宋教坊制管理下的官妓，朝廷有明文规定，只能伺宴，不许伺寝，更不允许私下买卖。这一规定，在京城汴梁执行情况比较好，但在偏远州县就难说了。范仲淹曾萌发花钱买下这个雏妓作妾的念头，但考虑到妻子尚在病中，该雏妓又还幼小，就想等几年再说。

    第三年，妻子李氏去世，买雏妓的事情又提上日程。谁知“天公”不作美，仁宗皇帝的火气还未消，问吕夷简那个范希文现在哪儿？吕夷简说在饶州，皇帝说，让他再滚远点，去岭南贬死他。幸亏正直的宰相王质从旁斡旋，仁宗才没有坚持。不久，把范仲淹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当知州，买雏妓当妾的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

    离开饶州后，范仲淹始终不能忘怀那位可爱的雏妓，心中很纠结，曾写《苏幕遮-怀旧》（一说别恨）抒发相思之情：“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在跟好朋友魏介的书信往来中，他也直言不讳说喜欢那位歌妓（此时应该十六七岁了）。其时魏介恰好就在饶州，见老友话里话外的意思那么直白，就动了成人之美的想法，经过多方走动，终于花钱把这位歌妓买下来送给了他。范仲淹总算释然了，老来得佳人，意气风发，又写诗抒怀：“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

    范仲淹后来去西北戍边、搞庆历新政，那位歌妓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直到他六十四岁去世。据说范仲淹第四个儿子范纯粹，就是该雏妓所生，可惜史料中找不到她的名字。（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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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烈人口大灭杀：太平天国让中国死掉2亿人

摘自 《历史为何不忍细看》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文欢 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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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 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此外，秦人战死的数字还没有计入。

战国末中国人口2000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坠落地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14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10年。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 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

后赵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名姬妾宫女。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3000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 40万。而朝廷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进围邺城，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 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城内百姓都向着官军，“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

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宋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80两，杀汉人则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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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身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10万之多。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20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残暴到了极点。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将其肋骨砍成小块煮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楦草”，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酷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须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僚，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名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几十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孺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孺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20余名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致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3000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被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动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将其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 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战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一名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名大顺军兵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为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在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13年后(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 “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 “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胆敢反抗的居民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100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只留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然而1856年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洪杨之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责任编辑：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