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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恒林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妙兴(1891—1927)接任了登封县僧会司及少林寺保卫团团总的职务。

妙兴,字豪文,俗姓金,临汝县谢湾村人,家境贫寒,八岁(1898年)投少林寺恒林为师,自幼学拳习武,技艺超群,绰号“金罗汉”。

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直系吴佩早(1873~1939年)部师长张玉山至登封,意在收抚陈青云、任应岐的部队。张玉山手下的河南暂编第四团团长樊钟秀过少林寺休息,见大雄宝殿残破,发心修补,因军务倥偬,无暇及此,暂捐四百圆,预作购买物料之用。寺中大众感激,因而与樊有联络。次年(1923年)秋,吴佩孚受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玉山奉命在登封一带收编湖北第一师别动队,其第一旅旅长卢耀堂得知妙兴武功出众,寺内又藏有枪支,便极力拉拢妙兴,后以妙兴为团长,组成第一旅第一团。这样,妙兴就加入了吴佩孚的军事集团。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豫西爆发了“胡憨之战”。陕西的刘镇华派憨玉琨率军人河南,与河南督军胡景翼作战,争夺中州。胡部樊钟秀派兰世勋运动驻偃师的憨部李慎亚倒戈。当憨部崔继华自密县退却时,妙兴率部队帮助李慎亚攻打崔继华,大大支援了樊钟秀。自此,妙兴与樊钟秀关系更加密切。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广州革命军开始北伐。九月,冯玉祥(1882~1948年)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吴佩孚联合张作霖(1875~1928 年)攻打冯玉祥,被北伐军击败。次年(1927年)春,冯玉祥占领西安,配合北伐军合攻河南。二月,妙兴所率第一团奉命开往郑州,又调往舞阳。三月六日,在与任应岐部交战中,妙兴阵亡,年仅三十七岁。六月,遗体由弟子体信运回少林寺,葬于寺东北山坡上。

民国十七年三月,建国军樊钟秀乘冯玉祥的国民军后方空虚,夺占了巩县及偃师县,但不久被冯部将领石友三夺回。樊钟秀南撤,转攻登封县城,其司令部即设在少林寺内。石友三部向南追击,至辗辕关(十八盘),少林寺僧助樊狙击,终不敌而溃。三月十五日,石友三追至少林寺,遂纵火焚法堂。次日,驻防登封的国民军(冯玉祥部)旅长苏明启,命军士抬煤油到寺中,将天王殿、大雄殿、紧那罗殿、六祖殿、阎王殿、龙王殿、钟鼓楼、香积厨、库房、东西禅堂、御座房等处,尽付一炬,以泄厥愤。至此,千载少林寺之精华,悉遭火龙浩劫!

如果说恒林迫于形势,担任“团总”,保护了寺院及一方的安全,尚可称赞的话,那么妙兴投靠北洋军阀,出任“团长”,参与征战,不但违背了佛寺清规,且引来了少林寺的劫难。

豫西地区,多灾多难。民国十一年(1922年)直奉战争以来,迄无宁岁。火烧少林寺后,接着是蒋冯大战(1929年)、蒋阎冯大战(1930年)。连年战乱、灾荒,民生凋敝,少林寺之破落可想而知。此后的少林寺当家和尚淳朴(巩县回郭镇人)、贞绪(1893—1955,巩县鲁庄乡南村人,俗姓李)等人,只在维系山门而已。

1991年冬,永信禅师率少林寺武僧团出访日本,在京都达摩寺发现了大正九年(1920年)的少林寺照片四十八张。从这批照片中得知,当年少林寺的轴线上,自南至北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内供三世佛)、法堂(又名”藏经阁”)、方丈室、达摩亭及千佛殿。天王殿内东角为为钟楼,西角为鼓楼。大雄宝殿东侧是紧那罗殿,西侧是六祖堂。千佛殿东侧是白衣大士殿,西侧是地藏王殿。此外还有一个”跨陀殿”,其位置不详。这批照片成了至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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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国人的信仰:得意时信儒教 失意时信佛道


核心提示: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以至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却并不承认,或并不自知。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2期总第482期,作者:周华蕾,原题:《有“神”的中国人》

2010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十五,按佛教和儒教传统,这天是中国人的“鬼节”。针对这个特别的日子,几天前,天津市发布了一条规定,“今后本市党员干部在丧事活动中有看风水、做道场、为亡人开光送路、焚烧冥币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严肃处理。”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作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规定,必须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往后的六十年里,正统的教科书和应试制度、乃至学者们的世界观方法论里,无神论成为解释世界的通则。

但是,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于是,在当今转型动荡的时代;一些人们转向宗教,寻求内心的安宁。

2006年秋天,美国普渡大学宗教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在山西做田野调查。当来到一处修葺一新的寺庙,一旁陪同的市政府领导忽然走到佛前,长跪叩首,从兜里掏出一叠百元大钞投进功德箱。

这位市领导很自然地解释说,去年他到五台山许过愿,那时他工作上很不顺心,专程去五台山五爷庙求佛菩萨保佑,回来后不久就得到了提拔重用。菩萨显灵了,但是由于工作一直很忙,还没抽出时间去五台山还愿,今天是从那时起第一次见到大佛,所以他得立即还愿。

如几千年来列祖列宗们所做的,中国人还是习惯见庙就拜。这种单对单与“神”沟通的方式秘而不宣。他们不会像牛虻那样坦诚地向神父告解一切,也不会把自己登记在案,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宗教信仰。

在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里,只有13。7%的中国人承认有宗教信仰,远远低于77。7%的世界平均值。而直到2007年,一份由零点调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缩写CSLS)调查结果表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

历经了六十年的大落大起,尚中庸之道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严峻的信仰问题,不是无神,而是——“神”太多了,频繁更迭,混沌如鸡子。

以科学代宗教

自五四运动起,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中,便有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当时要求进步的呼声昂扬,从高喊“打倒孔家店”一路发展到“非基督学生同盟”乃至“非宗教大同盟”,为日后的宗教改造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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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先是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时也“解放”了大批寺庙,有官方资料公布,至少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地,喇嘛由8万减至1.7万。

时间走到1966年。

这年,发明“红卫兵”那个词的北京学生张承志还在念高二,满心向着毛主席。

8月的某天,红卫兵洗劫了北京的寺庙。劫后的寺庙,成为了“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

人们狂欢着砸烂几千年来留存下来的一切。

“牛鬼蛇神”——无论是建立在民间信仰上的儒道佛三座大山、还是舶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几乎被扫荡一空。和尚被迫还俗;介乎神与人之间的圣贤孔子沦为“孔老二”;各地的方济、各修道院被关闭,主教被遣送回国……真如鲁迅所说,革了传统文化的命。

肃杀浩劫之后,只留下中国人大脑里的一片无邪单纯。

尽管文艺批判者习惯从劣根性和文革运动里追溯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缘由,但许多研究宗教社会的学者认为,文革时代里,一方面是宣传宗教是鸦片,大力取缔宗教,另一方面,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狂热情绪——“红太阳崇拜”勃兴。

毛主席被神化为“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面对毛主席像,人们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的语录红宝书全国风行,基本全国人手一册,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1968年,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被转到各地工人阶级手里,数量不够,就研制了涂蜡和仿真芒果继续往子单位分发。人们怀着无比的激动把毛主席的芒果看了又看,闻了又闻。

这场社会的迷狂以1970年代末为终结。开始反思“文革”的人们,一步步把毛泽东请下“神坛”。

全民气功运动

在法国画家高更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油画,发出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一百年后,“思无邪”的中国人掉进了一场关于生存的哲学和辩论。

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来信,继而在全社会发起命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们开始思考这个哲学命题时,宗教的灵性也渐渐得到喘息和惊蛰。当1982年,《少林寺》的功夫像一把火,烧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后,武侠小说盛行,又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宗教情绪占据了中国,这是有“成年人的游戏”之称的气功。

发轫道家的气功蜗行数千年后,于公元1950年代开辟了一番崭新的局面。其时河北人刘贵珍在一次患胃溃疡和肺结核住院途中,意外发现,他以气功锻炼治愈了顽疾。之后,他入驻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开展气功疗法。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种种的不确定性,中国人面临着古罗马人当初的困境:信恺撒,还是信上帝?出于寻找安全感的精神需求,非但气功,各种传统宗教亦跟着思想大解放,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波峰。孔庙大兴,佛教、道观的香火又旺了起来;另有国门大开后,集中在中东部和长江流域,以农民多、妇女多、老人多为特征,“洋教”基督教收获了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蓬勃。

但当时犹以气功为首。一种民间说法称,气功大师们的追随者数以亿计。甚至有气功修行者读到圣经旧约的内容,得出了“耶稣是一位功力高深的气功大师”的结论。

直至1990年代,气功热已是横扫全国。

这种如火如荼的热情一直炽烈燃烧到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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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生活的巫术化

宗教空缺的年代里,人们对于宗教的需求以毛崇拜、气功等获得强势的替代性满足。

当笼罩在一个国度的红色褪去、气功沉寂,一些人皈依了宗教,比如,当年发明了“红卫兵”的高中生张承志,而今选择了伊斯兰教“清洁精神”,作为与物欲堕落的对抗。更多的人另寻出路。

关于宗教的解释,当今市面上最流行的是“宗教市场”的观点。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卢云峰是这种范式的支持者。

卢云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种理论假设,宗教需求恒定存在,变化的是不同时代的供给。往往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流动人口数量剧增,当既有的社会联系被中断,一个宗教组织,很可能将这些被打碎的链条重新聚合起来。

根据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宗教蓝皮书》表明,基督教徒2305万,较之解放前夕的70万基督徒,翻了数十倍。卢云峰认为,许多气功的修炼者直接转向了城市基督教徒。

没有直接的官方数据表明,中国的佛教徒今日几何。但尽管也许唐宋的盛况不复,佛教显然在信徒数量上雄踞中国宗教之首。根据CSLS调查结果,2007年,有3。2%的中国人自认是基督徒,同时,自认佛教徒的人数为18%。

杨凤岗认为,宗教市场存在着一大片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这是一簇难以控制的不稳定的力量。

那个未可知的世界里,一片生机勃勃中,难免有些鬼狐仙怪的错位。

中国社会出现了“生活再巫术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条街”,大众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学预测、拆字改名、风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妇年”不结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宗教的短缺

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拦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以至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却并不承认,或并不自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认为,这是“精神走私”。中国人更擅长把宗教行为当作人与神的交易,而非人对神的责任。所以他们习惯见庙烧香,哪个菩萨灵就拜哪个,这是功利的神秘信仰。

在反思国民性之外,杨凤岗更愿意把“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现状归因于宗教供给的短缺。他在《中国宗教短缺经济学论纲》里提及:

根据1997年《中国宗教自由白皮书》提供的数字,在中国,平均每1。5万人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而美国平均每857人就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

过于拥挤的状况并不仅限于教堂。据中国旅游局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2004年春节一天,位于重庆的华岩寺接待香客4万多人,杭州的灵隐寺接待4。5万多人。在上海,除夕夜有大约15。1万人到佛寺道观抢烧头香。北京的白云观春节期间六天之内卖了60万张门票。

供给满足不了需求,这决定了灰色市场的存在,也决定了灰市里游走着数量不明的体制外的宗教“个体户”。“计划的结果不可能解决需求过剩的问题,只会导致供给短缺的制度化和长期化”,杨凤岗认为。

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宇宙待解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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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西方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日本宣传战操控甲午战争风向

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另外还做了很多新闻策划,而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两个西方记者因错走到中方阵线还被砍了头。结果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对中国极为不利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 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 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 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 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 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 “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 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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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 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 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 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 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 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 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 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 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 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 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 “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 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 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 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 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 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 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 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 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 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 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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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 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 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 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 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 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 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 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 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 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 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 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 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 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 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 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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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 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 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 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 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 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 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 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 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 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 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 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 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 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 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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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甲午战争后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 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 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 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 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 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 “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 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 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 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 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 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 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责任编辑:郭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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