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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iiTP

凤凰网/MSN网历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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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学良软禁期间送钟给蒋介石作生日礼物

【核心提示】:张学良遭软禁之 初,还抱着蒋家会放人的希望,有次蒋介石生日,张学良送个时钟,提醒蒋时间差不多,该放人了,蒋则回赠钓竿,颇有慢慢等之意;等到张学良死心,在阳明山买 墓地,准备老死台湾,不但把自己与赵四小姐墓穴挖好,连早年过逝的三个小孩(其中一个是衣冠塚),都葬在自己旁边。


张学良与赵一荻小姐在五峰清泉庭园中合影。(图片来源:中新网转台湾《中国时报》)

文章摘自中国新闻网 原题为《秘史:以为会老死台湾 张学良连墓都挖好了》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今年是张学良过世十周年,也是少帅一百一十岁冥诞,《中国时报》特别访问数名当年负责“看管”少帅的情治退休人员,回忆少 帅晚年幽禁生活的点滴,如早有老死台湾的打算、数十年如一日的裸睡习惯等。进而为读者描绘、勾勒他的神秘面纱,并见证这位从叱吒风云到回归平凡的时代人 物。

曾在阳明山买墓地

“张学良以为自己会老死台湾,所以他在阳明山买了块墓地,连自己与赵四小姐的墓穴都挖好了,还经常去看,谁晓得他活得比蒋介石、蒋经国久,最后还可以定居并老死美国,在阳明山的墓地竟未派上用场”。一位台“国安局”专勤组、负责看管少帅张学良超过十年的成员,回忆张学良软禁生活时,透露张学良已准备老死台湾的内情。

他回忆,张学良遭软禁之初,还抱着蒋家会放人的希望,有次蒋介石生日,张学良送个时钟,提醒蒋时间差不多,该放人了,蒋则回赠钓竿,颇有慢慢等之 意;等到张学良死心,在阳明山买墓地,准备老死台湾,不但把自己与赵四小姐墓穴挖好,连早年过逝的三个小孩(其中一个是衣冠塚),都葬在自己旁边,这分知 命与豁达心境,反而让张学良活到一百零一岁,既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而是在客居的夏威夷檀香山过世。

从不开冷气为养生坚持裸睡

张学良很好睡觉,他曾说过“就算明天枪毙我,今晚我还是能倒头大睡”。一位专勤组成员表示,张学良不但能睡,而且还是裸睡,即便因白内障在荣总开刀 住院,也坚持裸睡习惯,不肯穿睡衣,终生不改。由于天天裸睡,他的副官蒋友芳或是家管叫他起床前,都得先敲斗。张学良曾对专勤组说过裸睡的诸多好处,主要 在于养生。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感情早已传为世纪佳话,由于赵四小姐曾摔过腿,晚年二人是分房睡,张学良睡二楼,赵四睡在一楼。张学良晚睡晚起,从不开冷气,只吹自然风。

张学良在台湾软禁的地方有三处,分别是新竹县五峰乡清泉温泉、高雄市西子湾及北投。前两处属公家房子,在北投复兴三路的居所,则是张学良自己花钱买的,车也是自己买,不是公家配的。

张学良的嗜好是搜集照相机与收音机、养兰花。尽管软禁,但仍可四处旅行拍照,台湾宝岛几乎走遍,早年曾去过横贯公路,晚年因体力之故,活动多在北部,最远是去一趟阿里山,坐小火车上山。

笃信基督教却参访大小庙宇

张学良固定每周日去士林官邸的凯歌堂做礼拜,然后驱车到仁爱路空总附近一家牛排馆吃牛排。虽笃信基督教,但张学良夫妇参访过许多台湾大小庙宇,而且是遇庙也拜。

张学良晚年视力不好,已不看书,偶尔与亲戚打打麻将,打的是港式十一张,麻将也是特别订做的,每张牌都很大,如扑克牌般大小,才能看得清楚。当年麦当劳刚引进台湾时,夫妇打牌遇到吃饭时间,有时会叫家管买汉堡或披萨。

至于赵四小姐,本来烟抽得很凶,后因癌症开刀后即戒烟。赵四信教很诚,经常读圣经,并把读经心得印成小册子,但只送不卖,唯与张学良的相处,赵四较强势些,也不喜欢张学良交太多朋友,这对生性开朗的张学良而言,也算是种“管束”,但夫妻感情非常好,相知相伴。

(责任编辑:郭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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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贵妃公主沦为蛮族性奴


靖康之难,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遭受金兵强暴和蹂躏,被俘贵妃公主不如娼妓,堪称中国史上最耻辱的女俘。朱皇后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选择了以死抗争。这段历史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金羊网综合相关史料,刊文详叙了北宋亡女俘所遭遇的凌辱与凄惨的命运。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暴和蹂躏。北宋政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


  “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


  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数据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由于该书不属于传统史学观念认定的正史范畴,其史料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这些尚未开发的史料的甄别使用,力图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一、被掳宫廷、宗室女性的类别、人数、年龄


  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金国)准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战栗无人色”,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五千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五千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当然,被淘汰的两千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


  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 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 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


  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五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



  二、关押在青城寨、刘家寺女性的遭遇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就开始遭到金军将领的蹂躏,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劝酒,稍有反抗就被当场斩首。二月七日晚,三名女性被斩首示众;一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杀;另有三名贡女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竿捅伤,扔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


  斡离不指着这三名女子的尸体警告王妃、帝姬要以此为鉴,否则同样下场。他们还强令福金帝姬安慰、说服刚到的人梳妆打扮、更换舞衣,供金军将领享乐。不久,保福、仁福、贤福三名帝姬和两名皇子妃被折磨而死。在金军将领强迫宋徽宗参加的宴会上,斡离不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遭到宋徽宗“一女不事二夫”的拒绝。粘罕不胜恼怒,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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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国相(粘罕、斡离不)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其后随着宫廷、宗室、贡女的陆续到来,除选定贡女三千人以外,金国朝廷“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到金军撤离,粘罕、斡离不领人观看从京城搬运北宋皇宫的器物时,身边已是“左右姬侍各数百,秀曼光丽,紫帻青袍,金束带为饰”。


  同时,分赃不均也引发了金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万户赛里指使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申述他的弟弟野利已经和多富帝姬定情,要求元帅府归还多富帝姬。两位元帅听后勃然大怒,将野利斩首。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哥哥尚富皂,起因也是因为尚富皂奸污了陆笃诜抢来的宗室妇女。在金军将领的淫威之下,“各寨妇女死亡相继”。


  也有个别王妃不甘接受这样的屈辱,与金军将领发生争执。斡离不理直气壮地说:“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王妃争辩道:“谁所卖?谁得金?”斡离不回答:“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该王妃还幻想自己身分尊贵,不在受辱之列,“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斡离不反诘道:“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金军血腥残暴和皇帝懦弱无能的现实下,这位想捍卫贞节的王妃最终也“语塞气恧”,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



  三、押解途中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的遭遇


  据《宋俘记》记载,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被分作七批押往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除忍饥受冻、风餐露宿外,她们既要克服身体的特殊状况(月经或怀孕),而且随时还会遭到押解官员的骚扰和侮辱。


  《青宫译语》完整地记载了第二批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上京的全过程,从她们的经历可以比照其它六批女性的遭遇: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宋高宗的母亲)、邢妃(宋高宗的皇后)、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五千名金兵的押解下北迁。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因“坠马损胎”。四月初一日,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四月二日,行程途中,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盖天大王见色起心,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被真珠大王阻止后,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十一日到达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县)后,金军将领听说朱妃、朱慎妃擅长填词歌咏,逼迫朱妃、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两人无奈,就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 “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四月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邀请北宋后妃参加。四月二十九日,真珠大王押解韦妃等先行,与盖天大王分别,盖天大王“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对这些女性仍心存觊觎。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150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病者才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除富金帝姬等4人被赐给真珠大王为妾、陈桃花等4人赐给真珠大王为奴婢外,韦氏、邢氏等18人被遣送到洗衣院。


  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能进行完全统计,从第一批押解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有大批女性死于押解途中:第一批被押解的人员中有宗室妇女3400多人,她们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寨出发,由于途中“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十人九病”,有1500名妇女在途中死亡。四月二十七日到达燕山时,仅存妇女1900余人,死亡率为44%,到达上京的死亡率应在50%以上。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固新押解贡女3180人、诸色目人3412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初八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由于连日下雨,贡女所乘的车大多已经破漏,她们被迫到金兵的营帐中避雨,结果遭到金兵的轮奸,以致“多*毙”。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



  四、总体结局


  这些女性在途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后,最终到达上京。她们被强行遣送到洗衣院、御寨或分给金军将领,有的甚至沦落为娼。金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1128)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发送前,金国统治者再次命令20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94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从字面看“洗衣院”好像是洗衣的机构,其实不然。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第二天“并蒙幸御”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


  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徽、钦两位皇帝和大多数女性苟且偷生的最大嘲讽。


  宋徽宗在世的21名公主中,除死于刘家寺的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3人外,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迫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剩下的16人中没入洗衣院的9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6人、云中御寨者1人。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5人,郑皇后和其它3位皇妃一同和宋徽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伊兰县),韦氏流落洗衣院。嫔位的31名女性中,4名移居额鲁观寨,4名移居萧庆寨,3名移居葛思美寨,其它20人随宋徽宗第四批北行,3人生子,其余人员情况不明。其它封号的108人中,其中婕妤、才人、贵人、美人41人,先入青城寨,跟随第五批北行,曹小佛移居葛思美寨,到燕山以后,新王婕妤等5人归宋徽宗,其余35人居燕山御寨,至上京以后此35人又被分散,奚拂拂等10人入洗衣院,莫青莲等21人分别入斜也、讹里里、达赉、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邱巧云等4人死于途中。至于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67人,李春燕被金人赏赐给张邦昌,陈桃花等4人归真珠大王寨,郑佛保等4人归宝山大王寨,霍小风等2人归高庆裔寨,郑巧巧等2人归余余寨,王猫儿等4人归兀室寨,费兰姑等4人入娄宿寨,沈金男等2人归刘思寨,韦月姑等44人第七批北行,途中死亡11人,其余33人归云中御寨。


  除柔嘉公主随宋钦宗至五国城外,其它29名皇孙女,死于寿圣院及途中的14人,过沼泽地时被水淹死的4人,没入洗衣院的6人。剩下的5人中,肃王的女儿玉嫱被封为帝姬,景王的女儿嫁给了韩昉的儿子,益王的女儿嫁给了克锡的儿子,其余2人下落不明。


  宋钦宗1后1妃,朱皇后死于上京,朱慎妃随至五国城。10名有封号的姬妾,其中4人入真珠大王寨,卢顺淑等4人入宝山大王寨,郑庆云等2人到燕山以后归宋钦宗,流落至五国城。另外作为奴婢封职的27位,其中6人途中淹死,1人自刎,2人病死,顾顽童等 3人归宝山大王寨,杨调儿等2人被赏赐给真珠大王,朱淑媛等13人入洗衣院。


  34名皇子妃中,第二批北行者5人,3人发配到洗衣院(其中高宗皇后邢氏、田春螺死于洗衣院,朱风英后至五国城),1人配真珠大王,1人封绍兴郡夫人。第三批北行者1人,先入宝山大王寨,后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梴。第五批北行者28人,入洗衣院者9人,其中4人于天眷十三年迁往五国城,另外5人死于洗衣院;被遣送到各大营寨者10人,赐给伪相国李浩为妾者1人,另外8人无考。可见,在34名皇子妃中,除8 人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女性仍然被遣送到各大营寨(12人)和洗衣院(12人)。


  史书留下的有关宗室记载,惟有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义和郡王赵有奕三支。其中燕王妻至五国城,妾2人入洗衣院,儿媳4人、女儿及孙女6人中,只有女儿赵飞燕被封为次妃,其余下落不明。越王赵偲,妻殁于韩州;妾2,1殁于燕山御寨,1殁于洗衣院;儿媳6人,女儿3人,孙女1人,其中女儿檀香入宫为夫人,儿媳陈艳入兀术寨,其余下落不明。郡王赵有奕妻殁于道。[9](p286。288)由于宗室女被没入洗衣院或分给参加侵略战争的金军各级首领,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金国一个铁匠竟以“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分的女性。这些女性“甫出乐户,即登鬼录”,命运大致相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对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瓜分中,获益最多的是金朝统治者。首先是金朝皇帝,占有被送到洗衣院和各大御寨的女性;其次是发动战争的军事贵族,粘罕、斡离不在离开北宋都城前身边女性已达百人以上,到上京以后,他们又参与了对押解到上京妇女的再分配;再者是参加战争的各族军事首领,据以上有限、具体的数字统计,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女性:额鲁观寨4名,萧庆寨4名,葛思美寨4名,真珠大王寨11名,宝山大王寨12名,高庆裔寨2名,余余寨2名,兀室寨4名,娄宿寨4名,刘思寨2名。


  随着南宋抗金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宋金议和的进展,这些被掳女性的处境稍有改变,少数宗室女性被召入金国的皇宫,也有一些女性嫁给了金国贵族,还有个别女性作为金国的友好使者远嫁异域,如在金国出生的全福帝姬嫁给了西夏国的李敦复。就整体而言,除了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伴随宋徽宗、郑皇后、邢氏的梓宫南归的宋高宗的母亲韦氏外,其它女性全都留在金国。正隆六年(1161)七月完颜亮南侵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此时距“靖康之难”已30余年,从年龄上推算,这些女性大多已经在30在50岁之间,最小的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客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被人人弃了。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以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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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揭秘:朝鲜皇室的“反清复明”计划

【核心提示】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族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2008年第24期,原题为:“朝鲜皇室的‘反清复明’计划”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湨,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一起,曾经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当了很久的人质。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中原。十一月初九,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李溟的哥哥,当时的朝鲜王储)和风林大君(李误),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5年三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傢出城迎接“天使”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五月二十一日,昭显世子虽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李傢心知肚明,但是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向清朝上报“世子病亡”。六月初七,被多尔衮释放的风林大君回到汉城。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去世“深为惊悼”,并对其暴毙颇感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1645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朝册封李湨为朝鲜世子。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族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的《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千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于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就是这样处理的。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禾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子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 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曰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李湨的儿子显宗李棚(音“渊”)和孙子肃宗李焯(音“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1650年,李溟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租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 “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清朝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60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且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且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中朝关系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责任编辑:宋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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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朱元璋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贬孔不成便“删孟”(1)

朱元璋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禁止“异端邪说”流行连儒家学说也不放过

    朱元璋在政治上搞独裁,通过废除丞相使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专权,在文化上搞专制主义,他不仅把纵横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对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也百般挑剔。他曾下令全国停止对孔子的祭祀,想贬低孔子的“教主”地位,结果遭到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

    贬孔行不通,朱元璋几年后把矛头转向孟子。以孟子对君主有极不尊重的言论为由将孟子逐出文庙,结果同样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次年便收回成命。撤不了孟子的牌位,使朱元璋觉得脸上无光。他想出了删书的办法“惩罚”孟子,命令刘三吾等人按自己的旨意将《孟子》一书删去三分之一,编成《孟子节文》一书,又下令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删孟造成的恶果是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导致明清两代中国人文精神沉沦,先进文化变成保守文化,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难得一见,文化思想领域一片沉寂,万马齐喑。

    明代文化大事回顾

    下令全国停止通祀孔子

    朱元璋虽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要使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孔孟之道,这是汉以后明以前屡试不爽的历史经验。在刚登上帝位时,他对孔子还非常尊敬。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丁未,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先圣孔子于国学”,并派使者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孔子及其后人的看法有所改变。

    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当时曲阜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令徐达送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到南京见自己。孔克坚称病不赴,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来见徐达,徐达把孔希学送往京师。朱元璋见孔克坚没有亲自前来,非常恼火,马上又下敕书给孔克坚,里面说:“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对孔克坚是否真的有病表示怀疑。当时孔克坚担心朱元璋不高兴,在儿子赴南京后自己也动身起程,在路上遇见使者,见到敕书后十分惶恐,日夜兼程赶到南京,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了孔克坚。朱元璋问他多大年龄,孔克坚说已五十三岁。朱元璋说:“卿年未迈而疾婴之,今不烦尔以官,惟先圣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宜俾之进德修业,以副朕怀。”即日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第二天,朱元璋对侍臣说:“先圣后裔,宜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孔克坚在元朝任国子监祭酒,也是个不小的官,在明朝却无官无职,可见朱元璋对孔子后人有提防之心。他对孔子的后人如此,对孔子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令天下震惊的诏书,诏书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这在当时令所有的读书人感到有如晴天霹雳。虽然这是皇帝的圣旨,但不少大臣表示不敢苟同。刑部尚书钱唐“伏阙上疏” 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徐程也上疏称:“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钱唐、徐程都说得在情在理,但朱元璋均不接纳,仍一意孤行。后来,他觉得这一做法与自己常说的“治天下以仁义为本”自相矛盾,只好收回了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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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将《孟子》删去三分之一

    唯我独尊的朱元璋没有办法贬低孔子,便把目光盯在其他儒家人物身上。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偶览《孟子》,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并对诸大臣说,如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当时所有大臣均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刑部尚书钱唐不怕得罪皇帝,他再次挺身而出,抗疏入谏,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时朝中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满腔怒火的朱元璋本想拿钱唐开刀,但见他态度诚恳,坚毅不屈,便放了他一马。

    无端端地将孟子逐出文庙显然是不得人心之举。一年后,朱元璋下诏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庙,配享如故。然而,朱元璋对孟子的犀利言论仍耿耿于怀,他怕《孟子》把天下读书人都教坏了,更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深入人心,对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删书的办法。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刘三吾完成删孟任务后,朱元璋立即下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当代学者李洁非评论说:“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创造发明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之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学之中。中国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

    孟子哪些言论刺激了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独裁君主,他废除丞相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一人的专权。他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堂而皇之地凌驾于天下百姓之上。而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和朱元璋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谓天生的对立者,所以他俩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但他们之间的 “观点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顾统治者的颜面,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摆在“民”和“社稷”的后面,如此贬低君的地位,自然是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可的,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例外。

    而更让朱元璋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孟子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天下百姓不必效忠于一姓一人。人民有权力“变置”或推翻不称职和残害百姓的君主。他说: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与齐宣王的一次对话中,孟子巧妙地把话题引导到如果“四境不治”,君王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使齐宣王十分尴尬。

    孟子对齐宣王说:“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您的一个臣子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去楚国游历,回来时发现妻儿挨饿受冻,怎么办)?”齐宣王说:“弃之(与他绝交)。”孟子又说:“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狱官不能管好他的属下,怎么办)?”齐宣王说: “已之(罢免他)。”孟子接着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整个国家不能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这才发现上了孟子的当,尴尬地“顾左右而言他”。

    齐宣王在与孟子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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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史书上提到令朱元璋勃然大怒的一段话出现在《孟子·离娄下》,也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这里,孟子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君臣关系,而且着重强调在君对臣有礼的前提下臣对君才会忠,否则臣对君不仅不忠,而且把君视为“国人”和“寇仇”。这种君臣之间“互动关系”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朱元璋认为臣对君应无条件绝对服从,孟子这些话“非臣子所宜言”,故一怒之下将孟子逐出文庙。

    孟子游说诸侯遭冷遇

    诸侯称他迂远不实际

    孟子是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汉人赵岐说他是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曾带领学生先后游说齐、宋、鲁、滕、梁等国,虽一度做过齐国的客卿,但他的主张与诸侯的想法格格不入,最终不为统治者所用。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用仁政理念去游说忙于攻伐兼并的诸侯,显然不合时宜。司马迁举了一个例子:梁惠王与孟子商量准备攻打赵国,而孟子却故意给梁惠王讲了一个当年太王为躲避夷狄而主动离开邠地南迁到岐山之下的故事。司马迁说,这样游说诸侯好比“持方枘欲内圜凿(拿着一个方榫往圆槽插)”,怎么会插得进去?难怪孟轲“困于齐梁”了。

    因游说诸侯不成功,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死后,其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高。在汉代,《论语》是经书,《孟子》是子书,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地位悬殊。

    历史上第一个抬高孟子地位的是唐代文豪韩愈。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他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等“先王之教”,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孟子是道统传承的最后一人。韩愈还说:“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从此拉开了尊孟的序幕。

    尊孟与贬孟争了百年

    最后由朱熹一锤定音  

    到了宋代,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首次被朝廷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后来,宋儒还进一步把《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然而,就在《孟子》超“子”入“经”的时候,学术界发生了贬孟与尊孟的争论。这个争论在两宋之际延续了一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尘埃落定。

    贬孟派以思想家李觏、学者郑叔友和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为代表。李觏著《常语》批判孟子,李觏指责孟子以仁义“乱天下”,其仁义之说,与纵横家的阴谋、兵家的诈诡,方式虽然不一样,而 “乱天下”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孟子是“五霸之罪人”。李觏还指出孟子所说关于舜与瞽叟、象的传说是无稽的“委巷之谈”;韩愈说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也不符合事实。郑叔友著《艺圃折中》,称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而是“忍人”、“辩士”,资性轻薄。孟子开口不离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想做大官,玩的是一套“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司马光著《疑孟》,指出孟子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叔友的议论相似。另外,还有冯休著《删孟子》、晁说之著《诋孟》,皆以诋毁孟子为事。

    尊孟派以二程(程颐、程颢)、余隐之、朱熹等为代表。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 ‘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余隐之写了《尊孟辩》,逐条反驳李觏、郑叔友等人的贬孟言论,为孟子辩护。朱熹则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肯定并补充余隐之的观点,进一步尊崇孟子。朱熹称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没有孟子这个“运舟之人”,舟就无可航行。朱熹认为李觏“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郑叔友的议论是“诡僻颠倒”,“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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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二程和朱熹都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言论影响极大。朱熹的《读余隐之尊孟辩》终结了这场争论,应该尊孟,必须尊孟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后来,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与“五经”并列,而且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此后,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在儒门中地位仅次于孔子。

    儒家思想是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是如此尊崇,所以即使明太祖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将孟子逐出文庙,也不能改变孟子在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朱元璋令人删去《孟子》大量内容,也不能削弱孟子思想对后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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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乌纱帽”两边加翅的玄机:为防朝臣交头接耳

    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就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忽悠地颤动,皇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并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9月下)

    如今提起“乌纱帽”往往与当官相联系。其实早在东晋成帝时,凡在都城建康(南京)宫中做事的人,均戴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人称“乌纱帽”。南北朝宋明帝时,这种帽子在民间也流传开来。于是,“乌纱帽”遂成为民间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

    隋唐时,天子百官士庶都戴乌纱帽。但为适应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隋朝用乌纱帽上的玉饰数量来显示官职大小:一品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就不准装饰玉块了。

    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就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忽悠地颤动,皇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并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清代官员的乌纱帽被换成红缨帽,但人们仍习惯称官员丢官为“丢掉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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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赵炎:范仲淹曾爱上雏妓不能娶很纠结
文/赵炎
    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垂史册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曾于中年时闹过一次婚外情,并为此纠结多年,好在后来在朋友帮助下,终于得遂心愿,花开并蒂。
    此事还要从仁宗年间震惊朝野的“百官图”事件说起。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搞水利有功,调回京城,担任开封府尹。当时的一把手是宰相吕夷简,他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于是,范仲淹就暗中展开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把现任官员调升情况一一标注清楚,然后向仁宗揭发吕夷简(政敌攻击而已,吕夷简为官其实还不错)。
    这个吕夷简可不是好惹的,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也不怕,焉能把小小的开封府尹放在眼里?遂即进行反击,讥讽范仲淹迂腐,还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朋友多,“勾结朋党”一条或许还靠点谱;“离间君臣”一条就纯属构陷了,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哪跟哪呀。仁宗一听就火了,当即将范仲淹贬为饶州(今江西鄱阳)知州。
    范仲淹到饶州时已经四十七岁,胡须差不多开始花白了,曾作诗自慰:“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仕途不顺,加上妻子李氏也在病中,这段日子估计过得非常惨淡。
    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倒是经常来看望他,二人免不了要开怀畅饮散散心,诗词吟咏怡怡情,其间少不了要找歌姬作陪,这一陪不打紧,却让范仲淹多了一次婚外情。
    虽然在朝廷遭遇冷落,但在饶州地界,范仲淹可是老大唉。听说是范大人要找歌姬陪客,饶州教坊的头头赶紧上杆子巴结,选了几位姿色上佳、歌艺出众的女子送上门来,其中有一位雏妓,约莫十一二岁,长得乖巧可爱,聪慧过人,范仲淹初次与其见面,就喜欢得不得了。之后但凡宴客,范大人必点名要这个雏妓相陪,时间久了,居然情根深种。
    顺便交代一下,北宋教坊制管理下的官妓,朝廷有明文规定,只能伺宴,不许伺寝,更不允许私下买卖。这一规定,在京城汴梁执行情况比较好,但在偏远州县就难说了。范仲淹曾萌发花钱买下这个雏妓作妾的念头,但考虑到妻子尚在病中,该雏妓又还幼小,就想等几年再说。
    第三年,妻子李氏去世,买雏妓的事情又提上日程。谁知“天公”不作美,仁宗皇帝的火气还未消,问吕夷简那个范希文现在哪儿?吕夷简说在饶州,皇帝说,让他再滚远点,去岭南贬死他。幸亏正直的宰相王质从旁斡旋,仁宗才没有坚持。不久,把范仲淹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当知州,买雏妓当妾的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
    离开饶州后,范仲淹始终不能忘怀那位可爱的雏妓,心中很纠结,曾写《苏幕遮-怀旧》(一说别恨)抒发相思之情:“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在跟好朋友魏介的书信往来中,他也直言不讳说喜欢那位歌妓(此时应该十六七岁了)。其时魏介恰好就在饶州,见老友话里话外的意思那么直白,就动了成人之美的想法,经过多方走动,终于花钱把这位歌妓买下来送给了他。范仲淹总算释然了,老来得佳人,意气风发,又写诗抒怀:“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
    范仲淹后来去西北戍边、搞庆历新政,那位歌妓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直到他六十四岁去世。据说范仲淹第四个儿子范纯粹,就是该雏妓所生,可惜史料中找不到她的名字。(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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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清朝皇家的团圆饭:皇帝乾清宫吃素馅饺子(1)

    在清代,皇帝吃饭有特别的叫法,称为“用膳”或“进膳”。按清宫定制,负责皇帝吃喝的官员和厨役总共是490人,其中御膳房370人,御茶房120人。清代皇宫里过年时,皇帝、后妃们是怎样举行家宴的?一般都吃些什么?

      除夕中午:皇家过年的团圆饭

    清朝皇帝平时都是单独进膳。过年时,年三十、初一这两天,要与皇后、贵妃这些后宫佳丽们一起吃团圆饭。

    年三十这天中午,皇家过年的团圆饭,也就是清宫除夕家宴,地点一般是在乾清宫。乾清宫处于内廷宫殿的核心位置,是后宫的主体建筑。用餐时,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下的宝座台上,专门摆放皇帝自己用的金龙大宴桌,坐北向南,两边是花瓶。在皇帝的宝座前面,是后妃们用的有帷子的陪宴高桌,分东西两侧,皇后的宴桌摆在左边即东侧的第一个位子,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皇家女眷,按着等级身份,分两侧排开。皇后是独自一人一桌,其余都是二人一桌。这些事,都是由主管后宫事务的敬事房来操办的。

    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太监奏请皇后率妃嫔们依次就位,各自在自己的宴桌旁站立等候。这时,皇帝在宫廷音乐声中进入乾清宫升座,后妃们行礼。皇帝入座后,开始演助兴的承应宴戏,皇帝和后妃们边看戏边进餐。冷菜是事先摆好的,宴会开始后,太监传话上热菜和汤菜。按着定制,皇帝的宴桌上,一般是热菜20品,冷菜 20品,汤菜4品,小菜4品,鲜果4品,瓜果、蜜饯果28品,点心、糕饼29品,总共是109品。皇后以下的宴桌上,有热菜、冷菜、糕点、瓜果等15品。皇帝家宴的菜肴,以鸡、鸭、鹅、猪、鹿、羊、野鸡、野猪肉为主,还有燕窝、蘑菇、木耳及各类蔬菜。具体的菜名,如燕窝炖鸡、碎剽野鸡、鸭子炖汤、豆腐炖汤、鹿尾酱、攒盘肉等。

    皇帝、后妃们进膳后,还要喝奶茶。喝完茶,宴会并没有结束,这时要撤掉宴席,重新摆放酒膳。举行酒膳时,皇帝的宴桌上有荤菜20品,果子20品。后妃们的陪宴桌上,酒膳有15品。皇帝进酒时,后妃们都要一一跪拜。进酒之后,再喝果茶。承应宴戏演完后,后妃们向皇帝跪拜,皇帝起身回便殿,后妃们也各回自己的宫殿。皇家过年的团圆饭算是吃完了。

    皇家的除夕家宴虽是相当的丰盛讲究,但有两点却是值得我们玩味的:一是皇家过年的团圆饭,后妃们是不能和皇帝在一张桌子上热热闹闹地用餐的,桌子的摆放是按着身份的尊卑来安排的;二是皇帝家宴是不能出现儿孙欢聚一堂的场面的,只有皇帝这一个男人能与宫中女眷一同餐饮,即使是皇子、皇孙,也是不能参加的。这样看来,皇家过年的这种团圆饭,夫妻不能同桌,儿孙不能同乐,也确实是少了平民百姓的天伦之乐。

      子夜过后:皇帝在乾清宫吃素馅饺子

    说到过年,自然离不开吃饺子。子夜过后,皇帝先在养心殿的东暖阁举行元旦开笔仪式,然后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就要到乾清宫吃新年的第一顿饺子。在清代皇宫,把水饺叫饽饽。新春子夜里皇帝吃什么样的饺子?档案记载,既不是大鱼大肉,也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素馅的。这些素馅,以干菜为主,还有蘑菇、笋丝等。

    大过年的,皇帝为什么吃素馅饺子?原来,在皇宫里,有许多礼佛奉道的特定场所。清朝皇帝都信佛,春节这天,皇帝吃的饺子和敬佛的饺子都是同一锅煮出来的素馅饺子,以求新的一年平安素净。

      元旦早晨:皇帝与朝臣的太和殿筵宴

    大年初一,从汉朝开始就称为元旦。在清朝形成这样的定制,元旦早晨天亮前,王公大臣们早早就要在午门外集合。大约六七点钟,在礼部官员引导下,文武百官进入宫门,在太和殿外,按着品级,东西各站18排。皇帝御临太和殿,举行朝贺仪式。接下来,还要在太和殿举行大型宴会,皇帝与王公百官共贺新春佳节,这叫太和殿筵宴。

清朝皇家的团圆饭:皇帝乾清宫吃素馅饺子
太和殿筵宴图

    太和殿筵宴之前,先要在大殿内皇帝的宝座前,摆放皇帝专用的金龙大宴桌。太和殿筵宴的规模有多大呢?在太和殿内和太和殿外的丹陛上,一般是共摆设群臣宴会桌子210张,这一次宴会,光是用羊就要100只,酒100瓶。有资格参加太和殿筵宴的,有内外王公和一品、二品以上的文武大臣,这些人的官职、姓名,要先奏报皇帝阅览。

    太和殿筵宴举行时,王公大臣均穿正装,也就是朝服,按官职品级排立。吉时一到,午门上钟鼓齐鸣,皇家乐队奏响中和韶乐。皇帝在乐曲声中就座后,王公大臣进行叩拜。接下来,是十分繁缛的进茶、进酒、进餐仪式。皇帝和群臣们一边吃喝,一边欣赏着歌舞音乐,有时还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杂技表演。最后,在乐曲声中,群臣行一跪三叩礼,皇帝起身回宫,王公大臣们再依次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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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初一中午:皇帝的乾清宫家宴

    初一这天,在太和殿与群臣宴会后,皇帝接着还要举行一次家宴,地点是在乾清宫。像除夕家宴一样,皇帝自己用金龙大宴桌,后妃们用有帷子的陪宴高桌,按着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这些后宫的等级封号,分左右两排摆放。

清朝皇家的团圆饭:皇帝乾清宫吃素馅饺子
乾清宫家宴

    皇后率妃嫔们先就位,在自己的宴桌旁站立等候。皇帝在宫廷音乐声中进入乾清宫升座,后妃们行礼。入座后开始演助兴的戏曲,叫承应宴戏。皇帝和后妃们边看戏边进餐。承应宴戏演完后,后妃们向皇帝跪拜,皇帝先起身回便殿,后妃们再各回自己的宫殿。

    大年初一的皇家宴会都吃些什么?从清宫膳单记载来看,菜肴一般是20道左右。举个例子,乾隆皇帝89岁那年大年初一的膳单是这样开列的:燕窝肥鸡丝热锅1 品,燕窝烧鸭子热锅1品,肥鸡油煽白菜热锅1品,羊肚片1品,托汤鸡1品,炒鸡蛋1品,蒸肥鸡鹿尾1品,烧狍子肉1品,象眼小馒头1品,白糖油糕1品,白面丝糕糜子米面糕1品,年年糕1品,小菜5品,咸肉1碟,攒盘肉2品,野鸡粥1品,燕窝八鲜热锅1品。

    据此,我们了解到,乾隆皇帝大年初一的这次御膳,连菜带汤,还有糕点,总共有22道。同时,膳单还告诉我们,乾隆的这顿饭菜,既有燕窝、鹿尾、狍子这些高营养的菜肴,也有煽白菜、炒鸡蛋这样的大路货,还有年糕、馒头这样的主食。乾隆过年用膳,虽然不乏帝王气派,但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全是山珍海味,他的餐饮,荤素搭配,这种膳食结构还是很合理的。而且,乾隆喝酒也很有节制,春节期间喝的主要是屠苏酒,每顿2两,从来不过量,至于烈性白酒基本不沾。看来,乾隆的确是很会养生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在春节期间,冰天雪地的皇宫里,清朝的皇帝后妃们竟能吃上西瓜,而且还是台湾的西瓜,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台湾西瓜进献清宫,始于康熙年间,每年春节前夕,也就是腊月时节,进献一次,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每年都曾享用台湾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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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袁世凯在山东如何镇压义和团:大摆鸿门宴

核心提示:他热情地邀请义和团的头目们到府邸饮宴,等他们到齐了,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命令他们沿着院墙站成一排,在义和团头目恐惧的求饶声中,枪声大作,结果无人逃脱。



本文摘自《辛亥革命》,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鸿门宴”缴杀义和团,遭致慈禧不满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袁世凯主张对义和团采取“剿杀”政策。在满朝文武被义和团“扶清灭洋”情绪卷入的背景之下,这彰显了袁世凯在混乱的大局之下保持冷静的睿智和勇气。他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基于其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

他调任山东巡抚之初,原来的山东巡抚毓贤被调往陕西任巡抚。毓贤是一个狂热的排外主义者,因为他对山东的义和团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义和团才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天津、直隶一带呈现烈火燎原之势。被狂躁情绪冲昏头脑的毓贤在陕西巡抚任上,将陕西全省的外国传教士骗入巡抚衙门集体屠杀,他甚至还亲自动手,杀死了三名传教士。如果毓贤继续留任山东巡抚,山东省的传教士估计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袁世凯上任之初,济南府的西南部已经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杀死了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袁世凯已经预料到这种政策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在山东全省打击义和团的势力,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安全。袁世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上任之后,山东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义和团杀害,在他的协助下,在山东的外国人要么逃离山东,要么被他保护起来。

袁世凯的这种明显的亲外政策,引起了当时对义和团采取鼓励态度的慈禧太后的不满,袁世凯日后的地位和将来的升迁希望都掌握在她的手中。那些因为相信义和团 “刀枪不入”的说法而变得狂躁凶狠、发誓要将大清帝国境内所有的外国人杀光的保守派,对他群起而攻之。愤怒的底层民众咒骂他是“混世魔王”,声称要“替天行道”除掉他,因此袁世凯的生命不断受到威胁。但民间的仇恨、同僚的反对和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他的不满,并没有丝毫动摇他剿杀义和团的决心。

由于受到袁世凯的沉重打击,山东义和团的首领们派出一名代表去游说袁世凯,这位代表告诉袁世凯,民间仇外的情绪正在猛烈上升,他劝巡抚大人“顺应民意”铲除洋毛子,让他的子民都从那可恨的西化风气中解脱出来。

见多识广的袁世凯没有相信这个朴实的义和团代表的话,他知道在实力悬殊的中西对比下,洋人不可能被赶出中国,更别谈“永远”,他明确地告诉这位代表,想把洋人赶出中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他奉劝义和团民,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位代表却告诉他,胜利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兄弟们有法术护身,洋人的子弹不可伤他们分毫。

对此,袁世凯严厉地回答道,他的士兵手上就有这些子弹,对方不妨派自己的人出来做个法术表演。义和团代表对此表示拒绝,但是袁世凯却不肯放过他们。他热情地邀请义和团的头目们到府邸饮宴,等他们到齐了,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命令他们沿着院墙站成一排,在义和团头目恐惧的求饶声中,枪声大作,结果无人逃脱。

袁世凯用一场鸿门宴,终结了义和团在山东的势力扩张,并成功地阻止了义和团向山东以南省份的扩散。受到袁世凯打击的山东义和团只得向直隶转移,导致直隶“香火鼎盛”,最终影响了政府。袁世凯果断地让山东加入了“东南互保”,让山东中立于清政府与列强的战争之外。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人们发现,袁世凯这位铁腕巡抚使山东省免受了邻近的直隶省遭受的生灵涂炭,袁世凯的权力与威信比以前更加稳固。

铁腕巡抚

1901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朝最重要的省份,因为都城北京,以及进军北京的两座门户大沽港和天津港都在它的辖区之内;直隶总督还控制着所有通往京师的道路,负责保卫皇室的安全。直隶总督是清朝的第一总督,担任此要职等同于担任了清朝的宰相,直隶总督随时可以谒见皇帝和皇太后。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正是利用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权倾天下,而袁世凯却没有像李鸿章那样运用权势大肆敛财。他以一位直率可靠的君子的形象出现在慈禧太后面前,给善于从细节之处观察人的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慈禧太后很快原谅了他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与自己唱反调的行为,在他进京之时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1902年,在慈禧太后面前肯定了自己才能的袁世凯获得了更多重要的官职——督办中国北部铁路修建的全权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侍郎、陆军大臣,最后成为内阁总理大臣。这些经历使得袁世凯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在中国鲜有匹敌者。袁世凯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他清楚地认识到采用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士兵扔掉弓箭,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给士兵们配备步枪,接受前所未有的纪律训练,为中国组建了一支极为精悍的部队。他还为他的部队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医院,采取最为标准的卫生措施。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军事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推动者,他在中国大力推动新学堂的建设,为向普通的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科学知识规划了波澜壮阔的蓝图。

1904年,义和团出现死灰复燃之势,袁世凯旋即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胆敢妖言惑众扰乱民心者斩!胆敢教授、研习如义和拳、红灯照妖术者斩!”这对于希望再次掀起灭洋运动的狂热分子无异于当头棒喝,这股暗潮很快偃旗息鼓,狂热分子们知道袁世凯对付义和团的手段,他们并不希望落得与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期的义和团的头领们同样的下场。

他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学术上却是宽容的。他对某些新教传教士的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极为赞赏。1898年,他邀请长老会牧师赫伯特·E。豪斯博士担任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0年又邀请长老会牧师、滕州教会学校校长华生·M。海伊斯博士担任他所建立的济南府文学院院长。1906年他到保定府视察期间,发现当地充满着对土地爷的迷信,当地土地庙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庙的庙祝们却向他报告了许多有关当地死亡人数的情况。于是袁世凯命令把当地所有的土地庙改成警察局,同时下令把土地庙里的所有神像集中起来统统扔到河里。当地传教士闻讯赶来看热闹,他们想要看看当地老百姓怎样执行袁世凯的这道命令,他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数千名中国人站在河岸上,他们也把神像沉塘当做一件笑话看,他们有人甚至还在说:“看哪!神仙们在洗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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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三次力图收回香港的努力为什么会失败?


核心提示:抗战期间及日寇投降时,蒋介石趁着中国在反法西斯阵线中地位增强的机会,先后三次提出收回香港,然因中国是大国而非强国,或遭英国无理拒绝,或美、英狼狈为奸施加压力,使公理难敌强权,香港回归梦未圆。

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谈判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不过半月,日军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了香港。

美、英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发布《宣战训令》,公开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约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近代以来,东西方列强强加给了中国多个不平等条约,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企盼将此类条约早日废除,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而今国民政府公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得到各界一致拥护,在全国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热潮。

1942年三四月间,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和宋美龄,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希望尽早废除先前强加于中国的旧约,另签平等互利的新约。其时的中国,已与美、英建立了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又是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又因为坚持抗日六个年头的中国军民,紧紧拖住了百万日军,显示了无尽伟力。

罗斯福把美国政府的意向通报给了英国,英国首相丘吉尔声称只能部分废除。保留的部分,就包括了香港。

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同时通知中国,准备马上就废约问题与中国谈判。次日下午,蒋介石在双十纪念大会上公布了这一喜讯,内有语云:“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至此可以根除。”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心中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

中国与美、英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谈判展开,无论在朝在野都以为,随着中英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只等打败日本,香港可以回归祖国怀抱了。事与愿违,虽然与美国的谈判颇为顺利,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问题上陷入困境。

英国首席代表、驻华大使薛穆,根据首相丘吉尔与外交大臣艾登的指令,在向中国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中,对于归还香港只字未提,且公开宣称: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决不会发生丝毫动摇与妥协。

英国首相丘吉尔更说:“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非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土地。”

蒋介石虑及英国的态度,从维护盟国友谊以利反法西斯大局出发,作出了让步,只要求废止1898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归还九龙租借地,至于被割占的香港本岛及尖沙嘴一线,且待以后另行谈判收回。九龙租借地又称新界。1898年4月,英国趁着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以法国占据广州湾对香港构成威胁为托词,照会清政府提出扩界要求。谈判中,已成惊弓之鸟的清廷有求必应,答应从深圳湾至大鹏湾画一直线,直线以南所有地区全部租给英国。这就是新界,较之割让的港岛与尖沙嘴一线扩大了近11倍,水面扩大了近50倍。1898年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规定自当年7月 1日起,英国开始使用新界,租期以99年为限,即至1997年6月30日为止。

英国连新界也不愿归还,远东司司长克拉克申述其所谓理由:“租借地的大部分地区在对香港的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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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11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中英之间要讨论的条约,与包括九龙租借地在内的香港任何部分毫无关系。”

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外交部处长吴国桢批驳说:“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也曾一再强调收回新界的要求。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

但英方也抱强硬态度,在12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决议:坚持此前方针,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23、24日,艾登一连两次电令薛穆告诉中国方面:新界问题不在此次谈判范围之内。他甚至扬言,即使因此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

蒋介石再作让步,放弃在新约中载入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条文,但要求英方声明,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归还新界。

英国政府又拒绝了,内阁会议决议同意丘吉尔与艾登的主张:不能接受中国要英国作出战后承诺的要求。艾登指示薛穆:英国不准备再作任何让步,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

12月30日,薛穆将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宋子文。

由于英国的顽固执守,中英间的谈判进入了死胡同。

要么谈判告吹,要么签约而不提收回新界,左右为难的蒋介石最终听从了宋子文与驻英大使顾维钧、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的建议:新约是英国人送上门来的厚礼,先收下了再说,不能错过,中国政府在签订新约的同时,公开声明要求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正式签订。签约典礼上,宋子文向英国代表薛穆递交了一份照会,单方面声明对新界问题保留日后讨论之权。蒋介石的日记本里,记载了此事:“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持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仍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美、中、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

1943年夏秋季节,反法西斯阵线在欧洲、太平洋与中国战场节节胜利,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盟军开始向德国首都柏林进击,败绩接踵的日军则退守“绝对国防圈”。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显现,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下,11月22日起,美、中、英三国首脑聚集开罗会议,商讨战后重建世界秩序事。蒋介石视此次会议,是再一次争取英国归还香港的良机,于是行动在先,一到开罗,赶紧与夫人宋美龄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美国的支持。罗斯福作了令人鼓舞的表态:英国是不应再在香港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了,战后可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然后宣布香港为全世界的自由港。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要求,希望罗斯福出面斡旋,劝说英国首相丘吉尔同意战后归还香港。罗斯福也答应了。

罗斯福言行一致,真的向丘吉尔提出了香港问题,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他说:“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又十分靠近中国的广州,应该还给中国。”

但丘吉尔拒绝与罗斯福讨论香港问题:“只要我还在首相任上,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

开罗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时,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向参谋长、美籍将军史迪威提出,由中美联军收复广州、香港等中国沿海地区。丘吉尔极力反对,主张应有英军参与,并振振有词说:“香港是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军队必须参加广州湾登陆作战,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香港。”

蒋介石反驳道:“香港原本是中国领土,被英国强加不平等条约所割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被日军从香港赶走,而今,中国正在为独立自由而战,正在以鲜血和生命为收复香港而战,所以香港必须归还中国。”

应蒋介石夫妇一再请求,罗斯福再次劝说丘吉尔:“香港远离英国,而与中国很近,理应交还中国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可考虑变香港为国际上的自由港。”

丘吉尔口气强硬地拒绝:“英国不想获得新的领土,但只想保持自己已有的领土,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别想从英国夺取任何东西。英国曾与清政0府签有《江宁条约》,香港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

见丘吉尔如此的蛮横无理,蒋介石气愤之至:“《江宁条约》本就是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被你们强占去的,理应归还。”

丘吉尔恼羞成怒:“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

谈判不欢而散,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收回香港的努力,又是以丘吉尔的霸道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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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胜利香港日军投降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统帅部公布了各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香港被规定在中国受降区内。这样,理所当然由中国接受香港的日军投降了,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

但英国一心重占香港。8月16日,英国政府公告:“香港不应被包括在中国境内,英国在香港拥有主权。”同时,命令其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克尔少将,率所部从驻地菲律宾赶驶香港。其用意是捷足先登接收并占领之,造成既成事实。也在这一天,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项照会,告知英国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恢复香港行政。国民政府外交部处长吴国桢,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复照薛穆:英国的要求与盟军统帅部关于受降的命令不符,英国政府及任何国家不得在中国战区擅自接收。

18日,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接受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的日军投降。张发奎命令第13军集结于宝安,待命进入香港执行受降接收任务。

19日,薛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自说其道:盟军统帅部规定蒋委员长将接受中国境内之日军投降,此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英国当初被迫弃守香港,而今由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围绕由谁接收香港的问题,中英两国针锋相对,且都已指派了接收部队。蒋介石又寄希望于美国,挽请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国出面斡旋,阻止英国重占香港。

又是一厢情愿,“山姆大叔”已变卦了。

其时,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原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病逝,由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接受了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的请求,让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重新管理之。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方矛盾上升,在未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他确信英国这个盟友较之中国重要且有用得多。

对于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蒋介石失望、不满又无奈,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改变了收回香港的初衷,仅要求由中国受降:“如果美国确已同意英军在香港受降,中国政府可稍为调整既定之方针,即先让日军向中国投降,然后再由中国政府授权英国重新管理香港。”

蒋介石的让步是够大的了,连收回香港也不再坚持了。但杜鲁门认为没有达到英国的要求,他支持英国、牺牲中国的主意已定,复电蒋介石,坚持香港日军只能向英国投降:英国在香港的主权并无疑问,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亦属合理。

蒋介石虽然气恼怨恨,但不敢不听其“忠告”,他有他的难处。那是因为,中央军的主力还都在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赶去东北、华北、东南沦陷区“摘桃子”,须借助美国的飞机、兵舰抢运部队;以后还须依靠美援,达最终消灭中共而一统天下。权衡利害,“剿灭”共产党事大,香港主权事小,于是不无惋惜地彻底放弃了在香港受降、恢复香港主权的原定方针。

可是完全按英国的要求操作,不只颜面丧尽,更恐激起各界声讨。为了挽回面子,减轻舆论压力,蒋介石提出了“授权受降”法:即由他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

又是大失所望,英国首相艾德礼并不领情,通过驻华大使薛穆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授权受降’,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只在英国。”英国人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令蒋介石难堪之余,大为光火,他强硬地说:“余委托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特委任英国哈克尔将军代表余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请大使先生转达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他还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通报了这一决定: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余均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任命哈克尔为余之受降代表。

这时,第13军已奉蒋介石之命,浩浩荡荡开进了九龙。蒋介石如此强硬,为英、美所始料不及。

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中、英双方的军队都已接近香港,极有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打起来,会让苏联集团坐收渔利,于是急电艾德礼晓以得失,要求他适可而止。

艾德礼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经反复推敲,提出了一个有所退步的折中方案——“双重身份受降”。就是同意蒋介石的委托方式受降,但哈克尔少将不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且代表英国政府。

蒋介石认为终于迫使英国接受了自己的“授权受降”方案,总算有了一点面子。于是复电艾德礼,对英国“双重授权受降”表示准允。他在日记中颇为得意地自我安慰云:英国对余委派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证明。

不日,蒋介石指派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香港,与哈克尔商量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事宜。

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举行,日本守备司令冈田梅吉及华南舰队司令藤田平太郎在降书上签字,哈克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英国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了日军投降。国民政府代表罗卓英出席了受降典礼。

“米”字旗重又在香港升起,英国再度霸占了香港。

蒋介石战后收回香港又未能如愿。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四年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1997年,香港终于实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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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内最早提“联共”的是蒋介石而非孙中山

核心提示:回国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左派。我们通篇看完《孙中山全集》,都找不到“联共”这个词,而在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的是蒋介石。至于为什么北伐后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领导权之争。


本文来源:《羊城晚报》2011年10月7日第B05版,本文系杨天石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演讲节选,整理:赵鹏,原题:《从蒋介石日记看国共关系》

杨天石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年潮》杂志主编,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书。

我是杨天石,很高兴第三次来到广州,跟朋友们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关于蒋介石这个人,对他的两极评价,容易让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蒋介石。通过日记,或许能提供一个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的全新角度。

青年时代: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愤青”

蒋介石少时的理想是游历欧美,“十月革命”后,开始学习俄文。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曾见过蒋介石写的俄文单词,很是工整。他曾经留学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也很流行,并兴起了一股空想社会主义的热潮,叫“新村主义”,蒋介石曾一度想在家乡浙江奉化进行试验。为此曾经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说过,读马克思的著作竟然“久而久之,竟不忍释卷,越读越有兴趣”“要救中国,关键是要把资本家杀光”。

在苏联的几个月期间,正值列宁病重,他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内斗,看到了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的风气盛行,对苏联的政治充满失望。

回国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左派。我们通篇看完《孙中山全集》,都找不到“联共”这个词,而在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的是蒋介石。至于为什么北伐后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领导权之争。

抗战时期:一度想合并共产党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让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到1937年的十年间,国共两党一直在围剿与反围剿之中撕扯。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1937年2月,他在日记中破天荒写道:“(我们要)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以本党为中心,吸收余党。”对待共产党使用了“收容”一词,表露了他想合并共产党的想法。

日本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侵略中国,曾多次派人找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介石合作。对此,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敌人(日本)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望以本党本人为刽子手,希望国内自相残杀,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我要严防。……(以后)对共产党要放宽,使尽其所能事(打击日本侵略)。”

内战时期:与共产党彻底决裂,曾想扣留毛泽东

日本投降当夜,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了七封电报,命令各地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蒋介石见状急忙发了一条电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日军只可向国军投降。对抗战胜利果实的分割,成了国共两党新的争夺点。

这时,蒋介石电请毛泽东。毛泽东到重庆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极高礼遇。蒋介石当时制定的对毛政策是“诚恳、忍耐”,并提出让共产党削减军队,编制限制为12个师,而毛泽东则提出要保留48万军队,保持在华北五省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大为震怒,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极诚对待毛(泽东),毛据此提条件…… ‘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

后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四字方针变成了“扣留、审判”。蒋介石权衡了各方的利益,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在日记中称毛泽东为“汉奸”。

但后来再三考虑,对毛泽东又一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四字方针变成了“授勋、礼送”。蒋介石给毛泽东颁发了抗日勋章,“礼送”毛泽东回了延安。

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蒋介石因不同意变“总统制”为“内阁制”从而撕毁了政协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改原则”,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日后,蒋介石败退台湾。

台湾时期:“反攻大陆”与民族主义

刚败退台湾期间,蒋介石拟定了数十个反攻大陆的计划,甚至还起草好了反攻时的“告中共士兵书”。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开始跟苏联方面接触,共谋推翻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权当时驻墨西哥的大使陈志平和苏联驻墨西哥大使暗中谈判。苏联驻英国的一个名叫维克多的记者也亲自到了台湾与蒋介石方面进行接触。

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否则清军入关,对于吴(三桂)洪(承畴)之欺诈,当引以为戒。”10月17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个傀儡政权。”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宁可放弃“反攻大陆”的好时机,也不当吴三桂、洪承畴。

70年代后“反攻大陆”无望,蒋介石积极建设台湾,发展科学和教育。后人多认为台湾经济的起飞是蒋经国的功劳,其实蒋介石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有功有过,每个人对他的评价都不一样。有人称他为“人民公敌”,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救星”。蒋介石领导了北伐,领导了抗战,一生坚持“一个中国”,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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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4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揭秘:明世宗朱厚熜如何一夜轻松临幸10名宫妃

核心提示:据传此性药服食后,一夜可与10名宫妃性交,而不费劲,且越战越威猛。被其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数千宫女大多不过十来岁,个个如花似玉,采过经血后朱厚熜自然不会放过身边美色。

本文摘自《帝王秘事》,作者:倪方六,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下面的六位皇帝应该最为出名——

汉成帝刘骜。刘骜后宫中有两位在中国古代以性感出了大名的大美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自从得了赵氏姐妹,刘骜整日抱着这对姐妹花淫乐,乐此不疲,甚至以弄死自己刚几岁的亲生儿子以迎合赵氏姐妹不能生育而妒嫉他人的心理。

由于纵欲过度,弄得腰都直不起来,刘骜的性能力大不如前,没有了“性趣”。后汉人所著的《飞燕外传》披露,身为皇后的赵飞燕,家藏专门记载房中术的 “彭祖分脉”一书,从书中她找到了配制春药的秘技。她研制出的壮阳药名叫慎卹(xù)膏(有学者疑为“寒食散”),可一度数幸而不倒,这使几近丧失性功能的刘骜雄风再起,对赵氏姐妹也更加宠爱了。

南朝齐明帝萧鸾。萧鸾为南京六朝时期皇帝,萧鸾长期服用春药外人起初并不知晓,他临死派御医寻找白鱼入药才暴露了秘密。

《资治通鉴·齐纪七》(卷141)记载,“上性猜多虑,简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觋,每出先占利害。东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听览不辍。久之,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外始知之。”“上”即刘鸾,白鱼即蠹鱼,又叫壁鱼,实为木中虫,体银灰色。其晒干后气味咸、温、无毒。以白鱼入药方名为“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有衣鱼、浓石乱发,等分为散。

方上要求每服半匙,水送下,一天服三次。刘鸾因服食壮阳中毒导致无法尿尿,是为暗疾,这才找白鱼入药,搞通“下水”管道。

唐高宗李治。李治的皇后即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的武则天,《资治通鉴·唐纪十九》(卷203)记载,“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

这里的“头重”、“不能视”,即头昏眼花,性医学专家认为,此为典型的纵欲过度症状,其疾与长期服用壮阳药有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史学观点有争议,但还是有相当可信成份的。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在当了皇帝后,对春药的瘾也颇大。不然,她那么大年纪了,都做祖母了,哪有那么浓的“性”趣,据传其面首薛怀义、张易之对引春药诱之。

唐宣宗李忱。李忱的死因有多种说法,除了死于服食增寿丹药中毒的说法外,还有观点,是死于壮阳药中毒。《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记载,“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

根据其病征,有学者认为其背上生了恶疮,应该是壮阳药补过头的恶果。李忱死时已50岁,这个年龄只有服食壮阳药,才能享受得了后宫中如云美女。当然,也可能是壮阳药与增寿丹药的毒力并发所致,不老药与壮阳药一起服食,并不矛盾,也是当年皇家保健惯例。

明武宗朱厚照。朱厚他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玩弄女色最有花样的皇帝之一,其玩法与隋炀帝杨广齐名,在后宫专门建设了具有独具娱乐功能的“豹房”。一方面在里面养了不少生性威猛的虎豹,另一方面又选调天下绝色女子充进来。

宫中女人玩够了,与宦官太监搞同性恋游戏,这还不过瘾,又去妓院嫖;再不够尽兴,则去偷民妇臣妻,连寡妇都不放过。而朱厚照这么能干并非他性能力厉害,全依仗的是壮阳药。

据说,朱厚照外巡时有两样东西不能少,一是大批的后宫嫔妃,二是壮阳药。女人不离轿,性药不离身,走哪带哪。

明世宗朱厚熜。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兄弟,按理说皇位与他无份,但别看朱厚照与那么多女人性交过,却没有生出儿子,其死后便选定了朱厚熜接位。

中国帝王既想长生不老,又想尽情娱乐,尝遍天下美色,这在朱厚熜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壮阳药是在自己的后宫中由专人配制,重要配方之一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女孩初潮时的经血。由血焙制的“红铅”,除有长生不老之功效,还可用于壮阳药。

此秘方是当时南阳一名叫梁高辅的80多岁老方士所献,梁高辅胡须都花白了,却精力旺盛过人,经道士陶仲文引荐进宫专门给朱厚熜炼性药,制成丸粒供朱厚熜服用。

据传此性药服食后,一夜可与10名宫妃性交,而不费劲,且越战越威猛。被其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数千宫女大多不过十来岁,个个如花似玉,采过经血后朱厚熜自然不会放过身边美色。

时已50多岁的朱厚熜服食她们经血做的壮阳药后,淫兴大发,又在这些宫女身上来检验药效。有一次,服食了壮阳药后药性大作,浑身燥热难忍,朱厚熜立即拉过在醮坛边为他讼经的一位13岁尚姓女孩“练习”,这女孩生理尚没有发育成熟,搞得她跪在床上鬼叫求饶方止。朱厚熜觉得仍不尽兴,又请身体丰满发育成熟的庄妃前来“下火”。

万恶淫为首,纵欲多灾难。上面提到的汉成帝刘骜、南朝齐明帝萧鸾、唐高宗李治、宋度宗赵禥,明世宗朱厚熜,或直接死于壮阳药中毒,或因服食壮阳药起病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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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08:5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次奉直大战时奉军坦克为何不敌国民军土猎枪

2012年05月25日 17:20



本文摘自《龙门阵》2012年第5期,作者:雪绒花,原题:《土猎枪大战洋坦克》

众所周知,坦克作为陆军的主要兵器之一,在攻关夺寨的战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碾平对方阵地的障碍,阻挡密集的机枪子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冲锋过程中步兵的伤亡,但是这种新型武器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战场上时,却留下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战例——堂堂装甲坦克竟然惨败给了两支灰头土脸的老式民间猎枪。

世界上最早的坦克是一战期间在英国伯明翰一家重型加工厂试制成功的,当年就投入欧洲战场上,曾在索姆河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军队在法国北部索姆河地区对德军阵地发起进攻的一场战役)中大显身手,重创德军。一战结束后,欧美列强都意识到坦克在今后陆战中的巨大威力,因此投入大量资金对坦克进行生产和改装。尤其是法国马赛兵工厂研制的雷诺坦克,以其钢甲厚、火力猛和速度惊人位居世界坦克的魁首。当时割据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得知这一信息后,不惜花巨资委托法国驻华公使馆订购了6辆雷诺坦克。

1924年,张作霖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争夺北京中央政权,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奉直大战。张作霖原先设想把坦克装备到前线部队,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英法意三国又在苏伊士运河归属权问题上起了争端,因此购买的坦克并未及时从法国马赛港装船起航。一直拖延到第二年秋季,在张作霖的反复催促下,运载坦克的货轮才离开欧洲驶往中国东北的葫芦岛港。张作霖原计划搞一场隆重的庆祝仪式,不料手下统兵的大将郭松龄突然发动滦州兵变,挥师倒奉。张作霖只好将仪式取消,派参谋长杨宇霆草草接收了6辆雷诺坦克。

震惊全国的郭松龄倒奉失败后,张作霖并未从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中吸取教训,收敛扩张野心,反而于1926年春夏之交再次进兵关内,矛头直指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国民军虽然是从直系军阀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支比较有革命倾向的部队,但武器装备落后,兵员不及奉军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战场上节节后退,连续丢失了朝阳、建平、赤峰、承德等诸多城镇和战略重地。奉军前锋趁机直逼国民军设在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就是位于内长城沿线的军事要隘南口。

当年7月,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决定亲自到南口指挥战斗,以挫败奉军长驱直入的攻势。当他率领警卫和机要人员乘车行至一座叫雪子岭的大山脚下时,忽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有两个衣衫褴褛的中年汉子跪在道上拦住车辆。警卫唯恐是敌方派来的刺客,跳下车去要将其赶开。冯玉祥见状摆手制止了警卫的举动,亲自走下车把两人搀扶起来,和蔼地询问他们究竟有什么事情。两名汉子涕泪横流,说他们是两弟兄,分别叫陈洪举和陈洪葵,是雪子岭山村里的猎户,因为这些年兵祸连连、人心惶惶,导致集市贸易萧条凋敝,他们所猎获的动物毛皮叫卖了多日仍然无人问津。偏偏这时,陈洪举的15岁独生女儿患了急病需要钱医治,兄弟俩砸锅卖铁也未能凑足治病费用,急得双眼冒血,这才跪在路边向过往行人讨要些银元来救治女儿。

冯玉祥看着眼前两个大男人凄惨痛哭的情形,内心也十分难过,毕竟是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他叫陈家兄弟在前面引路,要亲自去看望生病的女孩。当进到一贫如洗的陈洪举家中时,冯玉祥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气息奄奄地卧在床上。冯玉祥动了恻隐之心,当即同随行人员凑了些银元,并写下一封有自己签名和红色印戳的短信交到陈家兄弟手中,叮嘱他们马上把女儿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找最好的专家治疗。面对冯玉祥如此善举,陈家兄弟感激得当场咬破手指歃血发誓: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由于战事吃紧,冯玉祥一行匆匆离开雪子岭山,赶到了南口前线。大约半个月后,奉军主力3个师在总参谋长杨宇霆指挥下开到南口,对国民军外围阵地展开了所谓的“波浪式”进攻。奉军依仗兵力雄厚、器械精良,排成若干个横阵如同层层波浪般轮番冲击,凭借6辆雷诺坦克的掩护,很快占领了外围阵地。冯玉祥见形势愈加危急,亲自带领预备队投入内线阵地增援。为了迟滞奉军的进攻速度,赢得时间重新调整兵力进行反攻,冯玉祥命令把全军为数不多的轻重机枪集中到高地上进行火力封锁。在猛烈的弹雨阻击下,奉军士兵起初被压在沟壕里前进不得,杨宇霆再次亮出底牌绝招,命令6辆坦克上阵,掩护步兵冲锋。

雷诺坦克作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作战武器,果然在进攻中显示出了强大无比的威力。不仅速射炮狂喷起火舌,而且宽厚结实的钢甲履带碾平了国民军设置的多道鹿砦障碍。最令国民军心惊胆战的是,雨点般的机枪子弹竟然丝毫阻挡不住对方隆隆作响的钢甲怪物前进速度。跟随在坦克后面的成群奉军士兵趁机端起步枪呐喊着冲上来,使国民军的内线阵地岌岌可危。尽管冯玉祥和手下所有将领都在前沿火线上督阵指挥,但是国民军士兵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种不怕枪弹的钢甲怪物,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它们,一时之间陷入束手无策的慌乱状态。

冯玉祥通过望远镜看到钢甲怪物冲上了自己的阵地,恨得咬牙切齿,正准备组织一支大刀敢死队与奉军进行肉搏。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陡崖上沿着爬藤飞快飘下两个身影,而且不停地向国民军士兵挥手,示意是来帮助他们对付这些钢甲怪物的。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有等奉军士兵回过神来开枪射击,两个身影已借助山岩掩护敏捷地躲到了隐蔽处,用猎枪对准一辆耀武扬威的钢甲怪物连连开枪。由于这两个人处在钢甲怪物的射击盲区,因此能够从容不迫地填装子弹并瞄准射击,枪膛里打出的散弹中有不少窜进钢甲怪物的瞭望孔里。以至于里面的人中弹发出惨叫声。

奉军第一辆坦克瘫痪在阵地上的同时,另一个人也平端猎枪对准其他坦克的瞭望孔方向频频猛射,仅仅几分钟就使4辆坦克动弹不得,里面的人或中弹负伤或钻出来狼狈逃命。剩下的两辆坦克见势不妙,仓皇掉头,结果有一辆因为慌不择路,一头冲下了悬崖。国民军官兵见状,军心大振,抡起大刀发起了反冲锋。经过几番激战,终于将奉军的3个师彻底击溃,并一鼓作气收复了所有丢失的外围阵地。

冯玉祥赶紧吩咐把打败奉军坦克的两个义士找来,这才认出他们就是自己曾经襄助过的陈洪举和陈洪葵兄弟。原来,陈洪举在冯玉祥的帮助下,及时挽救了女儿生命,出于报恩,就和弟弟陈洪葵前来投军,恰逢赶上奉军坦克逞凶肆虐。两个人通过暗中观察,发现每辆坦克上都有瞭望孔,可军用枪弹根本无法准确射进去,能够散射的猎枪枪弹如果近距离射击,倒是有可能击中躲在里面的人。陈家兄弟便舍身冒险,利用悬崖侧翼的有利位置射击敌方坦克,在危急关头帮助恩人的部队转败为胜。

这场战争结束后,冯玉祥除亲手把嘉奖勋章戴到陈家兄弟胸前外,还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佛曰:救人一命,乃胜造七级浮屠。而吾等一次无意间举手之劳,却在冥冥之中拯救了整个部队的命运!”

此后的岁月里,陈家兄弟正式投军入伍,赤胆忠心地跟随着冯玉祥将军转战南北。抗日战争开始后,陈家兄弟均在冯玉祥旧部池峰城的31师里担任连长,不幸在台儿庄战役中双双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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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8-6-2012 10:0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棍僧救唐王真相:为收回寺产而相助李世民



核心提示:和内心焦急的李世民比起来,为收回寺产,恢复少林寺内外的安宁祥和的僧兵,眼看唐军即将剿灭王世充,如今却突然陷入了僵局。僧兵们忍无可忍,决定出其不意,助秦王李世民一臂之力,早点结束这场战争。

本文摘自:《唐前幕后》,作者: 安子,出版: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十三棍僧救唐王确有其事吗?

传说中的少林寺十三棍僧真的存在吗?他们是否救过李世民?如果不曾得到他们的相助,为何李世民对他们恩宠有加呢?

少林寺原本是翻译佛经的清修之地。自从传说中达摩一苇渡江来到少林寺后,这里的僧众除了每日禅修,开始研习武术。住持寺庙的高僧还邀请天下武功高手来到少林寺传授僧众武艺。从那时起,少林寺传统优势不仅仅是传习佛经,还加上了自成一体的少林武学,并逐渐形成了一支保护寺院不受外界侵扰的僧兵队伍。

隋朝时期,少林寺僧兵从来没有引起过当权者的重视。在朝廷眼中,只是几个懂得舞枪弄棒的僧人,而且仅仅局限在寺院范围内,并不会对社会局势造成什么大影响。出于对少林寺悠久历史的尊重,隋文帝还将洛阳与少林寺之间的柏谷坞赐给少林寺。这个地方在洛阳城郊外15里,距少林寺约50里,地势险要,是连通各处官道的必经之地。

得了这处田产,少林寺便安排一些僧人前去种植、打理,为寺庙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未料到了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一直被视作兵家必争之地的柏谷坞不复往日宁静,少林寺也深受其扰。

唐高祖李渊称帝的第二年,王世充在洛阳称帝,立国号为郑,企图与李唐王朝分庭抗争。李渊哪里容得自己的卧榻之旁还有人酣眠,立誓要铲除王世充。

王世充也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唐朝抗衡,于是精心安排了战略部署。鉴于柏谷坞的重要地理优势,王世充将之定为军事要塞,改为州,派侄儿王仁则带军驻守,与自己拥兵坐镇的洛阳城遥相呼应。

少林寺眼睁睁地看着本属于自家的千亩良田被糟蹋改造成了军事基地,少林寺的僧人莫说继续耕种、打理,就连在此地停留都不可以。兵荒马乱多年,少林寺的施舍已日益稀少,几乎就全仗着寺庙田产自给自足,勉强养活全寺上下老老少少数百口。如今,良田被占,这不仅给少林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军队驻扎离寺庙如此之近,一旦战争爆发,全寺的僧众与古老的建筑物都可能被殃及,到那时,损失恐怕就不是田产的问题了。可面对十几万强悍凶残的军队,区区几百个僧众纵然武艺高强,也难以反抗。何况寺庙中的大部分僧人都以修习佛法为主,真正修炼武艺的僧兵少而又少,不过数十人而已。一番权衡之后,少林寺住持劝阻了跃跃欲试的僧兵,请他们稍安勿躁,暂且忍耐。

这一忍就是足足两年,僧兵们将无尽愤恨和不满统统投进一招一式的练习之中。他们相信住持所说的:“合适的机会终将到来,我们一定能赶跑不义之师,收回寺产,恢复少林寺内外的安宁祥和。”

公元621年,少林寺僧众听闻唐高祖李渊派出大军前来讨伐王世充,都认为这正是他们等待多时的大好机会,于是密切关注着唐军的行动。

当时,秦王李世民是这支讨伐大军的统帅。正值壮年的李世民此前已经为李唐王朝打了无数大胜仗,这一次,他也是运筹帷幄,信心满满。初始,李世民确实一帆风顺,过关斩将,将王世充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可惜,好景不长,就在王世充兵败如山倒之际,突然间插进了一个窦建德,这个农民起义出身的草莽首领率兵十余万赶来增援王世充。这一下,原本简单的战局变得复杂而艰难,唾手而得的胜利果实转瞬间竟变成了费牙难啃的硬骨头,这令李世民措手不及,吃了败仗。

和内心焦急的李世民比起来,少林寺里也有一群急得团团转的僧兵,眼看唐军即将剿灭王世充,如今却突然陷入了僵局。僧兵们忍无可忍,决定出其不意,助秦王李世民一臂之力,早点结束这场战争。

公元621年4月27日这一天,少林寺僧兵经过数日精心准备,正式行动起来。那么,到底有多少僧兵参与了这项秘密行动呢?史书上对此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只记载十三位主要参与者的身份与名字,他们分别是少林寺上座善护、少林寺住持志操、都维那惠、寺僧昙宗、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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