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责任的局限及全球化的影响

MZH莫

虽然国家干预社会和经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权利的实现，但是，出于对多种价值的欲求及协调与平衡各种目标的需要，国家中心责任在该类权利的实现上也逐渐暴露出局限性与不可克服的弊端，而全球化在加重不平等趋势，进一步损伤社会公正的同时，对国家中心责任又形成了新的限制。

　　首先，传统国家中心责任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财政上的负担。社会权利的主要内容如教育、劳动就业、劳动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需要高额费用及政府大规模投入；出于刺激经济自由的考虑，各国又不可以无限制的增加税收，因此，从根本上而言，社会权利的全面与彻底实现依赖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影响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财政的有限性局限了国家保障社会权利的能力，使各国宪法和法律上的承诺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兑现。②非即刻实现性延缓了需救助群体的迫切需求。社会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实现上的非即刻性。与自由权体系相比，社会权利的他助性质与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这对于哪些需要救济与保障的人群来说总是“远水不解近渴”的遗憾，从而在权利实现上难以令人满意。③官僚化操作冲击民主。其一，国家责任的社会权保障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操控，其具体开展则表现为仰赖国家成立的一系列官僚机构对社会福利的支出与分配进行操作，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机构运行机制，国家机构从本质上说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和没有效率的（吉登斯语），因而依靠国家机构操控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民主的。其二，依靠国家救济社会权的主要动机是照顾和保护，它没有为个人留下自由与空间，因而损伤了现代社会个人对自身及自我选择的承当，剥夺了个人将生活全面看待与自主处理生活的责任与能力，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与社会权利之初衷的不合理的结果。所以，有人抱怨性地指出：“把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等同起来是非常错误的”。[vi]④积极国家观的副作用。国家中心责任形成了与自由主义期待的国家地位与职能的极大反差。在自由主义看来，经济能动的国家有可能导致政府强力，产生摧毁自由的危险，而这也是自由主义一直警惕并设法予以杜绝的。“形式一个竞争性的经济需要市场的力量，但是，形成一个相互关怀的社会却需要政府的领导”。[vii]因此，对国家的热切期待与对国家不信任与警惕的交织既阻碍了国家采取政策的有效性，也预示了国家责任的局限性，即国家责任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会对自由造成致命性损伤。⑤依赖国家救济的利益集团产生道德公害。依靠国家提供和操控的福利制度实现社会权利产生了普遍依赖，从而出现道德公害。道德公害是指当人们凭借保险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重新界定其为之投保的风险时，人们就会理性地运用福利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从而在事实上制造出一些需要保险的事实。如本来是用来解决失业问题的福利救济，如果被人们利用、使之成为逃避劳动力市场的避风港，就会在事实上制造出失业。这样，依靠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由福利系统本身创造出来的并且又受其保护的利益集团，从而阻挠福利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影响社会权利的实现。

　　其次，全球化进一步冲击和损伤社会公正，客观上需要重新审视平等价值，加大社会权保障的力度。①背离了民主主义原理。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促使资源流向那些资质优胜者，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前一轮竞争的结果又会加强其后竞争的不平等性，这无疑加大了本来就不处于同一起点和拥有不同机会的不同竞争者之间的距离。虽然自由贸易的前提是人人可以参与竞争，但其结果无疑是竞争的自由度逾大，则失败的可能性也逾高，出现“自由的鸡舍里自由的狐狸”这一现象；自由开展的结果是差距的持续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竞争之外。被排挤出局的这部分人在更为实质的意义上可能丧失就各种社会生活与其他群体的对话能力，致使其意志和利益表达处于不利地位，这与民主这一现代社会的中心价值之一是相悖的，而对该价值的背离则意味着社会无法、也没有完成其对社会成员落实民主主义的承诺。②对平等原则的背反。全球化加重了国与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趋势；横向不平等趋势的加强造成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深深隔膜，阻止或者抑制各群体在思想、意识、情感及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全面交流，从而相互否定，导致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如非洲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向冲突引发了尼日利亚、卢旺达、乌干达等国家的冲突，东欧和独联体及拉丁美洲都爆发了不同群体和不同族裔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的进步都是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社会边缘化问题而产生的”。[viii]社会矛盾的加剧使社会整体的聚合力受到冲击和影响，社会生活陷入全面深层危机危及社会及不同群体的可持续性包括精神与物质能力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是现代生活的社会性要求所不容受的。因此，全球化加重了保障平等与社会权利的要求。

　　最后，全球化对国家中心责任形成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全球化限制了国家能力，影响国家采取行动实现社会权利的范围。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之一是主权范围的缩减，主权缩减减弱了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客观上影响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自由权减少，它受到多边协议、保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性经济需要的抑制及穷国受到债权国协议的限制，局限了国家采取措施实施社会权保障的空间。②全球化抑制积极国家观。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政府保障自由的要求，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贸易自由得以全面开展的过程，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贸易、跨国公司，及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分布都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市场自身的规律性逾加左右着资源的分布，要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而国家中心责任则与自由主义国家观有很大的不兼容性。社会权利的主要内容如教育、劳动就业、劳动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需要高额费用及政府大规模的投入，对经济自由的考虑使各国税收须保持在一定限度内，限制了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③全球化加重了纯粹国内救济的局限性。全球化加重了社会公正的损伤程度，使国家中心责任之下的社会权实现的非即刻性日益明显，进一步延缓了需救助群体的迫切需求，暴露了纯粹国内救济的不足，需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弥补这一缺陷，促成权利的迅速实现。

　　基于上述认识，需要认真对待传统社会权利国家中心责任的局限性，及因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而加重的对社会正义的损伤，修补受到影响的社会团结，同时，还应看到全球化在限制国家能力、影响社会权利实现的同时又蕴涵了新的生机与可能。针对这一状况，应在坚持与不放弃国家责任的前提下，全面检视可资挖掘和利用的其他资源，特别是国家之下的社会与国家之上的超国家、跨国及国家间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与能力，共同谋求社会权的实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