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迷团】 『更新：光绪帝之死探秘 』(不断更新)

威尼斯的狼

50年代周恩来险些辞职 1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求实、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

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如：——1956年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那里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思起草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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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周恩来险些辞职 2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为此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1958年3月，毛泽东一语惊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苦闷中，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等人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重大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是直接针对反冒进的，其中说到：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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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1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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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2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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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有无劫制慈禧的计划


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领导和光绪帝的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新法，这引起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大恐慌和仇视，他们决心扼杀这一进步运动，屠刀已向维新志士砍来。危急时刻，康有为等力图依靠光绪帝的权威，联络袁世凯武装，而在所作为。最后他们失败了。在这过程中，康有力究竟有没有图谋围颐和园、劫制甚至杀死慈禧太后的计划，至今未有定议。

康有为本人否认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清廷听信其虚报，引发种种事变。有些学者亦认同此说。


有不少资料都显示，康有为等确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时，清廷就以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罪，通缉追捕他。袁世凯《戊戌日记》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夜访袁世凯，要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并有“不除此老朽，国不得保”等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叙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详情，当时谭嗣同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显然，康有为等维新派，确曾希望利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武力制服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康有为的密友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即康有为）因言用兵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净友必不泄也。”康有为还要王照游说聂士成，率军保护光绪帝。谭嗣同好友、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所写日记《诡谋直纪》，也证实康有为确有“围园杀后”密谋。据记载，康有为曾召毕永年至其室，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人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若有异志，以其一人之力无法驾驭袁。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还有材料说，捕杀慈禧的人选，除毕永年外，又曾急召唐才常由湖南进京。可见，康有为计划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另派人捕杀慈禧。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与之商讨保护光绪帝的办法，故李提摩太应是当时维新派谋划的知情者。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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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将年羹尧为何被雍正赐死


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头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692年)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

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月年氏来京陛见以前，具体地说，在七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氏手握重权，荣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间，无猜无疑，如雍正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七月中旬后，尤其是陛见抵署以后，即十二月初，雍正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

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嗣位。四子胤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灌“迷汤”，雍正帝实已对这些知情者存有杀心，最终还是找借口除掉了他。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雍正初年年羹尧受宠，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其间，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处，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惟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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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郑成功猝死之谜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骁勇善战，令殖民者闻之丧胆。但郑成功就在台湾收复后不久便去世了，年仅38岁。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仔细推敲其死因，就会发现有许多疑点。

关于郑成功的死，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伤风寒”、“感冒风寒”，但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怎会轻易地被“风寒”夺去生命?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目前最引人注目。此说主要的依据有：

第一，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似，另外，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将药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第二，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伍远贤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极有可能是以清廷作为背景。

第三，一个重大疑点是马信神秘地死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由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那么，这起谋杀案的主谋究竟是谁呢?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的身上，特别是郑泰。郑泰长期操纵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掌握财政大权，对郑成功早存异心，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曾极力反对。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面临困境，郑泰却暗地里在日本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等到郑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郑成功的遗命对郑经诛讨，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清，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郑泰等人。他们早存夺权之心，还可能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中说，郑成功病情开始并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甚至拒绝服药。他们极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较少，因此七八天毒性才发作。最后他们又在医生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毒死。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发现郑泰在日本银行的巨款，又集中注意力追回这笔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心存侥幸，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也许这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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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日军登陆之谜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的一个耻辱，当时，日军首先在山东登陆，然而，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一说荣成登陆。甲午战争时期的荣成在今荣成县城崖头东北80多里的龙须岛西部。甲午战争期间在北洋舰队“定远”舰任职的陈兆锵持此说。

二说龙须岛登陆。持此说者较多。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日军登陆的当天，将日军活动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说：“两船向龙须岛驶，二十二船在灯塔处或二英里处或八英里游弋，必是倭船有登岸之举。”北洋海军覆亡时，《会陈海军覆亡禀》中有记载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5年1月20日)，倭以水陆劲旅自龙须岛登岸，破荣成县城，攻桥头等隘。”(《甲午战争有关奏折史料》，国家图书馆藏)另外，曹和济所撰写的《津门奉使纪闻》中亦持此说。

三说落凤港登陆。落凤港位于龙须岛南侧、荣成湾的北端。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电告清廷称：“昨调倭岛、里岛防营折赴龙须岛，尚未赶到，而倭人于落凤港登陆，径赴荣成县。”甲午战争期间曾一度上书言事的易顺鼎说：“二十五日，倭以运船四十艘，载陆兵由落凤港登岸，扑荣成县。”(见于《盾墨拾余》)池仲在《海军实记·述战篇》中亦持此说。当代史著，未曾采用此说。

五说金山嘴登陆。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当时镇守威海卫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将日军登陆和中国军队抵抗的详细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这样说：“二十五日早四点钟，倭船三四十只在龙须岛、倭岛、里岛游弋，嗣于龙须岛、倭岛交界之金山嘴水深处下兵……贼兵蜂拥而上，枪队不能存身，退回荣成。”

由此可见，日军登陆具体地点之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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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吗?


《李秀成自述》据传是李秀成自己作的，这对评价他的功过及考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但自1864年《李秀成自述》的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
呤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就提出了质疑：“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李秀成自述》各种不同版本又陆续出现，人们围绕其真伪问题，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944年，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部分照片，从内容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作出仔细的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1956年，有人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又先后发表了。

1979年和1984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

陈旭麓针对荣孟源的看法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字句的款讳问题可能仅仅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然后他又提出疑问：《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

还有人认为，《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1978年4月8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他还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显得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李秀成自述》的台湾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则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李秀成自述》是真是假，在学术界已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如能证据确凿地做出一个考证，当对学术界有一个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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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将领流亡海外有多少?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其将士流落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逃避到海外去了。
那么究竟有哪些人出奔、安居海外呢?这里说的海外，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这些地方都在清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外。

毗连广东的香港是太平军将士逃亡海外理想的落脚点和桥头堡。早在天京内讧后，能文善武的赖汉英目睹同室操戈，所以对太平天国失去了信心，从南京溜出，在香港寄居多年后于20世纪初始返回家乡。此说有传奇色彩，不足为信。但实际上，天京沦陷后，确实有些太平天国人物匿居香港。现在有记录的是曾担任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他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明里则开设金成泰店，后来和另一个匿居香港的人先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

据简又文调查，到香港避难的还有洪秀全的三个本家侄子：琅王洪魁元以磨剪刀掩护 ；后来当上警察的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最后又在九龙红开设广济堂药店；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后改名为洪和，自卖身为猪仔赴古巴充任挖鸟粪劳工，后返香港悬壶行医，后来辛亥革命前夕，策划建立“大明顺天国”的洪全福就是他

上述仅是能够列举名字的头面人物，随着岁月流逝，其他流亡海外的人因缺乏文字和口头传说，其事迹就不得而知了。

不少的太平军成员赴美国，这与美国要开垦西部时需要大量劳工有关，19世纪中期是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工。英国少校、“常胜军”领队戈登在攻陷苏州后，将太平军俘虏充作猪仔，用兵轮装到海外圭亚那等英国殖民地当苦工，可见美洲也是需要劳工的。那么这些太平军成员为什么要横渡太平洋跑向美洲呢?像洪仁长子、能以英文会话的洪葵元，在天京失陷后出逃到广东浮海，后来到美国哥朗帮工，后就寄住南美洲英属圭亚那。据广东花县纪念馆调查称，洪仁的后代在美国是确有其人的，流落南美洲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的太平军将领中还有国民党元老陈友仁的父亲。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已不再是封闭世界了。在此大背景下，太平军将士在失败后在大陆不能安身时，是懂得出奔海外的，所以就产生上述的真真假假的多种说法。囿于时空因素的限制，这里所举的每种说法，即使是言之凿凿，也还是事隔多年，后人的调查和追记，至于臆测、推理和编造那就在所难免，为什么对太平军将士流亡海外有这么多种说法，而匿居在香港和海外的太平军究竟有多少?看来还得随着今后文化学术的频繁交流，方能有较多的资料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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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畔信函之谜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军四川，打算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上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在写《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是用翼王所遗之柬贴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按照萧一山的说法，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但是，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遣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以为真品”，因此，他的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这件事十分怀疑。他认为是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他的意图是要为父亲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唐鸿学知此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在信中怎么会称唐友耕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修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抄本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没有经过唐鸿学篡改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旧只是推测，为什么日期不对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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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窖藏珠宝流落何处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珠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

1864年7月，作为太平天国首都11年的天京(南京)失陷。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目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横财，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财宝都藏在此地。湘军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们捞尽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几万名女俘虏，一并作为胜利品带回去。但是，他们远不满足，“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而认为还有更多财宝埋藏在地下各处。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为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却始终未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事宜。

天京确实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城破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则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 ：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多处寻掘，仍毫无收获。

这种事情，20世纪初多有传闻，众说纷纭，成为疑案。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只有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见旧时面貌，据介绍，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洪秀全窖金的事，将园中湖水放干，但也一无所获。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传闻很多，却没有证据。曾国藩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然而《能静居士日记》中却说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国藩兄弟俩当然所获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这时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确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可能。

对于如此巨额的窖藏珠宝，当然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因此会众说纷纭，但这些珠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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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下落难明


李自成本名鸿基，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参加张存孟的起义军。后义军逐渐壮大，李自成被义军称为闯将，崇祯九年，被推为闯王。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而后不久，山海关一战，农民军遭吴三桂部和清兵的夹击，大败而归，李自成匆匆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随即放火焚烧明宫并撤出北京。以后，李自成数战数败，转战南北，于1645年行军至湖北九宫山时，遭地方乡兵袭击，李自成不知所终。直到现在，关于李自成的行踪仍无确切说法。综合而言，大致有两种：“九宫山说”和“夹山说”。对于李自成在九宫山上死亡的记录见于阿齐格向清廷的奏报和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阿齐格在奏报中写道：“反兵逃窜至九宫山中，我军随后搜遍全山，不见李自成，李自成身边的随从共20人，被困，自缢而死。派遣一见过李自成者，前往辨认，但尸体已腐烂，不能够看清，是生是死，继续追查。”何腾蛟所写的奏报说：“在九宫山已将李自成斩首，首级不慎丢失。”以后这两封奏报成了多数研究史学人士的根据。


据《明史》、《小腆纪年》、《南疆逸史》等史籍记载，李自成到九宫山后，队伍散去，李自成本人被程九百等乡民所杀，同治《通山悬志》、嘉庆《湖北通志》都赞成此说。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通山县新发现的《朱氏宗谱》、《程氏宗谱》为“九宫山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时，曾掀起一场关于李自成葬身何地的争论，最终李文治撰文考证李自成葬身之地为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郭沫若赞成此说法，学术界对这一结论也基本认可。因此闯王陵从通城县迁移至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下。但是，九宫山说亦有两点可疑之处，首先是“尸朽莫辨”，其次是上呈奏报的阿齐格和何腾蛟两人当时并未在九宫山，是从手下将士嘴里听到消息的


首先对“九宫山说”提出疑问的是申悦庐，他认为李自成兵败后并未死于湖北，而是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老死于湖南省石门县夹山灵泉寺。这个推断主要依据是清朝时期湖南澧州知州何所作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何经过实地考察，询问当地老人，认为李自成在九宫山并未死去，而是制造的假象，以迷惑追兵从而摆脱清军。在从湖北公安逃到湖南澧州的过程中，大多数的部下见闯王大势已去，便纷纷另谋生路。到安福县境内，闯王甩开随从十余人，单独来到夹山灵泉寺削发为僧，也就是夹山灵泉寺的祖师“奉天大和尚”，法号“奉天玉”。李自成曾经称自己为“奉天倡议大元帅”，其中“奉天玉”隐含“奉天王”之义。奉天玉和尚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死于灵泉寺中。何亲自见到了曾伺候过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据老僧讲，奉天玉和尚在顺治初年来到灵泉寺，说话带有陕西口音。寺内还收藏有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记载相符。留在澧州的起义军余部一直没有推举新的首领，也是由于李自成还健在的缘故。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章太炎赞同“夹山说”。他也到澧州进行过实地考察，还考察出李自成夹山隐居时，曾作诗百首来赞赏梅花，即《梅花百韵》，并搜集到其中的五首作为驳斥“九宫山说”的依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成为“夹山说”最具权威性的证据。在澧州发现建有奉天玉和尚的墓地并有骨灰坛出土，20世纪50年代在奉天玉断碑上发现有“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等句，完全是一派将领的豪言壮语。重修夹山寺时，又发现刻有《梅花百韵》诗的残版，上面残留九首诗歌；同时还发掘到“永昌通宝”铜币(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年号)，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铜制熏炉等。据史学家称，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符碑上面，刻有四句四言偈语，十分接近于李自成的家乡米脂的传统随葬符碑，其中有三句和在米脂地区出土的一块符碑上的三句完全相同，这与石门的传统发葬的习俗有明显区别。另外，奉天玉和尚有一弟子，法号“野拂”，他就是李自成的侄子李过，野拂所撰的碑文为何的说法提供了有力证据。

学术界对李自成结局的研究还会继续，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许会发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向人揭示这一谜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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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之谜: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降清之谜




李秀成其人




李秀成，别名：以文。广西梧州藤县人。1823年((道光三年)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1851年加入拜上帝会，同年随全家加入太平军。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他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为太平天国后期实际最高统帅。东征西战、戎马一生，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天京（今南京）失陷后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他把自己的战马让予幼天王，自己徒步跟随，渐渐脱离大部队，在天京附近方山歇脚的时候由于暴露了身上所带财宝，被当地村民解送清营而被俘。1864年8月7日（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被曾国藩在南京杀害，时年42岁。曾经有人评论，一个被反复宣传成的伟大革命者到头来却为财而死，颇有些讽刺意味。我深以为然。


谜一般的《李秀成自述》



7月23日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非常重视，于7月28日从安庆赶到天京，几个小时后就提审了李秀成。曾国藩跟他谈了些什么现在无从知晓，但在曾国藩日记里特意写有“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说明曾国藩头脑异常清醒、老道。李秀成非常恭顺地按这个要求努力工作，从7月30开始一直到8月7日被害，8天时间里，他自称日写7000字，洋洋洒洒数万言写就《李秀成自述》（后人起的名字）。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苟且求生之意。他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久悉中堂(指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身屈错，未遇明良”，并将京城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他还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在他被害的头天晚上，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审他，告知“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其实早在几天前曾国藩已经决定就地正法李秀成，避免李秀成押解到京师乱说战争详情造成湘军高大形象穿帮。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人向李秀成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6时左右将李秀成处死

曾国藩在杀害李秀成后不久，把他的自述删改刊刻，定名为《李秀成供》。世传原稿存曾家，而曾国藩不肯交给清廷，其后人也不肯公开示人。直到1944年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个删改版自供。1944年广西通志馆费尽周折说服曾家后人抄录了全稿，并拍摄了一部分照片存档。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公布，至此《李秀成自述》在尘封99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持续140年的史学争论



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问题头号专家罗尔纲。

《李秀成自述》对评价他的功过及考察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有重大意义。但自1864年《李秀成自述》的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其真伪直到现在仍有争论。

英国人 呤(Lindley)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自封“太平天国上校”。天京失陷后后回国。
1866年他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在这本书里他就提出了质疑：“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就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的供状”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同样靠不住。这篇文章可能为某个著名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到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1944年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曾国藩家里抄录的原稿，对照拍摄的照片，从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作了仔细鉴定，认定它是李秀成亲笔写的。

1956年，有人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记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这个文件是曾国藩伪造的。

1963年曾家后人出版影印原稿后，史学界为之震动，基本接受了“文件是真”的结论。

1964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戚本禹，写下了《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投降变节行为》，不点名地批判著名红色历史学家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为文革进行舆论准备。

文革后，1979年和1984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是假的，是曾国藩伪造的冒牌货。这其中李秀成自称的字数和影印版差距过大，影印版只有3.3万字，而根据李秀成在这个供状里自称的写作速度，至少要5万多字。而且涂抹删改的地方不符合逻辑。


陈旭麓针对荣孟源的看法认为，这个文件是李秀成亲笔。他说，字数问题可能仅仅是李秀成的疏忽。每日李秀成随写随送曾国藩批阅，没办法精确统计和检查修改。然后他又提出疑问：《李秀成自述》如果是假，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的东西当成宝贝，并传之后代？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

还有人认为，《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没有撕毁。所以《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后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无话可说了。很像一个正常的结尾。

1978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也曾加入战团，宣称这个《李秀成自述》完全是卖国贼官僚曾国藩蓄意诋毁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阴谋。而英国伦敦大学柯文南认为这是李亲手写的，看不出有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综上所述，100多年来围绕《李秀成自述》真伪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争论的基础就是曾国藩为什么要删改这个文件。一派说法是邀功请赏，丑化农民起义。一派认为，李秀成在自供状里曾劝曾国藩反清自己称王，而曾国藩并不愿意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要在南京处决李秀成的原因之一，不能让他到朝廷上乱说。

目前史学界主流意见基本得到了统一，那就是《李秀成自述》确系李亲笔所写。但在如何解释李秀成降清变节的问题上又产成了巨大的分歧。以罗尔纲为首的官方主流派认为李秀成是学姜维诈降，以图东山再起。我认为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他一开始被曾国荃俘获还表现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只有当曾国藩第一次提审完，他才开始剧烈转变。如果想学姜维逻辑上在5天前见到曾国荃就应该投降。他显然是被曾国藩的心理战打垮。另一些人认为他由愚忠到动摇，功过相抵，是个有污点的英雄。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反清的，如果降清只是一个污点，那这个污点已经足够推翻他的英雄形象了。因为这个污点过于巨大，所以这个英雄已经不成立了。在有一个解释就是我的，李秀成本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是利益为导向的机会主义分子。

意识形态对学术争论的干扰

翦伯赞，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68年12月18日和妻子在家中自杀。

通过《李秀成自述》的百年争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对历史研究的严重干扰。地主阶级删改原文为自己制造光荣历史，把太平天国提到反帝反封高度，造成了对《李秀成自述》研究的诸多被动和尴尬，在史学研究中也不自觉地“护犊子”、“说好话”、“打圆场”。更有甚者，历史研究曾被沦为政治运动的工具、打击对手的炮弹，起到了毒害学术空气、残害忠良的恶劣作用。比如，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中宣部一开始站在翦伯赞一边，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翦伯赞的命运因为这个批示就已经注定了。1968年12月18日他在北京大学的家中和妻子一起服用了过量“速可眠”自杀。

谈《李秀成自述》之谜，就是要看清中国历史就是由大大小小不确定事件组成的。只有定论，只有弘扬，只有抒发，没有争论，不许争论的历史是可疑的，也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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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曹操缘何败北



赤壁之战，是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曹操缘何败绩？过去学术界几乎都说是孙、刘联军采用“火攻”的策略的结果。

但是，《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中并未提到赤壁之战中孙、刘采用火攻之事。据载：“（建安）十三年，秋八月，公南征刘表……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中另一处记曹操给孙权的书中亦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是曹操有意

掩盖这次战斗败绩的原因，还是由于疾病的关系，引军自还呢？

近年来，学术界把这个问题挑开了。1981年第11卷第2期的《中华医史杂志》发表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

一、根据历史记载以及近代科学研究，证明血吸虫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疾病。《周易》卦象“山风蛊”以及7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中已有类似的记载与描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其肠壁和肝脏组织都发现有血吸虫虫卵，说明当时血吸虫病已相当流行，连軑侯之妻这样的贵妇人也难以幸免。而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

二、从时间上来说，赤壁之战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三、那么，同是在水上作战，同是在疫区内转移与行军，为什么孙、刘军队不染上血吸虫病呢？人或动物感染血吸虫病后，体内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刘、孙军队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感染的血吸虫病多数是属于慢性的，急性期早已过去，特别严重者也早已死亡。而曹军刚到南方安营扎寨，士兵不适应疫区环境，急性血吸虫病突然发作。

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曹军败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疫病如何，更有待考查”。（《文汇报》1982年5月25日，季始荣：《曹军兵败赤壁是由于血吸虫病吗？）理由是：

一．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不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疫区。据历史记载，曹军训练水军地方应在黄河以北的邺（今河南安阳县境），那里没有血吸虫病，时间又是春正月，气候寒冷，不可能感染血吸虫病。曹操当时紧紧追赶刘备，途经江陵停留较久是有可能的，但江陵不是水军基地。曹军驻留江陵时，不是隆冬时节而是晚秋之时，所以感染血吸虫病的机会是极少的。

二、史载，曹操水军除自己在邺所培训外，主要来自刘表，他们大多是湖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具有免疫力。另外，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兵卒是四川人，亦是来自血吸虫病疫区，也具一定免疫力，把曹操、孙刘联军的免疫力分为急、慢血吸虫病的两种不同人群也是不妥当的。

三、血吸虫病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因天气冷热，时间长短有异。但潜伏期长，发病症状较轻，曹军在江陵或行军途中即使感染血吸虫病，到十二月（阴历）才发病机会已经很少，就是发病，症状也不会重。至于说引起许多官兵同时发病，导致军事上全线退却，那就更难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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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降清疑点颇多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增援途中闻讯后，仓皇逃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想以武力逼降吴三桂，吴三桂非常害怕，便向清朝求援。当李、吴两军在山海关前展开血战之时，清朝的精骑突然杀出，农民军毫无防备，惨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史书中的种种记载，史学界一直瞩目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这一事件，人们一直认为吴三桂此举便是投降了清朝。但近年有人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不是表明他投降了清朝，并提出了种种证据。这一说法使似乎让本已盖棺定论的问题重又成为历史谜团。


至少还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吴三桂投降了清朝：第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来驱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清廷为了奖励吴三桂在战争中的功劳，还“授三桂平西王勒印”(《圣武记》)。后来清帝剥除吴三桂爵位时，也把他称为降将：“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未投降，授之军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在清朝廷的眼中，吴三桂就是一个明朝降将。第二，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吴三桂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在南明政权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时，吴三桂却断然拒绝。如当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吴三桂说“时势如此，我何敢受赐，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明季稗史汇编》)。除了福王之外，还有几任南明王，吴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协同反清复明，与此相反，他竟然亲自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可以看出，不管当初引清兵入关时吴三桂是怎么想的，在清兵入关后，他就投降了清朝，此时，他已经不敢违抗清廷的命令，更不敢有任何反清复明的想法了。为了向清王朝表示他的忠心，他“破流贼，定陕，定川、定滇，取南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圣武记》)，俨然成为清廷平定天下的一把利刃。



否认吴三桂“降清”的人则认为，北京失守后，形成了三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即吴三桂、农民军、清王朝。而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的吴三桂势力最弱，因此他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抗清，要么镇压农民军，考虑到其父亲被农民军扣押、爱妾受辱，为报此仇，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清朝。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吴三桂一贯抗清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轻易降清。在任辽东宁远总兵期间，吴三桂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甚至在明清松锦战役后，明军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的态度仍很坚决。吴三桂对明朝降清的劝降函都“答书不从”。

第二，多尔衮在山海关战后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可以证明吴三桂未降。史载，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胜利的当天，玩弄权术，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又将一万步兵交给吴三桂。这说明吴三桂受到了多尔衮的拉拢和控制。

第三，山海关战后发表的檄文证明其未降。清军与吴三桂乘胜追击，吴三桂提出了“周命未改，汉德可恩”、“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的口号，如吴三桂已降，也不会发布这样的檄文，清廷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第四，在山海关一役后，在攻陷北京前后吴三桂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动证明其未降。李自成败退永平，吴三桂提出“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又“传帖至今，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可是“多尔衮命其西行追贼”的策略打乱了吴三桂的如意算盘。吴三桂因其势力太弱，只得听从了多尔衮。

第五，暗中积蓄实力以反清复明也可证明吴三桂未降。他一边广招贤才，暗布党羽，“阴养天下骁健，收忍荆楚奇才”，一边厉兵秣马，为将来的战争“殖货财”。他之所以没有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是因为清政治统治的日渐强大使“反清复明”的旗帜没有了号召力。而吴三桂是否降清这一历史问题已不能用后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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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荒淫的私生活之谜


慈禧太后(1835～1908年)，叶赫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安徽宁池广太道惠征之女。咸丰元年(1851年)入宫，封懿贵人，六年生子载淳(同治帝)，进懿贵妃。同治即位后，与恭亲王等密谋杀肃顺，垂帘听政。光绪即位后，仍听政。光绪亲政后，因无实权，发动戊戌政变，被其挫败，将光绪囚于宫中。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卒，次日，慈禧亦卒。葬于东陵。


慈禧太后执晚清政权五十年，其间发生的许多大事可谓路人皆知，慈禧在我们的印象中不外一个卖国者、阴谋家，狠毒而冰冷。但作为一个凡人来说，慈禧也有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与平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思议。

北京琉璃厂有个叫张春圃的琴师，以为人弹琴糊口。他为人戆直且朴野，琴技出神入化，在士大夫中口碑极好。慈禧闲来无事想学琴，听到张春圃的名声，就把他召入宫里弹琴。据说弹琴的地方在寝殿的西厢房，正屋有七大间，慈禧坐在最西边一间，距离西厢房很近。张春圃在宣召时就与太监约好，不能跪着弹，必须坐着才可以弹好，太监一口许诺，所以不让他对着慈禧的面。

西厢房摆着七八具琴，都是金弦玉轴，极其华贵，张春圃试弹都不合节拍。接着听到慈禧说：“可将我平日所用的琴取来让他弹。”太监奉命取来给张春圃。张春圃一落指，觉得声音十分清越，连声称赞：“好琴好琴。”张春圃弹了一首，稍作休息。忽然见有几个穿乳母衣服的人携一个十岁左右的幼童过来，衣服极华美。幼童见了琴就用手指玩。张春圃阻止说：“这是老佛爷的东西，动不得。”幼童瞪目看着他。旁边一个妇女即责备张春圃：“你知他是谁，老佛爷事事都依他，你敢拦他，你不打算要脑袋了！”张春圃不再说话。

这天张春圃出宫后，后来慈禧又宣召，他宁死也不敢去了。张春圃为人狷介有志节，因为贫穷在厂肆为佣，而其琴法驰名于公卿间。慈禧那天曾命太监传语说：“你好好用心供奉，将来为你纳一官，在内务府差遣，不怕不富贵。”但张春圃自见那个幼童后，绝迹不入宫。同辈问他，张春圃说：“此等龌龊富贵，我不羡慕。” 　　肃王听说张春圃的名声，召他至府邸弹琴，给他月俸三十金，早来晚归习以为常。张春圃觉得束缚不自由，欲摆脱却没有好办法。一天黄昏下雨，肃王说：“你别回去了，就住在这里罢。”张春圃不肯，肃王再三挽留，张春圃说：“肆主不知我在此留宿，还以为我嫖娼呢。”肃王大怒，将他驱逐出去，再也没有召他进府。张春圃欣欣然以为得计。.


有一个世家小姐曾请张春圃教琴，张春圃午后来，弹完一曲就走，连一口水都不沾唇。后来张春圃因狷介而贫困死。


其实晚清容纳了许多特立独行的奇人，张春圃并不因为不奉慈禧诏或惹怒肃王而招来杀身之祸，搁到别的朝代是不可想象的。

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然怡情于翰墨，学画花卉，又学写书法，常写福寿等字赐嬖幸大臣。但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就想找个代笔的妇人，于是降旨各省督抚留心寻觅。四川有官眷缪氏，其夫在蜀地做官死在任上。缪氏工花鸟，会弹琴，小楷字写得楚楚清秀，于是被送入京里。慈禧召见面试后大喜，让她随在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又为她的儿子捐内阁中书职位。缪氏有时也做应酬笔墨卖于厂肆，其书画颇有风韵。自是之后，凡大臣家有慈禧所赏的花卉扇轴等物，都出自缪氏的手笔。

慈禧六十大寿的前几天，她忽然问缪氏：“满洲妇女的婚妆，你也见过了；我却没见过你们汉女结婚时穿的是什么？”缪氏说：“是凤冠霞帔。”慈禧说：“庆祝那天，你要穿凤冠霞帔做我的陪宾。”第二天缪氏买了凤冠霞帔穿上，慈禧大笑不可抑止，说像戏剧中的某人。到了慈禧大寿那天，众满族妇女入宫，看见缪氏的服装无不大笑失声。慈禧当天十分高兴，而缪氏被束缚在凤冠霞帔里整整站了一天，苦不堪言。估计她下辈子再也不想穿什么倒霉的凤冠霞帔了。

传说慈禧太后有男宠，若武则天之与薛怀义、张昌宗那样。清代文廷式《闻尘偶记》云：光绪八年的春天，琉璃厂有一位姓白的卖古董商，经李莲英介绍得幸于慈禧。当时慈禧四十六岁。白某在宫里住了一个多月以后被放出。不久，慈禧怀孕，慈安太后得知大怒，召礼部大臣，问废后之礼。礼部大臣说：“此事不可为，愿我太后明哲保身。”当夜慈安猝死。


另有野史记载：慈禧好吃汤卧果，每日早晨派人去宫门口买四枚汤卧果，由金华饭馆的伙计派人送来。金华饭馆有一个姓史的年轻伙计，他长得玉树临风，仪容俊美。史某与李莲英混熟了，经常被李莲英带到宫里去玩。有一天，慈禧忽然发现李莲英旁边站着个俊美的少年，便问李莲英那是谁？李莲英十分害怕，因为带外人入宫严重违反宫禁，但又不敢撒谎，只得如实禀告。慈禧没有表现出生气，反而有些兴奋，将史某留在宫内“昼夜宣淫”，一年后生下光绪。慈禧不敢养在宫中，命醇亲王代为养育，接着将史某灭口。光绪比同治低一辈，慈禧违反立子不立弟的常规，或许因为光绪是她的亲生儿子。


慈禧和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有私的传闻，在史书中查寻不到足够的证据。李莲英在入宫前，因为生活落魄，曾私贩硝磺，外号皮硝李。后贩硝磺被抓入狱，出狱后以补鞋为生。好友沈兰玉见他可怜，将他引进宫里当了太监。李莲英素有“篦小李”之美誉，以一手漂亮的梳头功夫得到那拉氏的赏识。他的值班房离西太后住所不远，有时太后到他屋里看一下，李便把慈禧坐过的八张椅子全部包上黄布，西太后果然称许他忠诚细心，对他愈加信任。


康熙末年规定太监品秩最高为五品，最低者八品；乾隆七年改为“不得超过四品，永为定例”。慈禧执政时，打破祖制，赏李莲英为二品。多年来，慈禧对李莲英宠眷不衰，二人常在一起并坐听戏，凡李莲英喜欢吃的东西，慈禧多在膳食中为他留下来。李莲英为人极为聪敏，善解人意，对待其他人也比较和善，不如安得海那样气焰嚣张，所以能够得到善终。

但安得海、李莲英与慈禧之间的暧昧即使有，也不可能发生切实的性关系。因为若他俩没净身干净，是假太监，这事是瞒不了所有人的。在清朝对太监的检查尤其严格，当太监后隔年还得接受慎刑司验身。


慈禧生前酷爱珍珠、玛瑙、宝石、玉器、金银器皿，死后棺内陪葬的珍宝价值白银高达亿两。1928年6月，外号孙大麻子的河南军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深夜时直奔清东陵。工兵爆破墓室，炸开慈禧太后明楼下洞门里的金刚墙，打通了进入地宫的通道，撞开石门后进入墓室


慈禧棺内底部铺金丝织宝珠锦褥，厚七寸，下面缀大小珍珠一万多粒，红光宝石八十五块，白玉二百多块，锦褥上有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上铺五分重的珍珠二千四百粒。慈禧尸体上盖一条织金的陀尼经被，明黄缎底，捻金织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二万五千字，缀有八百多粒珍珠。头上的凤冠由无数珍珠宝石嵌成，其中仅一颗珍珠就价值白银约一千至二千万两。


尸体周围的大件珍宝有：九玲珑宝塔、翠玉佛、翡翠西瓜、蝈蝈白菜、红蓝宝石、祖母绿宝石、玉石、红珊瑚树、墨玉荸芥等不计其数，均去向不明。慈禧太后的牙被撬开，口中所含的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拢时就是一个圆珠，射出一道绿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内可以照见人头，十分清晰。

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有一起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孙殿英打开慈禧墓之后，见尸体还栩栩如生，有个士兵在其他士兵的鼓噪与怂恿下准备奸尸，因为这个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尸体的事，他奸污年轻女性的尸体已成习惯。于是，这些士兵纷纷剥去尸体的衣服，还围着细看了一会儿。但是过了不久，尸体和绣袍见风就化，顿时慈禧的面孔萎缩成骷髅状态，那个意欲奸尸的士兵就兴意阑珊，停止奸尸。


盗陵案被报道后，举世震惊，各地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要求严惩凶首孙殿英，追回珍宝。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将乾隆颈项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朱红朝珠送给戴笠，再托戴笠将一柄九龙宝剑送给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又将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将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宋美龄将夜明珠缀在了绣花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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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妃是否实有其人


有关香妃的传奇故事，经过多年的讲述以及世人的发挥，渐渐地完整了，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就在香妃传说被传得沸沸扬扬时，著名的史学专家孟森教授于1937年经过考查，得出香妃就是乾隆皇帝的容妃的结论。但因为出示的证据不够充分，与传说中的香妃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此事也是半信半疑。直到1979年10月，遵化清东陵文物保管所人员偶然来到了容妃的地宫。其中出土一批残碎物品，考证这批物品，并和传世的史料相对照，可以证实孟森教授所说的“香妃就是容妃”的结论是正确的。


然而，现实中的香妃是怎样的呢?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九月十五日，容妃出生于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教祖玛木特素甫的后裔家里，世代居住在叶尔羌，其族称和卓，因此称为和卓氏。由于对容妃童年、少年时代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关于她在这一阶段的情况世人并不了解。史书记载，和卓家族经受了种种灾难。她的父亲阿里和卓曾带着家人在伊犁流浪，为准噶尔汗开垦荒地、放牧。容妃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她的家族正处于苦难之中，她就在别人的屋檐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就在容妃16岁那年，准噶尔部落爆发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乾隆帝派部队到准噶尔，把准部内讧问题解决之后，南疆由于失去教主统领，内部即将爆发战争。乾隆帝决定用宗教维持民心，让和卓家庭继承教主地位，这样情况才算有所缓和。容妃一家虽然还是住在伊犁，但与霍集占共同管理穆斯林，地位提高了。这一年容妃21岁。她与霍集占事实上是远亲也就是堂兄妹，并不是传说中的香妃与霍集占是夫妻。



和卓家族重建家园后，霍集占煽动他的哥哥博罗尼都背叛清廷。兄弟俩称大、小和卓，传檄南疆各城主，发起了所谓“圣战”。一时间，南疆硝烟滚滚，大有席卷中原之势。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35年)，弘历下令伊犁将军兆惠率兵抵达南疆。由于急于攻城而冒险前进，差一点就全军覆没，多亏容妃叔父额色伊、哥哥图尔都包抄霍集占后路，兆惠才得以逃脱。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36年)八月，平定了南疆叛乱，战报报到京师，弘历非常高兴，让有功人员进京觐见。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37年)二月初，容妃和她的六叔帕尔萨、侄子巴巴和卓最后一批来到京城，同叔叔、哥哥在新建的回子营中共同生活。按理说，乾隆帝也会召见有功于清室的和卓家族的最后一批客人。不晓得是因为容妃长得太迷人了，还是因为有政治目的，总之，乾隆帝见过容妃后就决定将她接入宫中。攀上皇亲，对和卓家族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喜事。


二月初四这一天，容妃穿着回部服装，跨进了庄严神秘的紫禁城内宫。乾隆帝破格封她为和贵人，她成了乾隆帝一生中惟一一位回部妻子。这年，容妃27岁，乾隆帝正好进入“知天命”之年。

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十月开始，史书上又有了有关容妃的事迹。不过非常令人遗憾，这些记载并不是容妃身体健康、安然无恙之类的记述，而是说她重病在身。乾隆五十三年，容妃病逝。死后，以妃礼入葬。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因而在棺木上特地刻上了《古兰经》的经文。


清朝皇帝的妃嫔本来是满、蒙、汉族都有。弘历有后妃36人，只有一名回妃。《中国野史大观》上记载香妃在宫中身藏匕首，最后遭到太后赐死，与史料不符。容妃死后葬在遵化清东陵的妃子寝园，也是确凿无疑的。传奇性的故事并不能真正代替历史，那么关于香妃的传说是什么人编造的呢?编造这一传奇故事的用意何在?这仍然是未解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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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鄂妃身世之谜


  清初皇帝顺治是历史上有名的多情种子，他爱美人不爱江山，在自己钟爱的妃子去世后，开始万念俱灰。据民间传说，顺治因董鄂妃去世心灰意冷，遁入空门。而董鄂妃究竟是何人呢?是顺治以一般途径纳入宫中的妃子，还是另有来历? 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皇帝狂热地爱上了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并在这位军人斥责他夫人时，打了此军人一个耳光，于是这位军人因愤致死，或自杀而死。皇帝于是把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并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产下一子，皇帝本预备立他为将来的皇太子。但是这位皇子竟于数星期之后死去，其母不久亦去逝。这与《御制董妃行状》中说董妃“后于酉冬生荣亲王，未几王薨”的记载相合。于是有人推测董鄂妃实为这位军人之妻。


   不过，谁是那个军人，为什么他的夫人在宫禁中竟能自由出入，实是耐人寻味。从其夫人与皇帝的亲近情形看，必为近臣。有人于是开始猜测上述军人即是顺治之弟太宗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即襄亲王。此人卒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七月初三日，终年16岁。董鄂妃于同年八月间在其18岁时即被册封为贤妃，从时间上推测，正好27天的服制刚满。  


  对董鄂妃进宫时情形，当时诸种史书均没有作过详细的记载，仅仅有顺治在挽词中说她在18岁时，以其德优而被选入宫中。可是选秀制度规定，超过17岁的女子就没有权利参加选秀了。董鄂氏若18岁时才去应选，别说“以德选入掖庭”，就是和众“合例女子”竞争而进宫做侍女的可能性都很小。那时选秀的合适年龄一般在13岁至16岁之间，若把初选、复选、择配、成婚和与襄亲王一起过日子的时间等因素考虑在内，董鄂妃参加选秀的年龄应在15岁左右，也就是顺治十年前后。董鄂氏进宫后没多长时间，顺治便将其赐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


  清初有各宗室及亲郡王命妇轮番入侍后妃制度，作为襄亲王妻子的董鄂氏，当然有进宫的姿格。长时间周旋于内宫，这样自然而然就有机会与皇帝交往。顺治十一年四月，孝庄太后觉察到儿子与弟媳之间有不正当的勾结，赶忙命令停止命妇入侍后妃之例，说以前根本没有此定制，应“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这似乎就是针对顺治与董鄂氏的不正当关系而言

   襄亲王与顺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董鄂氏却是襄亲王的妻子。顺治这种强占弟媳的可恶行为当然不但有辱国体、宗门和家法，更严重的是恶化了满蒙贵族的政治关系，因此孝庄太后当然要竭力反对。首先，她废弃了亲王郡王命妇入侍后妃的旧例，以便不让儿子和董鄂氏继续来往，接着册立孔四贞为东宫，想使顺治转而宠幸孔四贞，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均没有效果。顺治为了得到弟媳，逼死胞弟，夺占弟媳。对于顺治的种种行为，孝庄太后在无可忍耐时终于亮出“杀手锏”，将董鄂妃除去，也因此导致了顺治出家的闹剧。


  以上说法只是一些人的推测而已，在民间，关于董鄂妃的来历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董鄂妃即为明清之际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姓董名白，字青莲，又字小宛，她在19岁时嫁给了当时有名的才子冒襄，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记载了董小宛的生平，《忆语》中追述她的生平时不吝笔墨，但对小宛生病及丧葬等事却语焉不详。冒襄写道“到底不谐，今日验兑。”似乎董小宛不是病死，病死应作悼亡之辞，而不至于生出“不谐”之叹。于是有人推测说冒襄以小宛被掳之日作为祭辰，托言小宛已死，实则被掳入宫，赐姓董鄂，晋封贵妃了。


  到底董鄂妃是顺治弟媳，还是民间传说之董小宛，尚无人作出肯定的结论，董鄂妃的来历与顺治是否出家一样，成为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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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立储始于康熙吗



  康熙是清代有名的圣君，有子35人，女20人，嫡出最长者为胤，康熙十四年曾被立为皇太子，后玄烨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第二次废黜胤 ；第二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请求再次册立皇太子，这是二废太子后，朝臣第一次为此事上奏请求。玄烨看罢奏疏后，特别召集群臣说明此事。他说：“立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谕旨表明，接受了两次废立太子的沉痛教训，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储位之争的局面，玄烨正在深入思考皇储关系、储君标准、建储方式等重大问题，力图寻找一个较好的办法，避免以往的失误；在没有找到可行方法之前，决不草率册立。他向群臣公开陈述他的观点，表明他在晚年已开始拟订新的建储计划了。

  玄烨在经过4年多的总结、思考以及对储君的精心选择后，开始实施他的建储计划了。


  第一次建储之议出现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据《清世宗实录》载：“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朝鲜使臣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四月从中国返回朝鲜后，禀告朝鲜国王：“臣来时问太后葬后，当有建储之议。”建储之事虽然到处流传，反响很大，但人们对其具体内容却毫不知晓。这表明玄烨只是就建储一事征询皇子与重臣的意见，他本人并未表露态度，更未作出任何决定。可见他对储君人选、册立日期等重大问题，已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保密措施了。

  长篇谕旨”出现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烨在皇太后病危，自己也重病缠身的情形下，召集全体朝臣，商讨建储的有关问题。“长篇谕旨”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及五十六年十一月两个谕旨构成了新的建储计划。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相比较，它的具体的方略，如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有德者即登大位”、“择贤而立”的择储标准，对储君人选以及建储的有关问题的保密原则等等，都比较新颖，而且秘密色彩浓厚，因而可称之为秘密建储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贯彻执行，并且形成制度，将会减少传统建储制度的某些弊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玄烨对实施两千多年的建储制度进行了改革，尽管他本人并未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

  这一秘密建储计划的核心是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完全排除统治阶层中任何集团或个人对建储的干扰。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其他三部分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其他三部分也无法实施。

  虽然玄烨通过“择贤而立”的方式选择储君，但其主观上并无废除嫡长子继承制的意图。玄烨的宗法观念浓厚，认为诸子之中，“允(胤)居贵”。在胤被废后，他已无嫡子，皇长子胤也获罪幽禁，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庶子。

  再者，对储君暗中进行培养、考察，储君如果表现不佳予以撤换时，由于没有让其知道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不良后果，这样皇帝在对储君的选择上，就完全抓住了主动权。

  秘密建储在康熙朝晚期出现，是形势的需要，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了解决复杂、尖锐的储位之争，玄烨只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博采众长，另辟蹊径。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开拓一条新的建储道路，更无将此立为定制、世代遵行之意。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摸索、逐步改进并完善的过程，秘密建储制度也不例外。虽然玄烨是秘密建储的开创者，但直到雍正、乾隆二帝才把它的不足加以改进，把它的疏漏加以补足，并作为一种制度最终确立下来